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河北日報）

轉自：河北日報

理想作家如何遇上理想讀者

□邱華棟

作家希望遇上理想讀者，讀者也希望遇見理想作家，這種“交互”關系，對推動文學發(fā)展越來越重要。特別是在信息發(fā)達年代，作家與讀者實現“雙向奔赴”，既有利于創(chuàng)作激勵，也有利于價值傳播。

書評人是作家和讀者的“媒人”，為寫作和閱讀牽起一根緣分的紅線，讓彼此遇見理想的文學對象。

總體上看，書評人可以分為兩類：一是以文學期刊為陣地的“學院派”，二是以大眾媒介為平臺的讀書人。這兩類書評人各有千秋、各得其所，對文學研究和傳播都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單士兵以前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后來到媒體工作，做了20多年職業(yè)評論員，在各類媒體上撰寫了大量評論文章。同時，他還在高校做文化理論的教學和研究工作。這些職業(yè)經驗，讓《不負經典——寫在茅獎邊上》（重慶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很有“跨界”感，也暗合時下的“跨文體寫作”潮流。

任何寫作都講究傳承和創(chuàng)新，從文體到思想，也都在不斷迭代升級，書評也不例外。

學院派的文學批評，不論是過去還是將來，價值毋庸置疑。學院派書評有系統(tǒng)性、專業(yè)性、科學性、技術性、理論性等特質，為文學研究提供了重要范式，也為作家創(chuàng)新不斷提供路徑指引。

不必諱言，學院派也存在一定的批評主體性喪失問題，有些書評文本太過生澀，甚至生造概念，晦澀難懂，加上觀點思想過度聚焦文學本身，缺乏思想開放性，有些甚至成為文本、結構、思想、流派等的排列組合游戲。任何文本缺乏審美，陷入老氣橫秋的“理論操演”窠臼里，沒有廣義上的審美愉悅，偏離了文學評論進行價值傳播的功能，就容易失去讀者。加上一些學院派書評確實存在過度拔高和吹捧現象，這一切，都呼喚新的文學批評沖破“學院壁壘”，以更加自由靈動的表達，走向更為開放的空間。

這些年，大眾傳播媒介上出現了很多隨筆體文學批評，在文本表達上凸顯出個性化，在觀點內容上更注重連接社會痛點和時代價值，給書評的文本和思想都帶來了新的氣象。

從時評人到書評人，單士兵這兩種身份切換，很大程度體現在文本跨界和觀點融合之上。在中國記協(xié)新媒體平臺上，他發(fā)過一篇介紹寫作經驗的文章，題目叫《不像評論的評論，獲得中國新聞獎》。其中有一句話這樣寫道：“凡是一流的評論員，首先就應該是個散文家，甚至是小說家?！彼J為，寫評論，不要拘于形式，不必困于傳統(tǒng)，一些評論文章確實“不像傳統(tǒng)意義上的評論”，但只要觀點能和讀者共鳴和共情，也應該勇敢和自信地說：“這也是創(chuàng)新！”《不負經典——寫在茅獎邊上》，也在體現這樣的寫作思維。

茅盾文學獎是中國最高榮譽的文學獎項之一，歷屆茅獎評選都牽動人心。從1981年設立以來，茅盾文學獎在評選機制上不斷完善，評獎體系上不斷走向成熟，現已評出53部獲獎作品，從整體上講，它們代表著中國當代文學在不同時期的文學水平，展現了中國作家在藝術探索和價值創(chuàng)新上的努力成果，深刻反映了社會歷史變遷給文學表達帶來的巨大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對茅獎作品進行系統(tǒng)性研究，永遠不過時。

由單一作者獨立完成針對迄今面世的53部茅獎作品的評論，似乎此前還未曾出現過。這有利于從整體上將茅獎作品納入統(tǒng)一的思想體系來審視，也有助于在文本修辭上形成統(tǒng)一的表達風格。頗具匠心的是，這本書的章節(jié)框架劃分，并不是按照歷屆茅獎評選時間順序，而是以53部作品所寫內容進行年代排序，這種“內容編年體”的成書方式，無疑是一種創(chuàng)新，有助于人們以文學的方式，打開一部中國社會的變遷史，透視一部中國人的心靈史。

經過時間的沉淀，一些茅獎作品已經被普遍認為完成了經典化，比如《白鹿原》《塵埃落定》《平凡的世界》《額爾古納河右岸》等。經典，就是要經得起一代代讀者的閱讀，經得住一批批讀者的爭辯。其中，甚至還要接受種種誤讀。經典就是要通過爭辯才能彰顯價值，經典也是不怕被誤讀的。更重要的是，經典不應該被某種判斷定義，而是常讀常新，不斷找到新的價值切入點。這些作品之所以成為經典，也正因其既深深扎根于時代的泥土，又始終有著對人性的洞察。

單士兵正是從這些經典中的小場景、小細節(jié)出發(fā)，潛入中國當代文學四十年的激流中，在潮漲潮落之間拾取思想的珍珠，在歲月長河中窺見文化靈魂的顫動，從相關經典著作中獲得新的審美和價值。

這部作品拒絕將《白鹿原》簡化為“民族秘史”的符號，而是聚焦于白嘉軒挺直的腰桿如何在現實碾壓下漸漸佝僂；不滿足于用“魔幻現實主義”標簽化莫言的《蛙》，而是透過姑姑手中接生的剪刀，剖開時代背后個體生命的撕裂與救贖；從《平凡的世界》孫少安開辦磚窯中，看到的不僅是經濟改革的宏大敘事，更多的是一個農民對尊嚴的樸素求索；從《人世間》周秉昆在“光字片”的歲月蹉跎中，透視出社會轉型過程中普通人的迷失與堅守……這種“從小場景出發(fā)”的批評路徑，讓文學重返人性復雜的現場，也讓讀者在宏大敘事之外，從那些隱秘的角落，看見細碎而真實的美好。

當前，文學批評界也有一種現象，就是打著自由批評的名義，為批評而批評，掉進“否定性批評”的陷阱。這種不客觀、不全面、不理性，其實是在破壞文藝批評的健康生態(tài)。以今天的審美視角和價值判斷看待茅獎作品，有些作品當然存在藝術遺憾，但文學評獎本身需要體現特定時代的價值訴求，評獎本身也是一個不斷完善發(fā)展的過程。值得一提的是，單士兵的這部書評沒有為批評而批評，陷入否定性批評的偏執(zhí)陷阱，而是用心梳理這些作品在文學史上的創(chuàng)新價值，提煉出更多符合時代價值的元素。比如，作者就從《芙蓉鎮(zhèn)》《將軍吟》等作品中，看到文學記憶歷史的價值，看到文學內容為評論表達打開的空間，這些思維和判斷，無疑是積極理性的。

或許正是因為有著媒體人的身份，單士兵對茅獎作品的解讀，很多時候保持著雙重視野：既是對文學本體的審美凝視，又是對社會現實的癥候反思，進而從中窺見幾代人的精神心理變化，來求解人們的社會化生存和全球化命運。比如，當《塵埃落定》中的二少爺以“非常之眼”窺見土司制度的崩潰，當《北上》通過大運河串聯(lián)起意大利冒險家與中國知識分子的“世界對視”，單士兵從中敏銳地捕捉到這些文本中隱含的現代性訴求——在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撕扯中，中國文學既要體現中國氣派，又要擁抱人類共通的情感。這些深度觀察和價值梳理，為經典穿越時空提供了密鑰。

“邊上”是一個充滿張力的位置。它既非中心的傲慢，亦非外圍的疏離，而是一種清醒的旁觀與介入。正如思想家本雅明筆下的“游蕩者”，單士兵也是以邊緣視角洞察文學現場，既有對經典文學蕩氣回腸的分析，也有對經典文學另辟蹊徑的審美；既不排斥學院派批評的學理深度，又能堅定地站在人民的視角去審視文本。特別是，他試圖回答一個根本問題：當下，文學如何繼續(xù)承擔“民族心靈史”的使命？答案或許藏匿在《天行者》民辦教師的粉筆灰中，在《推拿》盲人按摩師指尖的觸覺里，在《繁花》滬上弄堂的市井生活中……那些未被宏大敘事收編的個體經驗，正是文學對抗遺忘的武器。

白紙黑字，不負經典。經典不被辜負，需要作家的天賦和努力，需要文學評獎的篩選和推介，需要讀者的閱讀和品評。只有每一個主體都不辜負，文學作品才能在一次次打量中，被辨認出獨特的靈魂，讓理想作家遇上理想讀者，讓經典不負時代，永遠流傳。

（本文為《不負經典——寫在茅獎邊上》一書序言，有刪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