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1日，《紐約時報》發(fā)布了一篇觀點文章，英文標題為《America Is Waving the White Flag in the New Cold War Against China》，中文標題為《美國已在與中國的新冷戰(zhàn)中舉起白旗》，以下為文章原文。

一年之隔，天翻地覆。

去年1月，特朗普強勢重返白宮，蓄勢打響貿易戰(zhàn)，身后還有一眾自身對華強硬派撐腰。彼時，外界幾乎篤定，他的回歸必將讓美國與中國這兩個大國的對抗再度升級——這場對抗，早已被外交政策人士籠統(tǒng)地稱作“新冷戰(zhàn)”。

而2026年，美國的地緣政治處境已然天差地別。中國或許仍隱于幕后，但臺前的美國，一邊在委內瑞拉開展非法軍事行動，一邊公然企圖接管格陵蘭島、威逼歐洲，還對古巴、伊朗等敵對國家發(fā)出威脅。對加拿大長達一年的敵對態(tài)度更是將這個鄰國推向了中國的懷抱——這位曾與我們情同手足、最忠誠的盟友竟與美國分道揚鑣。

這些舉動，有些或許是出于大國對抗的考量；有些，或許是歷史的介入打亂了宏偉規(guī)劃；還有些，可能只是純粹的外交失能與短視的虛張聲勢所致。但另一種可能性也同樣存在：我們正步入新冷戰(zhàn)的全新階段，在與世界另一大國長達十余年的對抗持續(xù)升級后，其他全球優(yōu)先事項已取代華盛頓兩黨對這一對抗的執(zhí)念。

特朗普政府起初強硬祭出關稅大棒，卻很快從貿易戰(zhàn)中退縮，以至于如今美國對中國的關稅竟低于美國莫名加征給印度的關稅。政府還放寬了此前以國家安全為名設立的人工智能芯片出口限制。那份曾讓“唐羅主義”成為熱議話題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報告將中國降為次要議題，反而更多聚焦本土安全、邊境問題以及西歐的文化戰(zhàn)爭。

加拿大總理卡尼本周在達沃斯發(fā)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講，宣稱由美國主導、基于規(guī)則的自由國際秩序已然崩塌——他也坦言，這一秩序向來部分帶有自利的虛假色彩——演講贏得了全場起立鼓掌，當被問及卡尼批準中國電動汽車進入加拿大市場的決定時，特朗普也持類似論調。

這算是和解嗎？答案尚待時間檢驗，但至少目前它標志著局勢降溫。而這一轉變的背后，遠不止我們這位反復無常的總統(tǒng)，以及他總想用巧取豪奪的強權戲碼博取關注的執(zhí)念。過去一年，在特朗普陣營之外的外交政策研究者中，出現了中國問題評論員所言的“氛圍轉向”：昔日對另一個世界大國的本能對抗，正讓位于一種由純粹敬畏維系的復雜心態(tài)糾葛。

長期以來，美國的對華認知被強硬派主導，他們堅稱必須擊敗這個對手，無論“擊敗”的定義為何。如今這一觀點仍十分普遍，但曾經的廣泛共識已然破裂，越來越多的政策專家開始反思：我們是否還有機會迎頭趕上？他們也開始正視一種可能性——盡管未來充滿未知，但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

你或許早已了解綠色科技領域的整體態(tài)勢：如今中國每年新增的風電、光伏裝機容量約占全球總量的三分之二；它對綠色轉型所需的制造投入規(guī)模如此之大，且相關組件成本下降如此之快，使得發(fā)展中國家正以驚人的速度爭相采購。中國的風力發(fā)電機產量占全球60%，2024年風電裝機量接近全球第二的20倍；電動汽車全球產能占比超70%；即便美國在電池領域傳來相對積極的消息，中國仍占據著全球約90%的電池市場份額。若以發(fā)電量衡量人類文明的發(fā)展進程，那么中國正遙遙領先于世界其他地區(qū)。

中國的商用無人機產量占全球約70%。機器人領域的差距同樣是痛點，2024年中國的工業(yè)機器人裝機量幾乎是美國的九倍。

每位中國問題觀察家都有自己熱衷的觀點。一年前，經濟愛國者還在強調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優(yōu)勢，但如今中國似乎已輕松抹平了差距：去年秋天，美國芯片巨頭英偉達的黃仁勛曾直言，中國注定會贏得人工智能競賽，隨后才淡化了自己的正式表態(tài)。2024年，中國企業(yè)開展的臨床試驗占全球總量的近三分之一，而十年前這一比例僅為5%；過去五年，中國藥企向全球授權的藥品總價值增長了15倍。

不少硬件極客則格外關注中國在造船領域的優(yōu)勢：按噸位計算，2024年中國國有船舶集團建造的商用船舶總量已超過美國自二戰(zhàn)結束80年來建造的總和。

此外，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也堪稱驚人：2000年至今，中國城鎮(zhèn)人口從4.5億激增至9億以上，翻了一倍多。如果你為美國的住房危機感到焦慮，尤其將其歸咎于美國建筑行業(yè)發(fā)展放緩，那么聽到下面的數據或許會深感震驚：中國超三分之二的住房都是2000年之后建成的，且中國的住房自有率超90%。

或許建成環(huán)境提供了最鮮明的對比：那些高鐵線路、綿延數公里的大橋、高架道路在摩天大樓林立的城市中蜿蜒穿行。而某種潛藏的羨慕中國的情緒也推動了名為“豐裕派”的自由派改革運動。法學教授戴維·施萊歇爾是這場思潮的學術陣營核心人物，當被問及哪些基建項目能喚起美國民眾足夠的熱情，讓聯(lián)邦政府得到正當理由去突破嚴苛的監(jiān)管與官僚體系文化時，他答道：“想想中國在做的任何事，然后想象將其搬到美國的規(guī)模：大型新地鐵系統(tǒng)、大型高速公路、大型輸電網絡、大型管道?！?/p>

經濟史學家亞當·圖茲經常談及第二次中國沖擊的到來——與第一次沖擊形成鮮明反差，這一次是西方迫切希望融入中國的供應鏈。但我們或許正經歷著另一種沖擊：長達十年的迷茫期，美國政策制定者們對崛起如此迅猛的競爭對手束手無策，更目睹其在崛起過程中不斷打擊美國霸權。

中國經濟增速或許仍高于美國，盡管美國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更高，但經特定口徑調整后，中國經濟總量可能更大。

經過十年的持續(xù)升溫，美國關于中美競爭的敘事已悄然轉向，華盛頓曾有的歇斯底里正被一種更為克制、充滿不確定性甚至不安的情緒取代。

20年前，許多美國人認為，中國無法對美國霸權構成持久挑戰(zhàn)。10年前，對華強硬派開始憂心，美國需要采取更多行動，遏制這個崛起的大國。盡管如今尚未形成共識，競爭帶來的歇斯底里仍大量存在，但過去一年，越來越多聲音開始質疑這場競賽是否早就是敗局已定。

對于美國這樣一個向來自負的國家而言，這一轉變令人困惑。我們見證的，不僅是另一個大國的崛起，更是對西方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假設——關于發(fā)展、政治制度乃至文明成就本身——的根本性挑戰(zhàn)。我們只是尚未擁有直面這一現實的思想勇氣。

或許，我們如今才剛剛開始直面這一現實——有人愈發(fā)陷入宿命論，有人憧憬一個不再由霸權對抗主導、而是趨于平衡的世界，還有人通過向老牌盟友與昔日對手發(fā)難，在那些我們仍確信能夠威懾壓倒的對象面前，上演絕望的強權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