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早期銅編鐘，湖北隨州葉家山墓地出土，隨州市博物館藏。圖源：視覺中國

源遠流長的中國禮樂文明，表現方式眾多，

其中最著名的當屬青銅樂鐘。

這種合瓦型的鐘可發(fā)出兩個不同的音，

二者在一個鐘體內“和諧共處”，深藏著禮樂文化的精髓——和。

在中國兩條母親河——黃河與長江的孕育之下，富有智慧的中國先民在漫長的歷史中造就了無數輝煌。早在遠古時期，用陶土燒制的鈴就在先民們的手中，不斷變換著造型。有的是合瓦型，但是略扁，口部略敞闊；有的是橢圓形，口部是齊平的。這些陶制的鈴大多數的頂部都有穿孔，但是位置不完全統一，數量也不盡相同，有的一個，有的四個。不管有幾個孔，它們的存在都表明，陶鈴是懸掛起來、被搖動著、靠著鈴舌碰撞發(fā)出聲音的。

這種鈴常常出現在祭祀、狩獵、征伐或者樂舞的場合中，想必這當當作響的陶鈴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

后來，伴隨著銅礦開采和冶煉技術的不斷進步，銅鈴的鑄造技術得以開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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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多元 交相輝映

在周代以前，長江流域有著多樣的古國文化，其中幾乎都有銅鈴的身影。

在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的二號祭祀坑中，出土了43件銅鈴，它們的造型不完全相同：

有的是獸面紋，兩側有翼，口部齊平，兩銑微外侈，扉棱腰部微內??；有的兩側雖然沒有扉棱，兩銑侈張程度相對較大，但腔面有粗陽線圓目、張口、豁齒的獸面紋；

有的銅鈴兩銑外侈，于口內弧，銑角尖銳，兩側有扉棱，頂部有橋鈕；有的則帶有雙尖角外弧的羽翼類扉棱，莊重又不失靈動；

還有的銅鈴造型奇特，呈喇叭花形，頂部有環(huán)鈕，下為花托，下面連結著飾波曲紋的花房與連珠紋的四片花瓣，其中包含著呈花瓣狀的柱狀鈴舌。

在三星堆七號坑考古挖掘現場，考古工作人員對坑內文物進行清理后，發(fā)現了一個獸面銅鈴。

攝影：余嘉

絕大多數銅鈴的頂部有橋鈕，也有的帶有穿孔。有的杵狀鈴舌尚存，掛在內腔頂部的環(huán)鈕上，也有的鈴舌脫落，只留下可供懸掛的橫梁或穿孔。

還有的銅鈴帶有錐形的銅掛架，上有大小不等的多種形制的圓環(huán)和“8”字形鏈環(huán)，不僅能夠與銅鈴橋鈕相套合，還在每個鏈環(huán)上掛有扇貝狀飾物。這樣的銅掛架至少有20余件，大小不等，能夠與銅鈴的大小相匹配。

這些造型不同卻都可以懸掛敲擊的銅鈴，既與黃河流域的陶寺遺址、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銅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又有著濃郁的地方文化特色，它們極有可能是多種文化因素融會的結晶。地處西南的金沙遺址中也出土了很多件銅鈴，其中在“梅苑”東北部祭祀區(qū)中，就有造型是合瓦型、頂部帶橋鈕、于口弧曲的銅鈴，重要的是，鈴舌也保存下來了。

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都處在成都平原，兩者相距僅30多公里，都是大型中心聚落。以上的這些銅鈴基本上出自祭祀坑和祭祀區(qū)，表明它們都是祭祀用器。只是與二里頭銅鈴遙相呼應的古蜀國銅鈴，盡管同樣有重要的祭祀功用指向，卻不再與鑲嵌綠松石的龍紋銅牌、嵌粘綠松石的龍相伴了。

三星堆是四川省著名的考古遺址，考古工作人員在這里發(fā)掘出眾多珍貴文物。攝影：余嘉

有一種歷史現象十分值得留意，在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兩條大河的孕育之下，出現了分立南北的銅鐃。

在江西吉安新干縣商代大墓中出土了三件銅鐃，其中一件的腔體造型是六邊形，帶有長甬，中空與內腔相通，甬上沒有可供懸掛的任何孔或者環(huán)，在口部的正中央有凸起的臺面。腔體正中為軸，兩邊以陽線云紋與連珠紋相間為地，各有一凸目，靠近兩銑處、舞部和鼓部凸起處都可見刻繪方式、造型不同的云紋，如此便構成了別有風格的“獸面”。另外的兩件腔體都呈合瓦型，形制大致不改變的情況下，唯組成“獸面”各部的紋飾刻繪方式、云紋的造型不同。

同樣是獸面紋銅鐃，在湖南寧鄉(xiāng)市三畝地的窖藏出土的銅鐃，形體要比新干商代大墓銅鐃大，但腔面的紋飾布局有很多相似性。比如都是以正中為軸，以云紋為地，兩邊各有一凸目，鼓部正中有突出的紋飾，各部的紋飾刻繪手法與造型大致相同。雖有細節(jié)上的差別，但整體構成的張目、有額的“獸面”紋，卻與新干商代大墓銅鐃近似。這件鐃的腔體是合瓦型的，甬并不長，口部有弧度，兩個側邊向外侈張，口部略微開闊，敲擊口部的正中和兩邊，能發(fā)出兩個不同的音高。

在湖南寧鄉(xiāng)北峰灘還出土過一件體形碩大、腔體造型呈合瓦型的銅鐃，腔面上有粗陽線勾勒的獸面紋，口部以上的正中、甬部等處都飾云紋，內腔近于兩側處各有兩虎，虎頭朝向銅鐃的口部。在寧鄉(xiāng)師古寨同時出土了五件銅鐃，其中包括虎紋大鐃和象紋大鐃各兩件，獸面紋大鐃一件。這些銅鐃在紋飾上的最大共性，是腔面的主體紋飾均為獸面紋，不同之處在于虎紋大鐃正鼓部獸面的“鼻梁”較寬，兩個側鼓部各有張口、卷尾立虎一只，頭向與正鼓部相背，而象紋大鐃的側鼓部是卷鼻、張口的立象。這樣的以獸面紋為主的合瓦型大鐃，在湖南的岳陽、益陽等地也有出土，此外在株洲、長沙、醴陵等地還有合瓦型腔體的有枚大鐃。

商代象紋大銅鐃，寧鄉(xiāng)市月山鋪鄉(xiāng)轉耳輪出土，長沙博物館藏。圖源：視覺中國

這些贛江流域、湘江流域出土的銅鐃，在紋飾上表現出濃郁的地方土著文化特色，與殷墟遺址出土的銅鐃有著較多差別。然而，這些身處南北的銅鐃，絕大多數都有著相同的合瓦型腔體，具備“一鐃兩音”的發(fā)聲基礎。與銅鈴相同，這些銅鐃也可以敲擊發(fā)聲，這種音樂性能上的歷史傳承與內在統一性，使得銅鐃與銅鈴一道，成為跨越地域、族群、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禮樂器。

2

溝通南北 砥柱中流

在牧野之戰(zhàn)取得勝利的姬姓周族，在鞏固霸業(yè)、開疆拓土的過程中，在繼承的同時也不斷完善著分封制度與禮樂制度。

周人崇尚“懸”，在繼承和融合銅鈴與銅鐃的鑄造理念與技術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出新興的“樂鐘家族”成員——甬鐘。從興起之初，甬鐘的腔體形制便基本上鎖定于合瓦型，并在開發(fā)過程中不斷汲取諸多鑄造經驗，從而形成了一定的技術規(guī)范。也正因為如此，合瓦型結構先天具備的兩個音高的性能，便有了被著重開發(fā)的新契機。

在四川省金沙遺址博物館中展出的這些銅鈴和銅掛飾，出土于金沙遺址的祭祀區(qū)。這些小型銅器大多不能單獨成器，很可能是一些大型銅禮器上的附件。攝影：唐文武

周王重視經略四方，尤其擅長以分封的方式將宗族嫡親或功勛卓著的元老家族安排于各方，使之成為軍事駐防的重要力量。在諸多分封的諸侯國當中，地處隨棗走廊的曾國是非常重要的南方戰(zhàn)略屏障。在商周時期，隨棗走廊是中原與長江中下游地區(qū)主要的運輸通道。隨棗走廊東北面為桐柏山，它是湖北與河南的界山、淮河的發(fā)源地；與桐柏山并列的是大洪山，隔開了南陽盆地、江漢平原。兩山之間就是隨棗走廊，它之所以被稱為“隨棗走廊”，是因為隨州、棗陽扼守其關鍵之處。

在湖北隨州的葉家山墓地當中，位于中部偏南的M111是最大的一座墓葬，曾出土了四件甬鐘。這座墓的主人是西周早期受周王室派遣的一代曾侯。甬鐘的腔體是合瓦型，甬上就有可供懸掛的環(huán)，上面有細的陽線云紋，還帶著對稱的小乳釘，甬中空與腔體相同。舞部飾對稱的陰線云紋四組。腔面布局均衡，紋飾略有別，可分為兩組：其中一組的鉦、篆帶和枚帶之間飾小乳釘為界，界欄外有細陽線方框；另外一組的鉦、篆帶和枚帶之間的細陽線方框內是圓圈紋。無論是鐘體的形制，還是分散在各部的紋飾，都體現著較為鮮明的周文化特征，尤其是鐘面上的這兩種不同的紋飾，與黃河流域的早期甬鐘有著很大的相似性。

四件甬鐘當中，有兩件鐘的右側鼓有細陽線鳥紋，這是極為重大的發(fā)現！長期以來，經過對周代甬鐘的廣泛研究，這種在側鼓音單獨刻繪的鳥紋，是“一鐘雙音”的標記。這是周人留給后代的具有絕對原創(chuàng)的音樂文化遺產！他們在不斷的鑄造與調試的過程中，慢慢找到了開發(fā)兩個音高，并能有效地控制為小三度的技術手法。為此，周人在能夠敲擊發(fā)出第二個音高之處，在鑄造鐘體刻繪紋飾之際，留下了鳥紋標記。測試證明，幾乎所有帶這種鳥紋標記的合瓦型甬鐘，敲擊口部正中的鼓部與鳥紋指示的側鼓部，都可以得到兩個不同的音高。葉家山這四件甬鐘的一鐘雙音的音樂性能穩(wěn)定，發(fā)音清晰，音質佳。其中，兩件帶側鼓部紋飾的鐘，是目前已知時期最早的。

湖北隨州葉家山墓地出土甬鐘，腔體是合瓦型，甬上就有可供懸掛的環(huán)，上面有細的陽線云紋，還帶著對稱的小乳釘，甬中空與腔體相同。舞部飾對稱的陰線云紋四組。腔面布局均衡，紋飾略有別，可分為兩組：其中一組的鉦、篆帶和枚帶之間飾小乳釘為界，界欄外有細陽線方框；另外一組的鉦、篆帶和枚帶之間的細陽線方框內是圓圈紋。圖源：湖北省博物館

如果說這是西周早期周文化在隨棗走廊傳播的話，那么，與甬鐘同出的銅镈，則有著更為重要的另一種文化指向。葉家山M111墓還出土了一件銅镈，腔體造型是橢圓形，舞部上方有扁平長方形鈕，飾細陰線云紋，下方有橋。舞部素面，中心開方孔與腔體相同。鐘面飾獸面紋，鼻梁處有脊，上有高冠鳳鳥云紋，獸面紋上下區(qū)分邊欄，以云紋為地，中間飾程度不等的渦紋，鼓部素面，兩銑有扉棱，飾卷尾、張口、頭朝下的透雕扁虎，口部齊平。

與這件銅镈形制相近的，還有在湖南邵東民安村出土的銅镈、保存在湖南省博物館的虎飾镈（39211）和上海博物館的四虎镈（12371）。這幾件出自長江流域的不同地區(qū)的四虎镈，形制、紋飾上有很多共性，比如橫截面都是橢圓形，腔面紋飾布局大致相當，正中都有飾鳥紋的中脊，兩銑的四虎都是頭朝下等。當然也有不少差別，如葉家山M111出土的銅镈獸面紋的線條緊湊而凝練，兩個凸目尺寸縮小，其他幾件的獸面紋則更傾向凝重與威嚴，圓目尺寸也略大。

長江流域的湘贛地區(qū)出土多件銅镈，除了四虎镈外，還有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銅镈，和湖北隨州毛家沖村出土的銅镈。此類銅镈的最大特征是兩側邊飾羽紋扉棱，頂部有鳳鳥，毛家沖銅镈的腔面正中有脊。根據研究結果可以知道，四虎镈與羽紋扉棱镈有文化親緣關系。與葉家山M111出土的這件銅镈相比，羽紋扉棱镈的土著文化背景就顯得比較突出。葉家山銅镈是與四件甬鐘同出的，在音高序列上能夠結合構成一組，形成一個八度加一個四度的音域范圍，有著鮮明的周文化背景。

湘贛地區(qū)的銅镈，在商代的流布范圍基本上不出長江以南。葉家山這件四虎镈的出土，清晰地說明到了西周早期，銅镈北上的路線是要經過隨棗走廊的，這說明周王派來駐扎的曾國不僅是軍事布防的要地，還是溝通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樞紐。這正是周王室戰(zhàn)略謀劃的文化表征。

3

銳意拓展 再續(xù)輝煌

在周人對甬鐘的鑄造與音樂性能等方面的不斷開發(fā)之后，禮樂文化的進程繼續(xù)推進，“樂鐘家族”的另一位“成員”——鈕鐘出現了。與銅甬鐘和銅镈相比，鈕鐘的腔體不大，但是在拓展音域方面卻能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

在湖北棗陽市東南的吳店鎮(zhèn)郭家廟曾國墓地M30曾出土了鈕鐘十件，腔體呈合瓦型，舞部上方有橋鈕，腔面飾細陽線獸面紋，無篆帶、枚區(qū)，正鼓部有紋飾，于口上弧，兩銑斜直微侈。

湖北棗陽吳店鎮(zhèn)郭家廟曾國墓地出土的鈕鐘，腔體呈合瓦型，舞部上方有橋鈕，腔面飾細陽線獸面紋，無篆帶、枚區(qū)，正鼓部有紋飾，于口上弧，兩銑斜直微侈。圖源：湖北省博物館

這是目前所見時期較早的、10件一組的鈕鐘，鐘的口部留有人工磋磨的痕跡，表明這套鐘極有可能是經過調音的。測音結果顯示，每一件鐘的正、側鼓部都可以發(fā)出一個穩(wěn)定的音高，兩音之間基本上是三度關系。十件鐘的發(fā)音連起來可構成五聲音列，音域范圍可達兩個八度加一個四度。這又是一個重大發(fā)現。

繼甬鐘之后出現的鈕鐘，總體上是吸收了甬鐘鑄造、音高調試和音高序列等方面的優(yōu)勢，并在此基礎上有所發(fā)展的。對于一鐘雙音的性能開發(fā)，鑄造之后的調音環(huán)節(jié)始終是極其重要的階段。鈕鐘的腔體比甬鐘小，調試音高的難度就會加大，而郭家廟這套鐘的調音手法與調試結果表明，曾國的鑄鐘工匠已經很好地掌握了這套繁難的技術。并且，在音高序列和音域范圍上都有了進一步的拓展，突破了西周時期的四聲音列，提高了這套鐘的音樂性能，顯示出禮樂文化發(fā)展進入了新的階段。

進入東周時期以來，樂鐘家族的“成員”之間逐步形成了多種“聯盟”，常以組合的形式出現。湖北隨州棗樹林墓地、漢東東路墓地、文峰塔墓地等處就分別出土了青銅樂鐘、石編磬若干。其中，棗樹林墓地M190就有銅镈4件、甬鐘17件、鈕鐘13件；漢東東路墓地的M129有銅镈4件、甬鐘16件，另有石磬2套。此外，另有很多資料尚未公布?？傮w上看，這些兩種或者三種樂鐘同出，不排除是合作編組的可能性。在丹江水庫西岸的淅川倉房下寺的M1和M2分別有成套的鈕鐘和甬鐘出土，尤其是M2的甬鐘共計26件。M10出土銅镈8件、鈕鐘9件。距離此墓地不遠的和尚嶺M2出土了銅镈8件、鈕鐘9件，徐家?guī)XM3出土了銅镈8件、鈕鐘9件。此外，在江蘇丹徒六合程橋M2出土過鈕鐘7件、銅镈5件，在丹徒北山頂墓地出土了銅镈5件、鈕鐘7件，另有編磬12件。

在湖北武漢琴臺大劇院內的《編鐘樂舞》表演中，演出人員正在用編鐘（仿制品）與民族管弦樂共同演奏《千年回響》曲目。該劇用歌、樂、舞相結合的藝術形式，為現場嘉賓呈現一場震撼人心的視聽文化盛宴。圖源：視覺中國

這些出自楚墓、吳墓的青銅樂鐘都有程度不同、手法不等的調音痕跡，表明它們都經歷過鑄造成型后的人工調試。測音結果表明，它們是有著相互合作的基本條件的。比如，下寺M10的銅镈與鈕鐘的音高可以形成由低到高的排列，并且音域范圍達三個八度加一個六度，徐家齡M3的兩種樂鐘的組合音域幾乎可達四個八度。

戰(zhàn)國時期的楚國與曾國墓葬仍舊出土較多青銅樂鐘，其中在棗陽九連墩M1就出土了包括甬鐘和鈕鐘在內的34件鐘，M2也出土了鈕鐘11件、石編磬19件，另有其他絲、竹、革類樂器。當然，最為重要的還要屬在隨州擂鼓墩M1，此墓的墓主是又一代的曾國國君——曾侯乙。此墓共出土樂器9種125件，其中有令世人矚目的大型組合編鐘，這套鐘包括甬鐘、鈕鐘、銅镈三種鐘型，共計65件。與此同出的還有編磬、鼓、琴、瑟、均鐘、笙、排簫、篪等共計50件，此外另有與此相關的若干附件等。這套鐘在出土時就是懸掛在鐘架上的，共分三層，上層為3組鈕鐘，中層為3組甬鐘，下層為2組大型甬鐘，另有銅镈1件。

銅镈的腔體呈扁橢圓形，舞部上有蟠龍復式鈕，腔面分布明確，鉦部以圓梗界隔，中間有銘文，兩側各以浮雕龍紋為地，綴5枚圓泡。鼓部飾浮雕龍紋，其上復飾陽線三角雷紋、圓圈紋。甬鐘腔體造型是合瓦型的，于口上弧，舞、甬、篆帶與鼓部均飾蟠龍紋，鉦部與鼓部多有銘文。各鐘的枚長短不等，也有的鐘無枚，其中下層甬鐘是長枚，中層一組是短枚，中層二組無枚，中層三組是長枚。鈕鐘的造型是合瓦型，于口上弧，舞部上方有橋鈕，除了二、三組鈕鐘的橋鈕飾绹紋外，其他鈕鐘通體無枚無紋飾，表面有銘文。

三種鐘型的內腔不同位置均有調音磨礪的痕跡，都是在鑄造成型后的打磨，粗細程度各不相同。原來，到了戰(zhàn)國時期的曾國鑄鐘工匠，已經能夠熟知青銅樂鐘的型式、鐘體大小與音高對應的關系，以及成型后的磋磨手法、位置與音高要求之間的關系等?？梢哉f，從鐘胚的設計，到最后的調試整個過程，都已經做到了相當的精細化程度。這套鐘音色優(yōu)美、音列充實、音域寬廣，每件鐘都可以發(fā)出相距三度關系的兩個不同音高。下層鐘低沉渾厚，音量大，余音悠長；中層鐘當中，大者音色明亮，小者清脆響亮，由大到小排列整齊，音色也隨之區(qū)分開來；上層鈕鐘音量小，但余音悠長。而且，鐘、鐘架和附件上都刻有銘文，記錄大量音高、樂律等方面的重要信息，簡直是一部重要的、史籍未載的先秦樂律學史。

曾侯乙墓出土的這套能夠發(fā)出五個八度加一個二度音高的大型組合編鐘，以高度凝練的方式，展現出先秦時期禮樂文化的精髓，是中國禮樂文明輝煌歷程的重要見證，更是世界文明獨一無二的燦爛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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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旭輝

美編：李彥霖

校對：段海英

審核：任紅

來源：《中國三峽》雜志 2025年第7期 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