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nelle Afurong

利維坦按：

和文章作者類似，我是在《指環(huán)王》上映多年后才看過（而且很喜歡），而《哈利波特》小說，則至今沒有讀過，《冰與火之歌》也是如此。我原來也想過這到底是為什么——首先，這些作品真的是太如雷貫耳了，就好像和朋友聊天的時候，如果你還沒看過這些作品，朋友們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樣了，而這反而會讓我產(chǎn)生某種逆反心理，更不愿意“為了融入一場不顯尷尬的對話”而有意去看某部作品。

其次，我對于流行并沒有什么意見。但是，自由的選擇權很重要。如果說滿大街的口水歌被強塞進耳道對你是一種極大的冒犯，那么，觀看的自由度就會高出很多：畢竟，選擇的權利在我手中。人，有時候的確需要一些微小的、當下的可控感。

最近好像人人都追《匹茲堡醫(yī)護前線》（The Pitt），但我卻沒看。聽說這部劇真的很好看。事實上，我不得不相信它好看，因為我社交圈里的人——還有艾美獎的評委們——都一直在說它真的很好看?！拔铱吹媒蚪蛴形?，”一個朋友說?！八肆?，”另一個朋友說。“你居然還沒看過，真讓我驚訝，”還有一個朋友說。

但說實話，推薦這部劇的人越多，我就越不想看。

我這種狀態(tài)已經(jīng)持續(xù)一段時間了。早在2000年初《火線》（The Wire）熱播的時候，以及2000年代末《絕命毒師》風靡一時的時候，都是如此。雖然最終我還是看了這兩部劇——而且非常喜歡，幾年后還重溫了一遍——但我對當下流行文化的抵觸情緒似乎在隨后的幾年里有增無減。

美劇《匹茲堡醫(yī)護前線》劇照。? Warrick Page / HBO Max

你可能會問：“但你看過《人生切割術》（Severance）嗎？”沒看過。《流人》（Slow Horses）呢？《夜班經(jīng)理》（The Night Manager）呢？也沒看過。我甚至還沒看過《罪人》（Sinners）——盡管我喜歡時代劇和恐怖片，而且我認識的每個人都對它著迷。

我把這種傾向稱為“熱度回避”（hype aversion）：對那些看起來人人都在堅持說我一定會喜歡的流行文化產(chǎn)品保持距離。這并不是說我高人一等或者太酷（我根本不覺得自己酷）。有些人總是最先嘗鮮，有些人則總是慢一步。而我只是那種對它格外抗拒的人。

這會讓我顯得很討厭嗎？我不愿這么想?！俺凑{的人”也不足以形容我；我拒絕看《匹茲堡醫(yī)護前線》，并非故意挑釁或愛爭辯?！安浑S大流的人”也不合適；這個詞暗示一個對時代精神過敏的人，而我并不是（畢竟，我很想要一個Clare V.的包包，我也確實擁有一雙阿迪達斯的Stan Smith）。我也不是“異議者”?！爱愖h”意味著對某件事進行抗議，而這種抗議通常來自一個人對它有過經(jīng)驗，或對它并不認同；但我對流行文化的抗拒與此不同——那并不是因為我看過某樣東西之后覺得它不夠好或無聊。我也不是真的擔心自己會遇到質量很差的流行文化作品。我只是不想去追捧那些本應是好的流行文化。

我并非孤例。（事實上，促使我展開這項調查的契機，是我和《大西洋月刊》的某位編輯的一次非正式談話，我們因為都不愿意看《匹茲堡醫(yī)護前線》而惺惺相惜。）德國古騰堡大學心理研究所的社會心理學家羅蘭·伊姆霍夫（Roland Imhoff）告訴我，他也有同樣的感受，并認為我所表達的與其說是追求獨特性，不如說是一種“心理抗拒” ——一種當人們認為自己的選擇自由受到限制時產(chǎn)生的防御性反應。

伊姆霍夫告訴我，很長一段時間里，他都“極其堅決地拒絕哪怕碰一碰”《哈利·波特》系列小說，因為它們太受歡迎、太常見了；直到女兒表示對這套書感興趣，他才開始認真閱讀。泰勒·斯威夫特的音樂也是如此：他一開始刻意回避，后來卻不得不聽。“然后，”他笑著說，“我竟然有點喜歡上了?！?/p>

考慮到我曾經(jīng)的全職工作就是緊跟流行文化，我對熱度的厭惡就顯得更加奇怪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曾在《娛樂周刊》（Entertainment Weekly）擔任編輯助理。在這家雜志社，對文化的見解是員工之間最重要的通行證。我們正是憑借這種見解來構思選題，以及如何呈現(xiàn)這些選題。我們的文化知識賦予了我們影響力，也讓我們擁有了人脈。我們是報道當日風云人物——演員、作家、導演——的權威人士，而那時，我熱愛這一切。

那么現(xiàn)在我到底怎么了？在與伊姆霍夫談話的幾天前，我聯(lián)系了社會心理學家瑪麗琳·布魯爾（Marilynn Brewer）。在1991年，她提出了所謂的“最優(yōu)獨特性理論”（optimal distinctiveness theory），該理論認為，人類受到兩種（常常彼此對立的）心理沖動的驅動：一種是歸屬的需要，另一種是區(qū)分自我的需要。布魯爾告訴我，這兩種欲望是在一種緊張關系中。人們既希望培養(yǎng)足夠的群體內(nèi)行為，從而感受到社會凝聚力和歸屬感，又希望與他人區(qū)分開來，以避免身份認同的喪失或被忽視。

當然，情境很重要。歸屬感或與眾不同的需求會隨著諸多因素而波動——你的工作、你居住的城鎮(zhèn)、你周圍的朋友圈等等。布魯爾解釋說，這些需求與其說是固定的性格特征，不如說更像是一種流動的情感，就像饑餓一樣，其閾值會隨著時間而改變。當我問她為什么我對那些被大肆宣傳的文化產(chǎn)品不感興趣時，她推測這些潮流可能激發(fā)了我“相當強烈的差異化需求”。而我有時擔心那是一種不成熟或毫無理由的唱反調的表現(xiàn)，她則認為，這其實是對融入群體的一種抗拒。布魯爾說，對某些人來說，過度的宣傳會引發(fā)FOMO（a fear of missing out，害怕錯過）。后來我想，也許像我這樣的人患的是LOMO（a love of missing out）：一種享受錯過的心態(tài)。

? New Life House

有時候，我會擔心自己的LOMO可能讓人覺得討厭。比如說，當別人興致勃勃地談起《匹茲堡醫(yī)護前線》時，我不會直接告訴別人我拒絕看這部劇，而是會敷衍他們，試圖轉移話題，這讓我在閑聊天時顯得很不合群。而且，扮演文化憤世嫉俗者的角色也挺累人的。如果我跟朋友大張旗鼓地表示不屑他們推薦的流行文化，我就會覺得有必要繼續(xù)保持這種固執(zhí)己見的姿態(tài)。最終，這變成了一種習慣：一種難以擺脫的傾向和名聲?！澳氵@種人肯定不看電視，”我約會的對象說?！拔铱窗?！”我說。然后他指出我連智能電視都不會用。

在《隱形影響》（Invisible Influence）一書中 ，沃頓商學院市場營銷學教授喬納·伯格（Jonah Berger）區(qū)分了兩類事物：一類是電影、音樂、電視這類文化產(chǎn)品，它們常常被當作身份的標識；另一類則是像洗碗機或衛(wèi)生紙這樣的東西，它們屬于生活中更為“功能性”的領域。“想象一下，你在一個聚會上遇到一個人，對方問你：‘你喜歡看什么樣的電視節(jié)目啊？’”你可能會暗中琢磨：‘等等，我要推薦的電視節(jié)目可能會影響這個人對我的看法，’”于是乎，你就可能開始對自己的選擇變得謹慎。

根據(jù)伯格的說法，社會影響存在一種“磁鐵模型”：這會促使一些人趨向從眾，而另一些人則遠離從眾。在我們的談話中，他區(qū)分了他所謂的“從眾效應”（從眾心理）和“勢利效應”（當某事物過于流行時產(chǎn)生的回避心理），或者說是對獨特性的需求。他表示，這些動機并非截然相反或互斥；它們可以而且確實會共存。“并不是說人們只想融入，或者只想脫穎而出，”他說，“兩者是并行不悖的。”

? The Economist

或許這意味著，對熱度的抵制并非勢利，而是身份認同的維護——一種在個體感到自身自主性受到威脅時便會觸發(fā)的差異化需求。換句話說，我對《匹茲堡醫(yī)護前線》的排斥或許與文化產(chǎn)品本身關系不大，而更多地源于一種維護自身獨立性的努力。我并非排斥文化本身，而是排斥過度認同——在像美國這樣高度個人主義的社會里，這或許并非一種奇怪的反應。

我和布魯爾的談話讓我意識到一些我之前沒想過的事情：我的態(tài)度可能與海量的文化產(chǎn)品以及這些產(chǎn)品被分析和傳播的速度有關?；蛟S，對于我們這些很容易被社交媒體算法加速消費、并驅使人們參與公共對話的方式所淹沒的人來說，對文化不屑一顧是一種自我保護。當文化迫使人們證明自己消息靈通時，我們中的一些人可能反而會更傾向于一開始就避免了解真相。

或許，我對流行文化式“布道”的抵觸之所以愈發(fā)強烈，是因為我們?nèi)缃裣M文化的方式變得愈發(fā)碎片化，流媒體幾乎徹底摧毀了同步、集體觀看的傳統(tǒng)（除了體育賽事直播、頒獎典禮和大型政治活動）。畢竟，我還是看了超級碗，也打算看奧斯卡頒獎典禮，這兩項活動都讓人感受到參與到共同的文化時刻中。至于《匹茲堡醫(yī)護前線》——我可以隨時隨地獨自一人點擊播放——或許我選擇不加入人群，真正抵制的并非熱度，而是孤獨本身。

文/Anna Holmes

譯/樹上的男爵

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theatlantic.com/culture/2026/03/pop-culture-hype-aversion/686312/

本文基于創(chuàng)作共享協(xié)議（BY-NC），由樹上的男爵在利維坦發(fā)布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