據(jù)《華盛頓郵報》等多家媒體消息，德國著名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于當?shù)貢r間3月14日在慕尼黑附近的施塔恩貝格逝世，享年96歲。

哈貝馬斯毫無疑問躋身于這個時代最具全球聲望的思想家和公共知識分子之列。在中文世界，他的重要著述幾乎都有了中譯本。他的時政評論或只言片語，也能迅速通過大眾傳媒廣泛傳播。也許唯一的例外在于，哈貝馬斯本人很少談及，或幾乎不提及個人生活，除非他個體化的社會經(jīng)驗，能更好地幫助聽眾理解他所鉆研的系統(tǒng)問題：例如，他關于交往理性的深刻直覺，源自先天缺陷所導致的言語障礙。哈貝馬斯并不否認生活史與智識史之間的重要關聯(lián)，但同時也告誡說：哲學家的生活不宜成為傳奇。

本文原載于2019年6月29日《新京報·書評周刊》專題《“世界公民”哈貝馬斯》。

撰文 | 汪堯翀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

哲學家的生活不宜成為傳奇

哈貝馬斯毫無疑問躋身于這個時代最具全球聲望的思想家和公共知識分子之列。在中文世界，他的重要著述幾乎都有了中譯本。他的時政評論或哪怕只言片語，也能迅速通過大眾傳媒廣泛傳播。也許唯一的例外在于，哈貝馬斯本人很少談及，或幾乎不提及個人生活，除非他個體化的社會經(jīng)驗，能更好地幫助聽眾理解他所鉆研的系統(tǒng)問題：例如，他關于交往理性的深刻直覺，源自先天缺陷所導致的言語障礙。哈貝馬斯并不否認生活史與智識史之間的重要關聯(lián)，但同時也告誡說：哲學家的生活不宜成為傳奇。

“傳奇”云者，主要指傳記容易淪為“小說家言”。在從事傳記寫作的人眼里，這也許是慣常的誘惑。不過，傳記作者斯蒂芬·穆勒-多姆（Stefan Müller-Doohm）自覺地抵御了誘惑，得益于他得天獨厚的學術背景。他曾師從阿多諾，也是《阿多諾傳》（Adorno: Eine Biographie，2011）的作者。

厚達八百多頁的《哈貝馬斯傳》（Jürgen Habermas: Eine Biographie，2014），其前身是多姆之前在蘇爾卡普出版過的哈貝馬斯小傳（Jürgen Habermas，2008），僅用一百多頁，報告了彼時已“退隱”施塔恩貝格的大師的生活與著作編年簡史。他又積數(shù)年之功，立足數(shù)量龐大的原始檔案，包括哈貝馬斯的公開出版物、部分往來信函、訪談、自傳片段以及大量的報刊文章，“推土機”（Charles Mathewes語）式地推開文本地層，展示出思想家不同時期的生活及思想活動的具體積淀。眾所周知，哈貝馬斯最終身兼不無沖突、卻并行不悖的雙重身份，即同時作為公共知識分子與思想家。傳記則必須追問此現(xiàn)象的根據(jù)究竟何在：“這個人物怎樣在與他人的生活互動中，成為唯有置身于時代并深刻剖析時代，才塑造了其人生的唯一性與獨特性的那個個體？”

《于爾根·哈貝馬斯傳：知識分子與公共生活》作者：（德）斯蒂芬·穆勒-多姆譯者：劉風版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年6月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傳記成為了一種邀約，邀請讀者直面哈貝馬斯所積極投身的公共事業(yè)與學術論爭，觀察他如何卷入，又如何逃避時代中哲學與公眾意見的漩渦：任意一方若凌駕于另一方之上，要么會深陷自上而下的精英主義敘事，要么會難逃失范的激情。這層緊張關系，也可以表述為哲學與政治的關系，算得上二戰(zhàn)后全世界范圍內迫切的政治-哲學難題。多少天才大家投身其中，不過因個人遭際與知識立場的不同，解答也殊異。

對哈貝馬斯而言，他一開始便從現(xiàn)代思想領域的日漸分化中，看到了祛魅“哲學”的重要意義。如果說哲學已默然摘下桂冠，接受了作為現(xiàn)代專業(yè)學科之一的命運，那么，哲學家——不過是其同時代人眼中的哲學教授——也不再是沖向風車的堂吉訶德，其理論的形成并不僅限于知識分子們爭執(zhí)不休的“文字共和國”（科耶夫語），更離不開意見紛呈的公共場域。哈貝馬斯給出的獨特答案是在告別特定思想傳統(tǒng)與對當下現(xiàn)實的公共參與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形成了其思想的基本取向：與天才做對手。

當智識史遭遇生活史

德意志民族盛產(chǎn)天才，也推崇天才。天才在德意志民族文化統(tǒng)一的歷史進程中刻下了難以磨滅的痕印。但某種意義上，天才因其超群智識超逾了常人，似乎也暗暗地豁免了對日常規(guī)范的遵循。換句話說，智識與道德的關系，自古以來便是思想史的一個關鍵難題。

思想迅疾如風，具有跨越時代語境的魄力，而道德意識的覺醒雖然相對緩慢，卻始終是前者無法一躍而過的一道“陰影”。當然，這道陰影往往浮現(xiàn)在智識史遭遇了生活史之際，或者說，當智識史意識到了其無法回避的生活史根源之際。哈貝馬斯的思想歷程，離不開其所處的鮮明又痛楚的時代氛圍。彼時，德國社會的戰(zhàn)后重建既“拿來主義”地全盤接受了西方強國民主制度的影響，又始終面臨著自身內部清算納粹牽連的難題。如果說，智識清白的標志就是不厭其煩地熱衷政治反思與公共參與，后起的知識精英們容易厭倦公共姿態(tài)也就不足為奇。但問題恰恰在于，歷史的罪責不會憑空消失，個體的成長唯有更深地卷入社會進程，才能看透文化所遮掩的蒙昧與野蠻。

青年哈貝馬斯。

作為領受了“晚生的恩典”的一代人，哈貝馬斯應征入伍但尚未開赴前線之際，戰(zhàn)爭便戲劇般地結束了。他目睹納粹的社會軀殼崩塌消散，但始終陰魂不散。少年哈貝馬斯的社會化經(jīng)驗怵然始于父親與納粹的罪責牽連，而家庭又強行將之壓抑性地凝固為沉默的疤痕。當他踏上求知道路，置身于天才之間時，就不得不再次直面智識父輩的道德窘境。只不過這一次，生活語境的沉默要求在智識上得到透徹解答。此時，青年哈貝馬斯遭遇了對他一生影響至深的兩大天才，也完成了智識立場的關鍵轉型。

第一位天才便是思想曾席卷歐洲，但因納粹時期不光彩的舉動而跌下神壇的海德格爾。實際上，德國大批知識分子都曾在納粹事件中集體失足，戰(zhàn)后雖接受了短暫的審查，但大多數(shù)又恢復了教職。哈貝馬斯最初的學術導師羅特哈克（Erich Rothacker）及奧斯卡·貝克(Oskar Becker)，便代表了當時知識分子的生存慣例，既背負著歷史污點，又活躍在戰(zhàn)后思想界。戰(zhàn)后海德格爾雖很長時間被禁止公開授課，但因其思想的穿透力及廣泛傳播，仍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1953年，年僅24歲的哈貝馬斯獲得博士學位，仍自詡為海德格爾門徒，深為后者關于時代生存情緒的診斷及關于技術的前瞻性思考折服。同一年，他從好友阿佩爾那里得到了海德格爾一字未改的《形而上學導論》新版，震驚于自己所敬仰的天才頑冥不靈地稱頌1935年運動的“內在真理與偉大”。哲學與現(xiàn)實政治的關系，不再是思想外殼上的自我點綴，而是思想內部帶有殘忍性的智識啟蒙。偶像形象的崩塌，促使哈貝馬斯深思熟慮之后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發(fā)表檄文，應和了當時世界范圍內逐步興起的對海德格爾的批判性反思。

時代最富影響力的哲學天才陷入了“敘拉古之惑”，迫促著西方知識界反思自身的良知。公開的反思和批判不僅為哈貝馬斯積累了外部聲譽，還將他推到了第二位天才身邊。

阿多諾于1949年底結束流亡回到法蘭克福，在大眾媒介上針對極權主義頻頻發(fā)聲，彰顯了知識分子對理性的公共運用。公共職責是如此吸引青年哈貝馬斯，但他同時也清醒地意識到，一個批判者在其標志性的公共批判姿態(tài)之下，必須解決思想上的實質問題，方能與“墮落”天才抗衡。他順理成章地成為了阿多諾的助手，卻迅速地敏感到法蘭克福圈子充斥了僵化刻板的氛圍，注意到當時受人敬仰的導師幾乎不關注同時代哲學。

1956年在法蘭克福，哈貝馬斯在社會研究所擔任西奧多·W·阿多諾的助手。

在1978年寫給馬爾庫塞的信中，哈貝馬斯直言不諱地回顧自己1956年在法蘭克福聆聽了馬爾庫塞講座之后的感受：“那一次我沒有在法蘭克福待多久，我不相信霍克海默，雖然我敬佩阿多諾，但我感到有兩個缺失的環(huán)節(jié)阻止我全心地而不是只是在理智上投入到阿多諾的辯證法探索：從當代哲學（胡塞爾、海德格爾、薩特，等等）到法蘭克福學派工作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從法蘭克福理論到政治實踐的問題、到我們針對核武、軍事、在阿爾及利亞的戰(zhàn)爭等等所發(fā)起的游行示威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保�1978年7月10日哈貝馬斯致馬爾庫塞，見《馬克思主義、革命與烏托邦》，高海青等譯，人民出版社，2019。）

公正地說，霍克海默晚年才出版的早期文稿，其中已有對語言作為陌生人間交往紐帶的哲學思考；阿多諾早期思想中，也包含了接近于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批判哲學。兩人并非不關切時代的智識氛圍，但戰(zhàn)爭和流亡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兩代學人之間的疏離與摩擦。不久之后，矛盾便戲劇性地爆發(fā)：哈貝馬斯應伽達默爾之邀撰寫了當代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討論的綜述，徹底地激怒了霍克海默，使他在教授資格考試上遭遇阻擊。一向順從霍克海默的阿多諾雖破天荒地從中斡旋，但哈貝馬斯仍被迫離開了社會研究所。伽達默爾對這位青年天才的激賞，將哈貝馬斯帶向了海德堡大學哲學系。但無論如何，哈貝馬斯已經(jīng)從天才的門徒，成長為了天才的對手。

阿多諾和哈貝馬斯在1964年4月召開的海德堡社會學家大會上。

重釋哲學對現(xiàn)代社會的意義

哈貝馬斯以天才為對手的思想取向，不僅帶有強勁的公共生活史動因，而且也有著深刻的思想史背景。前者為哈貝馬斯帶來了雖有爭議、但舉世矚目的光環(huán)，后者相對而言不太受重視，甚至僅僅止步于“主體間性”標簽的濫用。正如同時代另一位同樣涉足政治甚深的社會理論大家吉登斯所言：“把哈貝馬斯首先看成一個善辯者顯然是不妥的，他是一個能持之以恒地探尋哲學和社會理論中許多基本問題的系統(tǒng)的思想家�！保撬�，《社會理論與現(xiàn)代社會學》，文軍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哈貝馬斯從事系統(tǒng)性跨學科研究始于他在海德堡任教的短暫三年。盟軍轟炸德國時，海德堡因其舉世無雙而幸免于難，戰(zhàn)后迅速成為了德國學術復興重鎮(zhèn)，大批富有才華和抱負的哲學家齊聚于此，一時群星璀璨。在風氣開放的學術環(huán)境中，哈貝馬斯開始研究“實質性問題”，其宏闊的研究視野囊括了批判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解釋學傳統(tǒng)、社會科學理論及精神分析。

當時，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h）及恩斯特·圖根哈特（Ernst Tugendhat）推動分析哲學正式進入德國高校，激發(fā)哈貝馬斯從新視角即“語言學轉向”來統(tǒng)攝系統(tǒng)問題。海德堡的思想氛圍嚴肅而友好，教授們彼此認真思考和對待同行的觀點，各自在研討課上加以討論和批判。哈貝馬斯與亨利希及圖根哈特就自我（Ich）、自我意識(Selbstbewu?tsein)等核心概念展開爭論，思考如何在新思潮的刺激下重審早已疑慮重重的主體。

1977年6月初，馬克斯·弗里施、希爾德嘉德·溫塞爾德、于爾根·哈貝馬斯、馬丁·瓦爾澤和烏特·哈貝馬斯在博登湖畔。

哈貝馬斯最持久的哲學關切是與主體哲學的持久論爭。經(jīng)過長期的跨學科研究，哈貝馬斯得以用準確的理論工具來表達他的生活史直覺。身體的缺陷和脆弱性，導致了人必然依賴他人。而人唯有作為公共生存的動物，語言能力才獲得了發(fā)展，通過交往行動來實現(xiàn)相互理解、相互協(xié)作的目標。基于對人之社會本性的洞察，哈貝馬斯拒絕了主體哲學，因為后者強調主體性源于自我意識自發(fā)的自律與明晰，不僅是知識的出發(fā)點，也是理性批判的源泉。但在馬克斯·韋伯高懸的工具理性預言之下，對主體的理性批判容易走向其反面，即對主體性徹底的否定。哈貝馬斯認為，這是以�？隆⒌吕镞_為代表的法國后現(xiàn)代思想的路徑。

但是，現(xiàn)代社會不能淪為無主體的語言游戲的構成物，而必須在新的共識基礎上加以整合。這就要求以新視角來重新理解主體性。哈貝馬斯用一個精彩的隱喻傳達了透過主體間性視角來理解的主體性：“為了認識它的結構——它是由主體間性編織起來的布料做成的——人們必須將它想象為向外翻轉過來的手套�！保ü愸R斯，《在自然主義與宗教之間》，郁喆雋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現(xiàn)代主體性值得捍衛(wèi)之處，恰恰在于它既不依賴充滿形而上學氣息的、無涉外界的自我意識現(xiàn)象，又拒絕把大寫的“自我”(Ich)徹底還原為日常語言中人稱代詞“我”（ich）的使用。相反，一個人的自我理解，離不開由語言構成的社會化網(wǎng)絡；一個人能夠在不同的人稱視角之間切換，在“你”的目光中意識到“我”，意味著個體化的原初現(xiàn)象不是自我獨白，而是對他人的關切。

哈貝馬斯在社會理論中發(fā)揮了上述哲學洞察，為主體間的交往行為確立了一個理想極點，即具有“非強制的強制”力量的理想言語情景。交往的“非強制性”體現(xiàn)在，共識的取得只依憑主體間自主舉證以達成一致的溝通；“強制性”則體現(xiàn)在，溝通必須符合語用規(guī)范或滿足命題的“有效性宣稱”，共識才是有效的。

當溝通發(fā)生之際，如果聽話者接受了說話者所提命題的真實性，那么，他實際上也一并接受了隨附于該命題的其它規(guī)范前提，比如，說話者言說的真誠性、言說的適當性或者說表達的規(guī)范性；否則，他必然會對之異議，共識也無望達成。

哈貝馬斯堅持，主體但凡具有合格的交往資質，交往行為便具有理性上的不可欺騙性。因此，交往得以可能的普遍語用前提，正如任何言說都必然要遵守的形式語法，是能夠進行理性重建的。這樣，一個具有理想規(guī)范色彩的批判尺度，可以區(qū)分、診斷社會中形形色色的交往行動。例如，把對象作為客體來對待的策略理性行為并不適用于人際交往，但卻在面對外部自然時具有適用性與合法性。而在道德與藝術等價值領域所產(chǎn)生的知識也許具有對日常生活的顛覆性，但其在實踐釋放與制度表達中，也決不能混同于復制和模仿作為這些領域中價值標桿的天才人物特立獨行的生活方式。換句話說，透過交往理性的視角，現(xiàn)代性表現(xiàn)為一個知識理據(jù)及其對象領域不斷分化且協(xié)調的進程，一個病態(tài)與解放兼續(xù)并存的合理化進程。

哈貝馬斯堅持認為，哲學家不再是總攬全局的天才，盡管面對日益增長的專業(yè)化，還是要擔負起從總體上解釋生活世界意義的責任。哲學作為闡釋者，一方面具有對專業(yè)化的顛覆性，即撬開高度專業(yè)化的專家話語，闡明其隱微內容，如研究綱領的實踐內涵，或藝術具有的政治潛能；另一方面，又要架設起專家話語與日常實踐之間的溝通橋梁，使公共意見如涓涓細流逐步滲入專家知識，以免后者成為日益僵化的系統(tǒng)工具。

1980年，哈貝馬斯（中）在法蘭克福頒阿多諾獎。

當然，嚴格說來，知識分子的公共參與和理論建構無論如何也脫不了干系，至少在理想狀態(tài)下，驅策他們去參與公共討論并作出判斷的，并不是對權力的追求，也就是說，不是完全以話語權為誘餌的策略斗爭，而是作為公民的交往行動。多姆認為，哈貝馬斯關于兩者關系的理想可概括為：“公民并不因為是思想權威或更具備專業(yè)知識，就擁有知識分子身份；之所以成為知識分子，是因為他參與對話，嘗試去做別人也能做的事：提供贊成或反對一件事情的令人信服的論點�！�

從年輕的海德格爾門徒，到舉世聞名的公共知識分子及思想家，哈貝馬斯重釋了哲學對于現(xiàn)代社會的功能與意義。至少，哲學不再純粹是天才事業(yè)，而是平實得多、素樸得多的公共闡釋者。哈貝馬斯毫不諱言哲學應滿足于此，“有最終決定權的不是哲學家，而是公民�！�

“不想成為思想大師的思想大師”

公民與哲學家的身份，無論如何都存在著特殊距離。一個公眾人物的公共姿態(tài)直觀而富有理性的魅力，總是與漫畫式的情緒刺激和風險并存。多姆多次提及，哈貝馬斯深知個中滋味，在面對政治立場之爭時，也不憚拿起與其啟蒙理想相悖的話語武器。他投身于公共領域的論戰(zhàn)史幾乎同步于德國戰(zhàn)后至今的公共生活史，不啻為觀察德國當代史發(fā)展的一扇窗口。

可是，比起現(xiàn)實經(jīng)驗的瞬息萬變，公共領域的形成和持存具有相當脆弱的理想色彩。公共領域要想運行良好，其基礎必須是保障公民之間非強制交往的商談倫理，那么，就必須承認公共領域的商談要以追求更好的論據(jù)為原則，以期說服對手、達成一致。至少涉及專業(yè)論題時，某些公民會因為其思想權威或更具備專業(yè)知識，有能力提出更令人信服的論點。那么，從長期來看，這樣一個逐步積累了道德與知識權威的知識分子，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大家”，難道不比他者更有資格“握有解釋世界的鑰匙”嗎？

某種意義上，當哲學試圖回答具體問題之時，也就是說，當哲學不再追求智慧，而是試圖占有智慧，以便予以明確答案之際，它就具有了某種“意識形態(tài)性”。而圍繞這個立場，哲學家們往往就形成了某個宗派。宗派并不意味哲學家不再思考，而是暗示哲學失去了超越社會語境的內核。不管這種刻畫的形而上學色彩多么濃厚，但是，哪怕哲學及其真理形成的方式基于嚴格遵循程序主義論證規(guī)范的可錯性，哪怕哲學僅僅作為公共闡釋者而發(fā)揮效用，哲學也確實既不可能遠離，也不可能直接服務于現(xiàn)實經(jīng)驗。換言之，哲學家的生活史與智識史必須永遠保持張力，否則就會徹底喪失其批判色彩。

哈貝馬斯。

哈貝馬斯的啟蒙理想，也涉及他究竟如何踐行具有高度自反性的理論。相比起爭議頗多的公共知識分子形象，他對自身理論的踐行更重要的是通過教學活動。某種程度上，哈貝馬斯結晶為交往理性的啟蒙理想，實際上在他的教學活動中才得到了最平穩(wěn)也最充分的釋放。相對而言，傳記對哈貝馬斯的教學生涯著墨不多，但卻提供了一個別樣的視角。

大多數(shù)情況下，一本書的附錄往往是讀者會忽略的地方，至少很難得到與正文相似的認真對待。細心的讀者不應忽略，傳記附錄專門收錄了《哈貝馬斯講座和研討課名錄》，記載了哈貝馬斯從1962年到1995年間共計150門課的課程名稱。這份名錄堪稱一份饒有趣味的研究指南，讀者可透過哈貝馬斯研究主題的分布和遷移，觀察到他與西方思想史長達數(shù)十年的對話。名錄可供討論的話題雖多，但有兩個特征最值得重視。

其一，課程名錄透露出哈貝馬斯思想融會貫通的特點，即在高度國際化的同時，堅守德國思想傳統(tǒng)資源。不過，國際化并非簡單意味著與英語世界建立起制度關聯(lián)，如作品英譯、擔任客座教授及用英語授課、寫作等等。上一代德國“流亡學者”早已接軌國際，不乏諸如阿倫特等未曾回返德國、并贏得了世界聲譽的大家。對哈貝馬斯這一代學者而言，“國際化”更重要的旨趣在于不同思想傳統(tǒng)之間深入的“對話”，用彼時流行的措辭來說，即彌合大陸哲學與英美分析哲學之間的長期分歧。哈貝馬斯的工作卓有成效，也為法蘭克福學派的后續(xù)發(fā)展奠定了基本的風氣。當然，就戰(zhàn)后世界范圍內分析哲學一騎絕塵的勢頭而言，彼時德國哲學最杰出研究者們的工作，也有為德國思想傳統(tǒng)在全球學術國際化浪潮中爭獲一席之地的意圖。

其二，課程名錄最直觀地反映了哈貝馬斯博采眾家之長、具有高度整合性的思想風貌，能夠幫助讀者更直觀地獲取批判理論“范式轉型”的知識地圖。不過，同時也應強調，如果從法蘭克福學派當代發(fā)展的視角著眼，哈貝馬斯的知識架構也不可避免地呈現(xiàn)出某些時代的局限性。這個局限性，已有學者指出過，就是規(guī)范性太強，而比較忽視經(jīng)驗立場。

哈貝馬斯的思想充滿了康德主義色彩，他的普遍語用學以理性重構交往的一般條件為宗旨，建構起了社會理論的批判尺度，更多承襲的是康德三大批判的傳統(tǒng)。當然，這也與哈貝馬斯遠比他的前輩更深入地介入與研究英美分析哲學有關�；裟吞睾髞碇赋觯愸R斯時代占據(jù)主流的道德與實踐哲學形態(tài)皆為康德主義。例如，哈貝馬斯政治哲學最重要的論辯對手是羅爾斯；他在法哲學領域的論辯對手阿列克西（Robert Alexy），也是不折不扣的康德主義者。相比之下，霍耐特及其學生的工作則應和了黑格爾主義的當代復興，走向了與哈貝馬斯不同的方向，強調回返第一代批判理論家的經(jīng)驗立場。

洛文塔爾曾在哈貝馬斯60歲生日前夕，去信稱贊哈貝馬斯不是一個追隨者。正是在漫長的教學與講演生涯中，生活史與智識史的張力不僅不會消失，而且逐步地結晶為了學習過程，有效地激發(fā)了批判理論的代際更新。哈貝馬斯在自己80歲生日的致辭中，專門回顧并稱贊了研討課作為傳統(tǒng)學術制度的價值：“它獎賞那些推翻理由空間中的一貫規(guī)則并建立新規(guī)則的思想和信息�！� 哈貝馬斯深知，就現(xiàn)代社會的公民教育而言，沒什么比得上大學的作用與影響。

道德勇氣，如果它是真實的，就一定是智識勇氣，必須同時應對生活史的不公與智識史的挑戰(zhàn)，并堅持其在公共討論或專業(yè)商談中的可錯性。這讓人想起了整部傳記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細節(jié)之一。1983年，哈貝馬斯第三次重返法蘭克福大學時，在辦公室放了一張阿多諾的照片。他回顧自己的求學生涯時，多次稱阿多諾是他“一生遇到的唯一的天才”。這是對伯樂的最高禮贊和深切懷念，但哈貝馬斯同時也告誡：“永遠別拿自己和天才比，但要始終以批判天才的作品為目標。”

撰文/汪堯翀

編輯/董牧孜 榕小崧

校對/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