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屆“世界考古論壇·上�！眲偮湎箩∧唬愕弥鴺s獲世界考古論壇終身成就獎的著名考古學家、公共考古作家布萊恩·費根（Brian M Fagan, 1936-2025）教授已于2025年7月1日不幸去世，享年八十八歲。知此消息后，立刻上網(wǎng)找到《衛(wèi)報》刊登的訃告以及費根教授的合作者娜迪亞·杜蘭尼博士（Nadia Durrani）在《世界考古》（World Archaeology）第133期（9月14日）上發(fā)表的悼文，對費根教授的生平有了更多了解，對其學術(shù)志向和寫作成就愈加欽佩，同時憶起與費根教授通過一次電子郵件的往事。

考古學家布萊恩·費根

故事要從2011年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十卷本《夏鼐日記》講起。夏鼐（1910-1985）是新中國考古事業(yè)的奠基人，“社科會堂”掛像的學術(shù)大師，是我們這一代社科院人景仰的對象。因特殊機緣，我對夏先生還有一份獨特的親切感。上世紀末我曾在位于王府井大街二十七號的考古所院內(nèi)平房居住過兩年。那個小院曾是黎元洪的府第，院內(nèi)有假山、竹林、丁香和白皮松，春日景明或秋高氣爽的周末午后走上假山，在紫藤下讀書，是一件美事�？脊潘簝�(nèi)的圖書室正門前有座夏鼐先生的半身像，塑像兩邊有據(jù)說上了年頭的牡丹，盛開時不遜洛陽牡丹�？傆欣峡脊潘酥鲃臃魇孟裆系幕覊m，忌日還有人奉上鮮花，足見夏先生在老一輩考古所人心目中的地位。

從葉秀山老師那里我也聽過一點夏先生的故事，他們曾經(jīng)同住干面胡同宿舍，夏先生跟賀麟先生住的是樓房。葉老師說有一次他去胡同的糧店，售貨員告訴他，你們的夏老先生付了錢但忘了拿糧，讓葉老師把糧給夏先生送去。

因此，當十卷本《夏鼐日記》擺在面前的時候，有種如獲至寶的感覺，相信這會是一個了解社科院歷史乃至當代學術(shù)史的契機，于是開啟了一段愉快的閱讀。閱讀的收獲很大，從2013至2014年間，我陸續(xù)在《南方文物》上發(fā)表了三篇由《夏鼐日記》引發(fā)的文章：《歷史與小說的互讀——讀〈夏鼐日記〉之一》針對《夏鼐日記》前三卷，在夏先生早年經(jīng)歷中的諸多細節(jié)與《圍城》所描寫細節(jié)之間進行互證、互釋，以此加深對夏先生和錢先生這兩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shù)大師成長經(jīng)歷的理解�！犊脊砰T內(nèi)的人生站點——讀〈夏鼐日記〉之二》以“清華?倫敦”“南溪李莊”“南京雞鳴寺”“東廠胡同”四個時間節(jié)點為線索，勾勒了夏鼐先生的學術(shù)歷程�！妒澜缧耘c民族性的奏鳴——讀〈夏鼐日記〉之三》從夏先生早年求學經(jīng)歷中梳理出了“世界性”和“民族性”兩條線索，作為受五四精神洗禮成長起來的一代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

《夏鼐日記》

在寫作《世界性與民族性的奏鳴》時，我對促使夏先生轉(zhuǎn)變對考古學態(tài)度的一位關(guān)鍵人物產(chǎn)生了濃厚興趣，他就是Sir Mortimer Wheeler（1890-1976），日記中稱Dr. Wheeler或惠勒博士。夏先生1935年經(jīng)清華公派留學到倫敦大學學院學習考古學，但他對入考古門一直猶豫，覺得自己更擅長與書本打交道。初到英國時，除師從葉茲教授外，他還跟倫敦博物館的惠勒博士學習考古技術(shù)。夏先生向惠勒博士請教的第一個問題是花土提取方法，這是出國前梁思永先生的囑托，而惠勒博士當時請夫人泰莎代為解答，夏先生很快就把結(jié)果報告給了梁思永（《夏鼐日記》卷一，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327、382、383頁）。

葉茲教授對中國古物的了解有限，加上夏先生覺得到國外學中國東西“殊為痛心”，因此愈加迷茫。1936年5月15日至17日，夏先生跟隨惠勒博士組織的參觀考察團，參觀了巨石陣、巨木陣、中世紀城堡、羅馬道路、排水渠等遺址，從惠勒博士的現(xiàn)場講解中受益良多。在7月5日的日記中，夏先生完全改變了對考古學的態(tài)度。日記這樣寫道：“考古學在學術(shù)界的地位，并不很高，但是治上古史，考古學是占中心的地位，尤其是中國現(xiàn)下的上古史界情形，舊的傳說漸被推翻，而新的傳說又逐漸出現(xiàn)，與舊的傳說是一丘之貉，都是出于書齋中書生的想像，假使中國政治社會稍為安定，考古學的工作實大有可為也。書此以自勉。”（《夏鼐日記》，卷二，53頁）

1936年7月27日至9月4日，夏先生參加了惠勒博士主持的梅登堡（Maiden Castle）發(fā)掘，并在日記中詳細記錄了惠勒博士采用的科學的田野考古方法，如安放“標樁”以定位，樁上標號以確定出土物的層位關(guān)系，繪制剖面圖，記錄出土物等。梅登堡的發(fā)掘經(jīng)歷使夏先生徹底轉(zhuǎn)變了對田野考古的態(tài)度。

費根著作《時間偵探》

讀到這些日記的時候，我特別想知道惠勒博士的田野考古方法在當時處于怎樣的水平。于是上網(wǎng)查找資料，找到了費根教授1995年首版的《時間偵探》（Time Detectives: How Scientists Use Modern Technology to Unravel the Secrets of the Past）一書。費根教授在書中提到了惠勒博士于1934至1937年對梅登堡的發(fā)掘，他著重強調(diào)了惠勒博士在發(fā)掘技術(shù)上的兩項革新：一是大面積采用“十英尺（三米）的探方”（a grid system of 10-foot [3m] squares）；二是對探溝的垂直切面進行詳細的標記和記錄，以確立年代序列。這個“十英尺（三米）的探方”正是夏先生日記中所說的“每三呎一樁（水平距離），兩行標樁相距六呎”！更為重要的是，費根指出，惠勒博士的梅登堡發(fā)掘達到了那個時代田野考古技術(shù)的高峰，為考古發(fā)掘樹立了新的標準。這個結(jié)論無疑是鼓舞人心的，說明夏先生學習的是世界上最先進的考古技術(shù)。無怪乎夏先生在1980年5月的訪英日記中，記下了利茲大學同行的話：“曾看到中國考古發(fā)掘的照片，工作井井有條，不知如何取得如此水平，今天談后才知道曾從Sir Mortimer Wheeler學習過田野考古方法的�！保ň戆�，410頁）

閱讀過《時間偵探》后，我通過網(wǎng)絡(luò)進一步了解了費根教授，知他已于2003年從美國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榮休，成為專職的考古作家，致力于向公眾推介世界考古。2013年，費根教授應(yīng)邀來上海參加首屆世界考古論壇。在開幕當天，也就是8月23日晚7點，他在“公共考古”板塊做了題為“消失的城市和地下的文明為什么重要？”（Lost Cities and Buried Civilizations: Why Are They Important?）的公共演講，地點是上海博物館報告廳。

作為圈外人士，我當然無緣到場聆聽費根教授的演講，但因碰巧看到了首屆世界考古論壇的手冊，得知費根教授的郵箱地址，一時興起，把閱讀《時間偵探》和夏先生參加梅登堡發(fā)掘的事通過郵件告訴了他。很快，2014年4月3日，我收到了費根教授誠摯的回復。費根教授說，他跟Sir Mortimer Wheeler很熟，當時惠勒博士已不再從事發(fā)掘工作，正執(zhí)掌英國研究院（British Academy）。費根教授說，他小時候生活在離梅登堡約三十公里的地方，對遺址非常了解，在課上多次講授過夏先生參與發(fā)掘的東門。他還說，梅登堡的發(fā)掘是惠勒最好的工作。他對惠勒與中國考古學的淵源很著迷，希望我能把夏先生對這次發(fā)掘和對惠勒的記憶譯成英文，相信英語世界的讀者定會對此感興趣。最后費根教授告訴我，《時間偵探》是一本老書，有些方面會有些落伍。他近年的工作重心是氣候變化，尤其是對動物的影響�！拔业膶懽饕恢笔敲嫦虼蟊姸菍＜业�。正如我們在上�？脊耪搲�，這是我們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

費根寫給作者的電子郵件

2017年，費根教授再次來到上海，參加了以“水與古代文明”為主題的第三屆世界考古論壇，并做題為“‘你眷顧著地、降下透雨’（〈圣經(jīng)·舊約·詩篇〉65-9）——人與水的關(guān)系變遷”的公共演講。正是在這屆論壇上，費根教授獲得了論壇授予的終身成就獎。

對于費根教授的建議我一度有些動心，但因種種原因未能兌現(xiàn)。2019年末，我在幫助汝信先生清理他存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辦公室的書籍的時候，發(fā)現(xiàn)了惠勒博士的一本著作——《羅馬藝術(shù)與建筑》（Roman Art and Architecture）。該書首版于1964年，我看到的是1965年的重印本，這個發(fā)現(xiàn)再次激起我詳細考察惠勒博士與夏先生之間的學術(shù)淵源史的興趣。這次我參考了費根教授出版于2018年的《考古學簡史》（A Little History of Archaeology），其中第二十五章“噴火的巨人”講的就是惠勒對田野考古學以及對世界史前史的貢獻。最終我寫成了《夏鼐與惠勒博士：追溯一段學術(shù)史》一文，并于2022年發(fā)表在《南方文物》。很可惜當時沒有想到向費根教授更完整地了解這段學術(shù)史，包括夏先生在1973年9月訪英時再次見到惠勒博士的事實，這是終生的遺憾。

惠勒著作《羅馬藝術(shù)與建筑》

這次通過訃告和悼文對費根教授生平的記述，我發(fā)現(xiàn)了兩條有價值的信息。一是費根教授在獲得劍橋博士學位后，于1960至1965年間在非洲從事考古發(fā)掘。這段經(jīng)歷使他對考古是不是自己的使命表示懷疑，他一度想進入父輩從事的出版業(yè)，因為感覺自己像一個“優(yōu)秀的二流發(fā)掘者”。這個自我評估跟夏先生初入考古門時的猶豫有相似之處。同樣，他們最終都克服了自我懷疑，以不同的方式走上了事業(yè)的巔峰。

二是費根教授結(jié)束非洲發(fā)掘后回到英國，曾受邀與惠勒博士共進午餐，當時的惠勒博士已是知名考古學家和媒體明星。正是惠勒博士建議他要為公眾寫作考古學，認為“我們需要新的聲音”。1966年費根教授接受了美國伊利諾伊州立大學的教職，次年轉(zhuǎn)至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他發(fā)現(xiàn)手頭并無可用的教材，只能自己寫。于是在隨后的七年時間內(nèi)完成了兩部教材：1972年的《開端：考古學導論》（In the Beginning: An Introduction to Archaeology），至今已出至第十五版；1975年的《地球上的人們：世界史前史導論》（People of the Earth: An Introduction to World Prehistory），已出第十六版。他一生共出版五十本書，包括與杜蘭尼博士合作的書，譯成中文的至少有十余種。

199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費根著作《地球上的人們：世界史前史導論》

惠勒博士、夏鼐先生和費根教授，他們跨越時空，因共同的事業(yè)結(jié)緣，他們的故事和著作進入了歷史。記下這段學術(shù)史，以表達對前輩學人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