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22日，秋雨剛停，南京中山陵八號院里透著涼意。許世友披著舊呢大衣，抓起信紙，寫下短短數(shù)行，又把五十元現(xiàn)金壓在信封里，吩咐勤務員當天寄往河南新縣許家洼。信里只有一句核心囑托：為我備口棺材，將來葬在父母墳旁。

這封家書的落款處，他特意標明“許世友，七十四歲，身體尚好”，仿佛要先安慰兒子許光，又像在給自己打氣。對于別人推崇的火葬，他一次也沒提，因為他心里的答案早已寫在多年以前。

時間往回撥到1956年中南海的那場中央工作會議。倡議書在桌面?zhèn)鬟f，幾乎所有與會者都痛快簽名，同意身后火化。輪到許世友，他垂眼看著紙張，遲遲未落筆。會議結束，他徑直去見毛澤東，只說了一句：“我要埋在爹娘身邊。”毛澤東握著煙斗笑，沒有反駁，也沒有勉強。

自此，火化與棺葬的分歧就像一粒石子，靜靜壓在心底。1959年回鄉(xiāng)祭母時，他跪在土丘前，拍著泥土嘟囔：“娘，忠孝兩難，等孩兒百年，也來守墳。”鄉(xiāng)親們只當是老首長動情，卻不知道這句話后來成了中央檔案里一句沉甸甸的“個人請求”。

進入八十年代，許世友的身體開始報警。1985年春節(jié)后，他被確診為肝部惡疾，南京軍區(qū)總醫(yī)院與北京301醫(yī)院多次溝通，希望他北上治療。他搖頭，“北京路窄，回不來。”一句看似玩笑的話，實際透露出強烈的不安：若手術失敗，魂魄都可能和故鄉(xiāng)失之交臂。

8月6日夜，聶鳳智拎著一瓶南京雨花臺酒，再次上門勸。許世友聽完，面色鐵青，憋出兩個字：“不去。”客廳里沉默了整整五分鐘。聶鳳智把酒放在桌上，輕聲試探：“真不能換個想法？”許世友只是抬手，示意送客。

醫(yī)護組只得把病房搬進中山陵八號院。9月中旬，他痛得難以平臥，卻依舊不肯在眾人面前呻吟。一天中午，有護士推門，見他硬把頭往墻上撞，嚇得大喊救人。臨床記錄寫道：“患者自控能力下降，兼劇痛刺激?！奔幢闳绱?，他依舊囑咐工作人員：千萬別讓外人看笑話。

9月底，下肢瘀斑暴露了病程終點。中央高層迅速討論后事安排，報告層層上遞。鄧小平翻看材料，停在許世友數(shù)年前的那封“身后棺葬”申請上，良久落筆：“照此辦理，下不為例。”批示先電報通知南京軍區(qū)，再派王震親自口頭傳達。

10月22日下午三點，心電監(jiān)護儀拉出直線。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這一生好強，卻未曾在病榻上說過一句“疼”。護士長紅著眼低聲念體征，房間里只剩設備的嗡鳴。80歲的許世友，戎馬六十載，終于停下腳步。

四天后，大雨滂沱，王震抵達南京，宣讀鄧小平意見，連用七個“特殊”形容許世友的功績與安葬方式。文件語氣平靜，卻為這位老將打開了通往故里的最后通道。

11月8日零點，一支封閉車隊悄然離開南京軍區(qū)，車頭掛著普通軍牌，沒有哀樂，也沒有花圈。押車軍官范志倫一路只下達兩條指令：保持車距，不許鳴笛。

翌日凌晨，車隊駛入豫南山谷。工兵連借著礦燈，鏟起濕土。天色微亮時，松木棺穩(wěn)穩(wěn)落入墓穴，周圍靜得能聽見山風。儀式沒有奏曲，也沒有長篇悼詞，留給許世友的只是一抔家鄉(xiāng)土和父母舊墳旁的一角空地。

中央雖明令“不得立碑”，但吊唁人絡繹不絕。1986年清明前夕，王震再次來到許家洼，默許立起一塊一米多高的花崗巖石，范曾揮毫寫下“許世友同志之墓”。石碑樸素，沒有生卒年月，也沒有官銜，卻擋不住后來者紛紛攀上山坡獻上一束野菊。

許世友的堅持，折射出老一輩將領對于“忠”與“孝”雙重價值的執(zhí)念。戰(zhàn)場上，他把生死交給組織；歸根時，他寧肯與炮火擦肩，也不肯和祖墳失約。這份固執(zhí)，有人說是頑固不化，也有人稱作拳拳孝心。無論如何，在新中國探索現(xiàn)代殯葬制度的年代，他用個人選擇留下了一個獨特的注腳。

倘若再回望那封1979年的家書，最醒目的不是“買棺材”三個字，而是“活著盡忠，死后盡孝”這兩行小楷。短短十個字，把他一生的價值排序擺得明明白白：先國后家，但終要落葉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