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學問中庸，做人是零和?！?這是著名社會學家趙鼎新老師的自我評價。

所謂“中庸”，是指他的治學方法。他的研究熔冶中外、縱跨文理，不拘泥于學派、學說，只要言之有據(jù)，皆能采納。

而所謂“零和”，是指他的嚴謹和不妥協(xié)。在學術上辨?zhèn)未嬲妫跁r務中針砭時弊。趙鼎新老師一直是棱角分明的人，有違其價值底線的事，他堅決不做。

做學問的中庸：折中與建構

“中庸”是儒家思想，“中庸”即為“中用”，主張不偏不倚、恰到好處。引申開來，有揉合兩端、折中而用的意味。趙鼎新老師在學問上的中庸，其實包含兩層意思：一是綜合各種學說，以為己用；二是立足中國語境，倡導構建適合中國人思維的社會科學體系。

折中西方左派與右派

趙鼎新老師曾遭一位西方學者的批評。大意是說他折中地把西方左派的理論、右派的理論放在一起，然后再提煉自己的觀點。這實際上是在說他沒有自己的研究立場。

但折中有什么不好？只要能解決問題即可。例如，對待哈耶克和波蘭尼，趙鼎新老師就是在“執(zhí)其兩端而用其中”。

哈耶克認為任何計劃都會走向?qū)Ｖ?，而波蘭尼則認為純粹依靠市場才會導致專制，這兩種觀點針鋒相對。趙鼎新老師的看法是，兩個人各執(zhí)一端，各自抓住了各自的因果關系，但又都不全面。如果綜合起來看，他們在經(jīng)驗層面上講，都是錯的。

▲波蘭尼和哈耶克

在西方學者眼中，左、右之間總要擇定一個立場，不可含糊；而在類似趙鼎新等中國學者看來，類似的綜合與折中，是根底于老子和孔子的傳統(tǒng)，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構建中國話語體系的社會學

趙鼎新老師一直倡導建立中國自己的社會學話語體系。這不是簡單的民族主義立場，而是社會學本身的要求。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看問題的方式，也許它有缺陷，但是肯定非常有特色。一個民族真正要有自己的社會科學，是需要把自己民族認識問題的底層邏輯揭示出來，他的新作《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就是他構建中國社會學話語體系的第一步實踐。

例如，關于“結構功能主義”，孔子與斯賓塞、涂爾干等人的理解很不相同。在自然科學領域，有結構就有功能，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是吻合的。比如，動物需要進食，一定會有嘴巴。

但是在社會學領域，有結構不一定有功能，或者曾經(jīng)有功能現(xiàn)在沒有了，再或者功能發(fā)生了轉(zhuǎn)變?？鬃訌娬{(diào)君臣、父子各有等級，是謂“正名”思想，但如果皇帝不像皇帝，臣民可以造反，父親不像父親，兒子也可以造反。這樣來看，孔子的結構功能主義就比斯賓塞、涂爾干顯得更高明。

實際上，中國早期哲人，更關注社會現(xiàn)象。即使如王陽明格物致知，他觀察竹子，也不是在研究具體的植物學，而是分析蘊藏在竹子中的“道”。

中國有一句諺語，“三個和尚沒水吃”，僅僅一句描述即可讓人體悟其中的道理。但西方卻要對此進行更精密的邏輯推演，他們會把“水”抽象成公共之物，把“3個和尚”視作種群密度。

公共之物既定，參與分享的人數(shù)越多，資源便會越分越少。于是便產(chǎn)生了一種新理論——“搭便車理論”。

趙鼎新老師認為，中國的理性是一種實踐理性，而西方的理性是一種純粹理性。

純粹理性容易走向理性的自負，實際上也就是科學的自負，它太過相信邏輯的歸納和演繹，不斷實驗、推演，自以為得到了一個普遍適用的因果關系。

中國的實踐理性則更強調(diào)點到即止，它不喜歡下定義，而是如“三個和尚沒水吃”那樣的描述，不強調(diào)普遍因果，而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要構建中國話語體系的社會科學，

先要破除對“科學”的迷信

什么是科學？就是控制、比較、對照，通過一系列實驗得出一定的因果關系，然后形成一種自認為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

但科學果真毫無瑕疵？

趙鼎新老師曾說，他的一位朋友發(fā)明了一種可以治療禿頭的藥。在實驗室條件下非常成功。于是又在小白鼠身上試驗。老鼠一吃，禿頭治好了，但沒過多久又患上了癌癥。

所以，在物理學層面，在控制實驗下得出的結論差不多能放之四海而皆準，可是把它應用在生物學里面，卻不一定適合。

如果運用科學思維解釋社會問題，弊端往往更多。

趙鼎新老師還舉了一例，在美國舊金山的金門大橋，每年都會有人自殺。金門大橋一邊面向大海，一邊面向都市。輕生者常常選擇在都市這一側結束人生。有人分析，這是因為他們在輕生前仍然留戀，于是選擇結束時，仍要面向人間。

這種推測能否用科學實驗證明？如果被測者發(fā)現(xiàn)有人在觀察他們，他們可能會逆反。你認為我應該這樣，我偏不！所以，趙鼎新老師說：“對于社會科學，你一旦把它當做科學理解，結果往往是錯?！?/p>

做人的零和：批判與反思

趙鼎新老師治學，具備貫通中西、融匯文理的格局。但是這種融合，只是他治學的方法，絕不是他治學的態(tài)度。其做人與為學的核心仍是求真知、探真理。這是底線，有違于此者，他是絕對的“零和”，反思、批判、論戰(zhàn)，都是他不妥協(xié)的證明。

▋與當代學人商榷

趙鼎新老師一直關注著當代學人、學術領域的各種研究成果，有贊同亦有商榷，甚至是尖銳地批評。

例如，他批評哈佛大學某華人教授。認為其用網(wǎng)絡分析法研究中國歷史，有欠妥當。他指出，在社會上的一些基本關系，比如夫婦、父母、親子等，彼此親疏遠近并非一成不變，有可能10年之前這種關系還在，10年之后便發(fā)生了變化，由愛而恨、由聚而散甚至由生到死……所以，利用這種網(wǎng)絡分析法研究歷史、社會等，所得結論未必準確。

▋批評“文科無用論”

在日本以及在國內(nèi)，最近有兩種聲音特別強烈，即“文科無用”與“學歷貶值”。

趙鼎新老師認為，一些外國學者認為文科無用，其實影響不大，充其量僅是一種學術上的探討。但在國內(nèi)，這種思維卻很令人擔憂。因為中國教育是國家體制，一旦國家接受了這種思維，那對文科的發(fā)展無疑會產(chǎn)生巨大影響。

按趙鼎新老師的看法，文科非但不可削弱，反而還要加強。因為文科是存在歷史記憶的，它記錄與傳承著人類文明。忘記意味著背叛，忘記便會有災難。

說文科無用的時候，可能正是文科出問題的時候?，F(xiàn)在一些研究者，追求發(fā)表文章。但發(fā)表只是定量的指標，這和現(xiàn)實無關。要復興文科，研究者不能以此為追求，要認認真真讀書、認認真教書。

關于學歷貶值，這并不奇怪。歌舞升平三五代，不是學歷貶值就是讀書貶值。例如在科舉時代，國家拿不出更多的職位提供給讀書人，考中舉人的機會非常之難，此是讀書貶值；在當代，因為高校擴招等因素，大學生數(shù)量增多，學位貶值，這也是很正常的現(xiàn)象。

學歷貶值或讀書貶值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其背后的問題。例如，歌舞升平三五代后，利益集團變得更強，人才通路越來越依托某些特定渠道或關系，這才值得重視。相對于學歷貶值，更大的問題是“學歷貶值社會”所產(chǎn)生的一系列問題。

▋反思中國教育問題

趙鼎新老師在芝加哥大學教學25年，面對學生做社會調(diào)查相關問題時，最感困惑。因為年輕人社會閱歷淺，認知不夠，面對采訪對象，往往是降維測量，很難得出客觀結果。

但這并不是說，不能用田野調(diào)查的方式進行社會學研究，只是老師要盡更多的責任，要手把手帶學生。但問題是，這種方法在國外或許可以實現(xiàn)，因為國外類似芝加哥大學，可以允許學生十年畢業(yè)，但在國內(nèi)卻不行。四年時間，也許學生僅僅剛剛入門。

“所以說我在國內(nèi)都不敢?guī)W生，按照我的方式帶，這是害學生們沒有辦法畢業(yè)，但是如果用敷衍的方式帶，我又覺得沒有道德?！闭f到根底處，這還是要反思一下我們的教育機制和教育評價體制，這才是令他痛苦的根源……

趙鼎新老師曾先后在復旦大學、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學習生物學，獲昆蟲學博士學位，又毅然轉(zhuǎn)向文科，改讀社會學，再獲社會學博士學位，兼具演化科學與社會機制的綜觀視野，獨特而犀利。

《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是趙鼎新教授在清華大學講授“社會與政治運動”課程的講義，凝聚了他三十年的研究與教學精華，不僅是社會運動領域的入門指南，是一部培養(yǎng)獨立思考能力的方法論寶典，更是了解社會運動發(fā)生演化的扛鼎之作。

斯坦福大學周雪光教授說：《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脈絡清晰、內(nèi)容翔實、評判犀利，呈現(xiàn)了作者的深入思考和獨到見解。

北京大學周飛舟教授認為：本書既能帶領讀者沉潛其中，領會精密深邃的理論魅力，又能高屋建瓴，縱覽社會運動理論的源流變化。

除了學界的高度認可，一般讀者也是好評如潮。有讀者說，這他見過的最好的、讀的次數(shù)最多的社科著作，不少內(nèi)容都給人一種“一語驚醒夢中人”的感覺。

本書是罕有的頂級社科精品，值得反復閱讀，每次都能激發(fā)新的思考。無論是專業(yè)的學者、學生，還是一般讀者，都能從中獲益無窮：搭建起一套完整而深刻的理論體系，提高分析社會現(xiàn)象的能力，看懂社會運行背后的深層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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