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耿介耳

研討《復旦求學日記》與《清氣：宋遂良文學文獻研究》，我認為不只是在討論兩本書，而是在叩問一個更基本的問題：當文學形態(tài)劇烈變異的今天，我們如何理解文學，又如何研究文學？

我想從四個層面，談一點門外感受。

第一，文學的變異，發(fā)展與衰減并行。

我們今天面對的文學，早已不是唐詩宋詞、明清小說那條單線更替的邏輯。文學從紙本走向全媒介，從精英書寫走向全民書寫，從“教化”走向“情緒價值”。小說不再是唯一的塔尖，非虛構快速崛起，虛構與非虛構的邊界日益模糊。甚至，AI正在成為寫作甚至創(chuàng)作的協(xié)作者。這或許是當下進行中的一個基本狀態(tài)。

這不是文學的衰落，而是文學在尋求時代新語境下的蛻變。王國維所謂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是鐵律。文學意義向來也是變動不居的。我們日常總在關注文學的發(fā)展，極少提文學的衰減，事實上，發(fā)展與衰減是并生的。一種文體的衰變，可能是另一種文體的生發(fā)。文學，排斥固化，渴望生機，也在從“被定義的對象”變成“不斷生成中的實踐”。

第二，非虛構的勃興與文獻的凸顯，指向一個不變的追問：如何逼近“真實”。

非虛構文學的興起，是文學對現(xiàn)實介入的回歸，是讀者所渴望的可感的、具身的真實。而文學文獻——手稿、書信、日記、檔案——則以物質性守護著另一種真實。它們是文學誕生的“底稿”，是歷史切身的溫度。

宋老師的《復旦求學日記》，恰恰站在二者的交匯點上。它是最私密的非虛構寫作，沒有預設讀者，卻最真實地記錄了一個年輕學人的思想掙扎與精神成長。它同時是珍貴的文學文獻——那些被書寫下來的日夜，讓后來者得以看見：一個穿越了二十世紀風雨的人，是如何一步步成為他自己的。

第三，文獻研究的意義，在于讓文學研究從“文本”回到“人”。

臧杰的《清風：宋遂良文學文獻研究》給當代文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真實地樹立了一個標桿。

數(shù)字化技術的便利，讓我們習慣于數(shù)據(jù)庫檢索，當實體實境的尋覓欲，田野調查的耐心都在退化，那些散落于民間記憶與私人檔案中的文獻，反而成為最真實最有溫度的記憶。研究宋老師的日記與文獻，我們看到的不是抽象的作品，而是在歷史中思考、感受、成長的具體的生命。

臧杰的表達方式再一次昭示，文獻研究正在從“輔助手段”上升為“主干方法”。

第四，更進一步：文獻本身，正在成為新的文學樣態(tài)。

這可能是今天我想表達的最核心的一個判斷。在新媒體視野下，文獻正在經歷一場身份轉換：它不再僅僅只是研究者獨占的“原料”，而正在成為可供公眾閱讀、欣賞、共鳴的獨立文本。

比如手稿的影像，日記的細節(jié)片段，文獻還原的現(xiàn)場感，一經傳達給讀者，讀者便不再是“查閱”文獻，而是“閱讀”文獻。一篇作家書信的節(jié)選，在學術期刊上是“資料輯佚”，在社交平臺上則被當作散文來讀——它有敘事、有情感、有人物、有節(jié)奏。

文獻之所以能完成這種轉化，是因為它天然具備三種當代文學正在回潮的審美特質：

物質性——文獻保持著原始的物質感，那些涂改的痕跡、褪色的墨跡，都在當下煥發(fā)新的生命活力，成為可被后來人讀取的審美元素；

時間性——日記或書信，具備天然的時間線索，讓生命的成長本身成為敘事；

私密性——文獻往往不為發(fā)表而寫，這種“不設防的真實”，恰恰是非虛構寫作難以完全抵達的境界。

文獻在當代媒介環(huán)境下的價值，以保存與呈現(xiàn)“人的痕跡”為核心，它的接受方式介于“研究”與“閱讀”之間，讀者既在獲取信息，也在感受生命。

在這個意義上，宋老師的《復旦求學日記》，便不僅是一份研究資料，不僅是一部非虛構作品，它本身就是一種新形態(tài)的文學——一個人穿越時間留下的痕跡，被后人以新的媒介、新的視野重新打開，成為可以被閱讀、被感受、被共鳴的獨立文本。

今天討論文學的變異、非虛構的崛起、文獻的價值，歸根結底是在追問同一個問題：當技術加速、記憶易碎，文學如何繼續(xù)成為人安頓自身的方式？宋遂良先生用他的生命，用他的日記，用他的文獻，給出了一個答案：文學最終的依托，不是形式的新舊，不是體裁的興衰，而是人是否還愿意真誠地面對自己、面對他人、面對歷史。

這兩部新書的價值，正在于它們以文獻的堅實守護了這種真誠，以非虛構的坦蕩呈現(xiàn)了這種成長，更以新的存在形態(tài)，為我們打開了文學未來的另一種可能。

（此文為作者在2026年3月27日“宋遂良文獻與研究‘新集兩種’研討會”上的發(f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