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公知”

作者丨 理查德·艾倫·波斯納

理查德·艾倫·波斯納（Richard Allen Posner，1939.01.11- ），美國聯(lián)邦上訴法院法官，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院高級講師（Senior Lecturer in Law）。他是法律經濟學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著有《法律的經濟分析》、《法律理論的前沿》等著作。

本文節(jié)選自理查德·A·波斯納《公共知識分子——衰落之研究》（徐昕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一章。

公共知識分子并非哲學家們所稱的“自然類”。所謂自然類，是指不依賴于人類觀察者的需要和目的而存在著的事物。對公共知識分子的定義，涉及到社會生活領域的邊界劃分，這種劃分似乎有可能回應人們的核心關注。

從邏輯而言，邊界劃分的過程是從“知識分子”開始的，所謂知識分子，一般可以理解為認真嚴肅且有能力關注智識問題之人。

在每一個社會中，皆存在一小部分人，他們超出了同時代人一般的品質，他們探索著相比日常生活直接而具體的情形更為抽象、在時間和空間上與他們相距遙遠的符號，并且渴望與這些符號進行頻繁的交流。

所強調的是“思想傾向”，而非別的什么。（知識分子）通常被視為知識淵博之通才，而非專門家，他們特別關注那些完全萌發(fā)于毫無利害關系的淵源之思想（盡管這種對思想的參與可能成為其職業(yè)的一部分），故而他們具有——在不同程度上——創(chuàng)造性、游戲性、敏感性、追根究底性以及在某種意義上的不切實際性。

思想（ideas）和教養(yǎng)（cultivation）不盡相同，因而一位知識分子并不必需是“學富五車之人”，也不必具有高雅的愛好——比如，喜好抽象藝術或者艾略特·卡特爾（Eliot Carter）、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的音樂，正如輝煌的藝術家并不一定就是知識分子一樣。因此，“知識分子”的同義詞并非有文化的、有教養(yǎng)的、創(chuàng)造性的甚或書生氣的（bookish），盡管最后這項描述與知識分子比較接近；也許，每一位真正的知識分子皆書生意氣、揮斥方遒，當然，也決非所有的書呆子都是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的含義也絕不等同于“有智力的”（intelligent）。盡管知識分子（不包括那些僅僅只具有智力上虛偽外表之人）在智力上出類拔萃——通常是遠遠地超越常人——然而，不勝枚舉的同樣富有智力之人卻并不屬于知識分子。他們也許對于思想毫無興致�；蛘�，他們在工作中、在游戲時所運用的思想，其范圍也許如此狹隘，運用也許如此毫無個性，以至于缺乏界定知識分子思想特征的一般性（generality）。一位運用深奧的數(shù)學理論來闡明宇宙本源的物理學家，屬于知識分子；而應用深奧數(shù)學來設計計算機邏輯板或編寫軟件編碼的物理學家，則不是知識分子。

然而，將知識分子的定義，建構于對思想的一般性運用和關注與應用型地使用和關注相區(qū)分的基礎之上，并不能令人滿意；這種區(qū)分也無法導引出人們的萬般興趣。不過，上述區(qū)分所暗示的差別，一方面將思想應用到廣大社會公眾關注的問題上，而另一方面則是把思想應用到物品制造、合成或者提煉等具體工作之中，或者為商業(yè)、職業(yè)抑或學術目的傳播專門化或專家性的知識，這一點的確值得玩味。這就是批評家與在其專業(yè)領域內工作的學者、工程師、法律人或者其他專家之間的差別。這也正是福柯對“普遍的”和“專門的”知識分子之區(qū)分。或者，這也正是反思型報刊人士——專欄作家或者“權威評論員”（pundit）——與學者之間的區(qū)別；業(yè)余人員與職業(yè)人士之間的區(qū)別；或者，政治理論家與“政策分析”（policy work）之間的區(qū)別。揭露丑聞的普通記者、政治運作人員、政治激進主義分子以及改革倡導者（比如拉爾夫·奈德爾［Ralph Nader］），他們中的任何人當然都完全可能智力超人。這些群體中的部分成員可能屬于知識分子，不過，尚需進一步精煉：知識分子把一般的思想運用于社會公眾關注的問題，其思維過程自上而下，對他所察覺的權力濫用、腐敗或者社會不公予以理論思考。他不僅僅是作為一名記者或一位技術人員。因此，有些報刊人士、激進主義者、政策分析人員屬于知識分子，而另外一些則不是。

↑1968年5月福柯參加巴黎街頭的集會，其前方位哲學家薩特

但是，倘若要把知識分子界定為將一般性思想運用于社會公眾關注的問題之人，仍然顯得過于寬泛。這一定義會包納藝術史學家，或者包括經培訓專門報導藝術史的新聞記者，他們面向普通讀者，為雜志撰寫有關藝術著作或藝術展覽的評論，當然，他們的評論絕沒有任何政治或意識形態(tài)的維度。盡管這些評論從一般的字面意義而言具有“智識性”，但評論人卻并非我們通常視為或者集中認為的“知識分子”。當我們腦海中想起20世紀偉大的知識分子時，比如，約翰·杜威、伯蘭特·羅素、馬克斯·韋伯、亞瑟·凱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愛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喬治·奧威爾，便可以整理出一條共通之線索，那就是，所有這些知識分子都曾經直接就政治或意識形態(tài)的問題揮毫潑墨，或者即便就作為文學批評家的知識分子而言，他們也從廣義的政治或意識形態(tài)之視角（有時是從宗教的維度）撰寫過文學方面的著作，例如，威爾遜（或者萊昂乃爾·特里林［Lionel Trilling］、F·R·利維斯、或C·S·劉易斯［C. S. Lewis］）。有些人，像奧威爾，以及在一定的程度上威爾遜和劉易斯，他們都曾直接就政治或意識形態(tài)問題指點江山，并創(chuàng)作過帶有政治或意識形態(tài)色調的文學批評。阿蘭·布盧姆在他的暢銷之作《美國思想的終結》中針對搖滾樂發(fā)表高見時，他所寫的其實并不是音樂評論，而是一種社會評論，即從這種音樂適合大學生這一引人注目的現(xiàn)象來探尋道德和政治衰落之動向�！爸R分子”這一術語，最早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獲得了廣泛傳播，當時由左拉、涂爾干、巴雷斯（Barrès）、莫拉斯（Maurras）以及其他作家和思想家曾針對這一騷動性政治事件積極參與公開論辯。

如此狹義地界定“知識分子”，結果會把兩類特別富有價值的知識分子作品排除在本人的分析框架之外。一類是原創(chuàng)的、且有時非常重要的知識分子作品，其寫作風格平淡通俗，很少專業(yè)術語，普通教育的社會公眾恰恰能夠閱讀。大致說來，約1970年以前的大多數(shù)文學批評，約1920年以前的大多數(shù)哲學著作以及20世紀70年代前的大多數(shù)社會科學著作，皆具有上述特征。但是，上述作品中，倘若不具備政治或者意識形態(tài)視角，則皆在本人的界定之外。

本人排除的第二類知識分子作品，時至今日依然盛行不衰，它就是致力于將技術資料轉換成普通教育的非專業(yè)人士能夠理解的形式，這主要體現(xiàn)在自然科學方面。他們雖為社會公眾寫作，但僅僅只是詮釋科學的科學家，而并非本人所用這一術語層面上的公共知識分子，盡管他面向社會公眾寫作，并且努力采取社會公眾能夠接近的方式陳詞敘述。但是，有一些科學家圍繞科學的倫理和政治維度，面向社會公眾寫作，諸如保羅·埃利希（Paul Ehrlich）、斯蒂芬·杰·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理查德·萊旺頓（Richard Lewontin）、以及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Wilson），他們則屬于公共知識分子。

第二類作品——可以稱之為詮釋科學——沒有什么問題意識。第一類作品可稱為學術普及（accessible scholarship），它正在日漸衰落，衰落的原因類似于學術公共知識分子獨立性嬗變背后隱藏的緣由——在本書中我將予以較多關注。聯(lián)結專業(yè)化知識分子與普通教育的社會公眾的普適文化之消失，是一項重大的發(fā)展，也是一項表明知識分子載有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角色的發(fā)展。讓我們來看看凱恩斯的名著，《和平的經濟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1920）。這是一本經濟學專著，它形成于經濟學尚未發(fā)展為專業(yè)的技術性學科之時代。盡管凱恩斯當屬20世紀登峰造極并且也許是影響最為深遠的經濟學家，不過，他并沒有獲得博士學位。與他的嚴肅論著《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1935）相比，《和平的經濟后果》采用普通讀者毫無理解障礙的風格寫作，它既是一本經濟學著作，同樣也屬一本政治性論著，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亦屬報刊作品。而這部作品難道不是值得閱讀的一流的經濟學著作嗎（正如休謨和尼采屬于值得閱讀的一流哲學家那樣）？抑或是公共知識分子作品？或者區(qū)分的標界忽然消失，它兩者皆是？

這些追問并非全然為閑來無事的問題，因為本人將提出的主張是，公共知識分子就其大多數(shù)而言，并不具有遠見卓識，亦未必影響深遠，可是，《和平的經濟后果》則具備上述兩種情形。它預測到，凡爾塞和約、尤其是關于戰(zhàn)敗國向戰(zhàn)勝國支付戰(zhàn)爭費用之要求，將會導致德國以及從一般意義而言的歐洲經濟混亂；并且，盡管它并沒有促成戰(zhàn)勝國對條約的修訂，但卻有助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國際條約的訂立中防止類似錯誤的發(fā)生。不過，要對凱恩斯的著作進行歸類卻極其困難，這表明，本人一般化的例外絕不可能重現(xiàn)。該著作屬于知識分子活動比我們當今更具流動性的時代。一位當代擁有與凱恩斯同樣能力之人，不可能如同凱恩斯在1919年（當時他正從事該書的寫作）一樣累積政府經驗，更不可能與所在時代的政治巨頭親密接觸，還不可能擁有凱恩斯如此廣博非凡的智識，他所能夠做的，只能是作為一位專家、一名技術人員，甚至也不愿意就涉及對外和安全事務的重大問題以非專業(yè)聽眾易理解的語言發(fā)表高見。在凱恩斯的時代，英國的精英分子們接受的教育全面精密，這也有助于他們輕松地跨越不同的領域。對于最具影響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工作而言，盡管處于更難一帆風順的時間和空間，亨利·基辛格在本人提及的諸多方面一定程度上卻堪與凱恩斯相媲美，而就不涉及對外事務的國內問題而言，且不考慮政府經驗的話，米爾頓·弗里德曼亦可與凱恩斯相提并論。然而，這兩位公共知識分子沒有一位是年輕人；并且，近年來我們也許不可能看到類似于他們的人物出現(xiàn)。

↑凱恩斯

讀者也許會開始覺得對“公共知識分子”這一術語界定拖沓冗長。什么是公共知識分子，最普通的理解，它的本質不僅僅是“公共性”（“一位具有公共聲音的思想家”），而且這種理解的一部分還是，知識分子相比學者、顧問、職業(yè)人士甚或許多政策分析人士而言，會為更廣大的社會公眾寫作。這便是之所以并非所有的“知識勞動者”（knowledge workers）皆為知識分子的緣由。

約翰·羅爾斯將哲學理念運用于諸多重大的政治問題，可是，他并不面向社會公眾寫作。盡管他的代表作《正義論》業(yè)已銷售約20萬冊，但這是30余年間的銷量，而本人心懷狐疑的是，除少數(shù)情形以外，購買該書的人多為學術人員、大學圖書館以及大學生，而不是社會公眾。一位文學評論家，諸如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他不僅就文學寫作，而且其寫作內容還廣泛涉及了法西斯主義、猶太主義和現(xiàn)代大學，故當然屬于以知識分子風格寫作的知識分子，而不僅僅是文學領域的學者。不過，哈特曼的文風如同羅爾斯一樣，屬于一種令人畏懼的學術風格，對于一般讀者甚至對于普通教育的讀者來說皆過于艱澀。無可置疑，許多學術人員都極其樂意與廣大的社會公眾交流溝通，包括哈特曼在內，但是，當他們在本人的學術領域以外寫作時，絕不可能或者將不會采取簡潔的散文體風格來表達自我。

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涉及的問題（remit）至少和哈特曼一樣無邊無際地廣闊，或許，他代表了理解困難的外部限制，故而他的作品幾乎難以吸引哪怕是極小部分的非學術社會公眾瀏覽。阿蘭·布盧姆的書籍盡管曾經暢銷一時，但事實上他亦處在上述邊界地帶。購買《美國思想的終結》一書的絕大多數(shù)人，不太可能實際上看完這本作品，因為該書的絕大部分內容系嚴格學術性的，甚至有些神秘，當然，與哈特曼的作品相比還是要淺顯易懂些。該作品由商業(yè)出版社出版，而非學術出版社出版，據本人所知，布盧姆撰寫該著作時，在促進更加接近普通讀者方面曾經獲得了編輯的諸多幫助。毫無疑問，這本書的暢銷也得益于索爾·貝洛（Saul Bellow）為該書撰寫的美妙華彩之序言。更早期的例子，是戴維·里斯曼的著作《孤獨的人群》，這是一本寫得相當漂亮卻有些濃厚凝重的社會學巨著，它業(yè)已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絕對經典的作品之一。

簡而言之，并且也只能作出大致的界定，知識分子就“公共問題”——即政治問題面向社會公眾寫作，或者其寫作對象至少比僅僅是學術人員或專業(yè)讀者更為廣泛，當然所謂的政治問題是從這一詞匯最廣闊的含義而言的，倘若從意識形態(tài)、道德抑或政治（也許它們全都是一回事）的視角來看的話，也包括文化問題。與學者相比，知識分子更多具有“應用性”、當代性以及“結果定位”，而與技術人員相比，則具有廣維性。從這一意義來說，“知識分子”大致與“社會評論家”和“政治知識分子”同義。

如此界定的知識分子就是（is）公共知識分子。

漢娜·阿倫特可堪稱我們當下所指的“公共知識分子”之完美體現(xiàn)，她把哲學訓練圍繞所處那個時代重大的政治主題，進行了恰如其分的——倘若不是經常相互沖突的話——運用：極權主義、猶太復國主義、種族隔離、艾克曼（Eichmann）審判、五角大樓越戰(zhàn)報告書泄密案，等等。

↑阿倫特

那么，為什么運用“公共知識分子”這一術語呢？這一概念最合情合理、簡潔明了的使用，是把擁有智識素質但不像知識分子那樣公開寫作或演講的人（我們可稱之為“私人知識分子”），與作為知識分子寫作和演講的知識分子區(qū)分開來。本人先前就這一類知識分子列舉的所有人物（杜威、左拉、斯坦納等等），今天我們皆可稱之為公共知識分子，而如今，甚至還有大學提供公共知識分子的課程培訓。處于中間的是一種準公共知識分子，他們的日常工作是擔任政策顧問或公司顧問、政治家、法官或其他政府官員，而另一方面，他們又為普通讀者寫作。身為政治家的公共知識分子，比如，托馬斯·杰斐遜、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西奧多·羅斯福、帕特里克·莫伊尼漢、以及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擔任政府官員的公共知識分子，則比如，基辛格、威廉·貝內特（William Bennett）、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莫伊尼漢（尼克松政府時期）、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以及威廉·高爾斯頓（William Galston）。本人的興趣在于公共知識分子作品的表達維度，即公共知識分子通過著作、雜志文章、言論作品（oped pieces）、公開信、公開演講以及在電臺或電視臺出場露面等方式，與社會公眾就智識主題進行的交流。在思想的運用方面完完全全屬于內部性質（intramural）的知識分子，以及對偉大人物或當權者漫無邊際的謅媚之人，皆不屬本人意義上的公共知識分子。

讓我來提醒一下讀者，我在本章開篇時的話，“公共知識分子”并非自然類。我對公共知識分子的界定并非絕對正確，只是就本人的目的而言，屬于最佳定義，而并不是對于每一個人來說皆如此。若將約翰·羅爾斯視為我們時代引領風騷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的人，我的確無法與之爭辯。那是真實的，此種意義亦屬完全正確的公共知識分子之定義。只不過它不是本人指向的公共知識分子，因為就我個人的目的而言，主要涉及對知識分子作品的市場分析，但羅爾斯的寫作沒有面向一般的讀者，這一事實是決定性的。把羅爾斯排除在公共知識分子以外，本人其實也不完全舒暢痛快，因為羅爾斯也頻頻在大眾媒體中露面。本書第五章載明了本人抽樣調查的媒體記錄，他共擁有374次媒體“提及”，居于中等位次（在同一時期，在該章列舉的546位公共知識分子名單中，最頻繁提及的前第100位公共知識分子的媒體提及次數(shù)為1200次），并且媒體提及次數(shù)超過了一些毫無疑問屬于公共知識分子的哲學家，比如，托馬斯·奈格爾（Thomas Nagel）、馬莎·努斯鮑姆和理查德·羅蒂。（參見表5.1）所有這些真正的含義在于，盡管有些學者也圍繞公共知識分子的寫作主題創(chuàng)作，但他們并非本人意義上的公共知識分子，不過媒體對他們也有一定的興趣。

公共知識分子與我們長期共存，即便我們對古代社會忽略不計。馬基雅維利、彌爾頓、洛克、伏爾泰、孟德斯鳩以及公共知識分子思想家康德，皆屬公共知識分子之典范。康德通過主張道德上惟一可以證明的政治就是基于理性的政治，而將哲學和政治聯(lián)結起來了。那么，如何闡釋公共知識分子這一術語的最新含義呢？（羅素·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1987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最先提出公共知識分子這一概念。）莫里斯·狄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將它歸于這樣一種事實，即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許多美國學術人員——受到歐洲大陸、主要是法國社會理論家的影響，比如，羅蘭·巴特、利奧塔、拉康和德里達——接受了一種神秘莫測、術語滿紙、蒙昧主義的風格。曾經有（若是德里達的話，則應稱為如今有）知識分子就公共問題進行寫作，但他們不可能或者也不會采取大學以外的社會公眾能夠理解的方式來寫作。若不是為了社會公眾，奧威爾在激揚文字時也不會追求宛如玻璃窗一樣透明簡潔的風格。倘若要否定他們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地位，尤其是羅蘭·巴特和德里達，那也太過專橫武斷了。他們在美國的大眾媒體中有過一定頻率的出現(xiàn)，盡管出現(xiàn)的次數(shù)居中等位置。文風的朦朧晦澀，實際上正是他們克里斯瑪魅力的源泉之一。

電子媒體鋪天蓋地地席卷而來，以及尤其是電臺和電視對話節(jié)目泛濫成災，伴隨著對專家就公共問題評論的無盡需求，已經帶給了部分知識分子一定程度的公共性，這促使他們幾乎成為了社會名流（基辛格是名人，而帕特里克·莫伊尼漢、喬治·威爾、威廉·巴克利以及不少其他的公共知識分子同樣也是名人）。因此，也許公共知識分子就是名流知識分子（a celebrity intellectual）。然而，本人更偏好的定義，是在“知識分子”前面加上“公共的”這一修飾詞，我旨在強調，不論這些知識分子的作品如何具有跨學科的意義以及政治上的影響，倘若不能與超出一小部分專業(yè)讀者以外更多的社會公眾交流溝通，就不屬于本人使用這一術語層面上的公共知識分子。

這一術語的廣為流傳，最可能的解釋是對知識分子地位重要性遲來的認可，也是對獨立的（independent）和依附的（affiliated）知識分子之間變動著的平衡之遲延默認。在寫作嚴肅知識分子作品的大學存在以前，甚至在大學業(yè)已成為知識生產的重要中心之后，本來沒有人會想到，要努力區(qū)分公共（就讀者的范圍而言）知識分子與非公共知識分子。你之所以不面向學術讀者就公共問題寫作，是因為不存在這樣的讀者，或者這樣的讀者寥寥可數(shù)，當然，亦可歸因于知識分子的人數(shù)有限，因為許多人鑒于宗教、民族、性別或婚姻地位等原因無法取得大學職位。無論如何，由于種種可能，你本人并非大學教授，甚或連大學畢業(yè)生都不是。你創(chuàng)作的作品所面向的，是那些更為普通的、更少專業(yè)性的讀者，而非學術專業(yè)人士，當然，你的讀者也許只是一小部分人，他們可能只包括政府官員、其他要人或極少數(shù)受過相當教育的精英階層。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洛克、休謨、塞繆爾·約翰遜、伏爾泰、伯克、邊沁、杰斐遜、潘恩、密爾、卡萊爾（Carlyle）、梭羅、愛默生——這一串20世紀以前既非教授、亦非主要面向教授寫作的公共知識分子名單，還可以持續(xù)不斷地娓娓道來。

伴隨著現(xiàn)代大學——促進學術研究、并要求將有限的時間投入到專業(yè)領域、旨在優(yōu)化激勵創(chuàng)造性學術人員的學術機構——的繁榮，知識分子擁有了職業(yè)的路徑，這能夠促使他們在希望時可以排除干擾，而只面向其他知識勞動者揮毫潑墨，這一點已顯而易見。但是，這也令他們贏得了時間，有可能就同一主題面向徑渭分明兩類讀者寫作，一類包括作者學術領域內的研究者和學術人員，而另一類則包括非專業(yè)人士、普通教育的社會公眾。隨著大學教育的日益擴張，這些人亦在不斷壯大。一位學術人員，就其學術聲譽或智識天賦可以轉換跨越的層面而言，甚至可能就其專業(yè)領域以外的主題面向普通教育的社會公眾舞文弄墨。

↑哈佛大學

讓我們來想想，圍繞文學從政治、道德或意識形態(tài)視角寫作的20世紀主要的文學評論家。他們有些人屬于學者，主要為學術讀者寫作，比如克里昂斯·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諾斯洛普·弗萊（Northrop Frye）、卡內斯·伯克（Kenneth Burke）、F·R·利維斯、以及R·P·布萊克姆（R. P. Blackmur）。有些人既面向學術讀者也面向非學術讀者寫作，比如C·S·劉易斯、萊昂乃爾·特里林、愛德華·薩義德、弗蘭克·柯摩德（Frank Kenmode） 、羅伯·阿爾特（Robert Alter）、哈羅德·布盧姆（Harold Bloom）、喬治·斯坦納。而有些人并非學術人員，比如愛德蒙·威爾遜、愛倫·泰特（Allen Tate）、蘭德爾·賈雷爾（Randall Jarrell）、沃爾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但他們卻同時針對學術讀者和非學術讀者寫作。并且，有些人雖算不上學術人員，他們寫作也主要針對非學術讀者，但是，學術人員卻十分樂意閱讀他們的作品，例如，T·S·艾略特、W·H·奧登、以及喬治·奧威爾。20世紀的道德和政治哲學領域亦是如此，我們可以看到，嚴肅的學術作者，諸如倫福特·班布羅（Renford Bambrough）、克里斯汀·考斯佳（Christine Korsgaard）、奧勞拉·奧內爾（Onora O'Neill）、以及德雷克·帕菲特（Derek Parfit）；交叉型學者，則比如伯蘭特·羅素、約翰·杜威、海德格爾、薩特、阿倫特、西德尼·胡克、伊塞亞·伯林、理查德·羅蒂、托馬斯·奈格爾、皮特·辛格（Peter Singer）及馬莎·努斯鮑姆；而還有少數(shù)非學術人員，比如弗洛伊德、奧利佛·溫德爾·小霍姆斯、阿道斯·赫胥黎（參見本書第六章）、以及阿爾伯特·加繆。并且，在其他領域亦屬如此——法律、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和政治學——盡管在某些領域，人們也許不得不回溯至19世紀，找尋對于公共論辯曾經作出過突出貢獻的重要的非學術人員之典范，比如，經濟學領域的邊沁和密爾，人類學領域的梅因。

在即將告別20世紀之際，獨立的公共知識分子與學術公共知識分子之間的平衡業(yè)已打破。非學術公共知識分子的相對數(shù)量已經萎縮——倘若以卓越或者貢獻的因素來權衡其量度的話，它是如此急劇地江河日下。在20世紀前半期的知識分子史上，許多非學術公共知識分子漸次展現(xiàn)于人們的視野，例如，奧威爾、凱斯特勒、阿爾伯特·加繆、霍姆斯、布蘭代茲、弗蘭克福特、弗洛伊德、列頓（Lytton）、沃爾特·本杰明、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愛德蒙·威爾遜、H·G·威爾士、T·S·艾略特、喬治·蕭伯納、T·E·勞倫斯、托馬斯·曼、赫伯特·克羅利（Herbert Croly）、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德萊特·麥克唐那（Dwight Macdonald）、詹姆斯·鮑德溫（他和奧威爾一樣，未受過大學教育）、以及沃爾特·李普曼；而準學術公共知識分子亦不斷閃現(xiàn)，比如，馬克斯·韋伯，他僅僅曾間斷地在學術機構工作過，菲利普·拉甫，他是在多年擔任自由撰稿人和編輯之后才成為教授的。在19世紀的知識分子史上，非學術公共知識分子甚至更多地涌現(xiàn)于人們的腦海：我們只需想一想，邊沁、托克維爾、馬克思、愛默生、梭羅、狄更斯、約翰·斯圖亞特·密爾、赫伯特·斯賓塞、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哈瑞特·比茨爾·斯托，而且在他們之中還具有學術個性自由張揚的弗利德里克·尼采、以及亨利·亞當斯。本人列舉姓名的所有人士，時至今日已近乎全都是專職的學術人員，或者至少（倘若就法官和作家的情形來說）曾有過多年的專職學術經歷。大學的擴張和完善，已與非學術公共知識分子的衰落構成了連鎖之互動。

20世紀的下半葉，也出現(xiàn)了眾多的非學術公共知識分子，他們經不懈的努力，贏得了聲譽——在美國人當中，人們可以舉出如下例證：蘇珊，桑塔格、雷納塔·阿德勒、湯姆·沃爾夫汀、威廉·貝內特、劉易斯·芒福德、愛恩·蘭德、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歐文·豪（Irvine Howe）、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戈爾·維達、邁克爾·哈林頓、蕾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詹姆斯·鮑德溫、查爾斯·穆雷（Charles Murray）、希爾頓·克雷默（Hilton Kramer）、諾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威廉·F·巴克利、歐文·克里斯托，以及——也許其中最具影響的當屬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但這一數(shù)目已經趕不上早期了，尤其是當人們考慮受教育人口日益增長、公共知識分子寫作和發(fā)言的途徑更廣等因素的時候。獨立的知識分子已為學術知識分子取而代之。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也許還要更早些，這一趨勢就已顯而易見。

人們已經注意到了知識生活的學術化，并為之倍感惋惜，這樣說是多么的公正啊，本書接下來的幾章將對此進行分析。至于評估的問題，讓我們暫時擱置在一邊吧，這一趨勢卻是明明白白、絕對沒錯的，而此處，尚有一些其他的證據。20世紀下半期不勝枚舉的卓越超群的學術公共知識分子，比如丹尼爾·貝爾、內森·格拉澤（Nathan Glaaer） 、歐文·豪、戴維·里斯曼，他們不具備我們今天聘任學術職位（法律方面除外）的基本要件：他們當中沒有人撰寫過博士學位論文。麥克喬治·邦迪（McGeotge Bundy），一位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盡管其學術生涯處于他職業(yè)的早期，不具備博士學位，卻擔任了哈佛大學藝術和科學系系主任——而這在今天，幾乎是無法想像的。今天類似這樣的人，倘若他不成為律師的話，就不得不向博士學位工廠提交精心準備的論文，并以更優(yōu)秀的學者身份拋頭露面，但卻可能是更缺乏情趣的知識分子。從韋伯所論及的職業(yè)化、官僚化和理性化層面而言，學術界甚至正在日益學術化，這已經越來越不適應自由精神了，牛虻（“有終身教職的牛虻”［tenured gadfly］，聽起來就像是一種矛盾的修飾）、嘲笑者——即“有些人”，正如愛德華·薩義德指出，“他的位置就在于，公開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促使正統(tǒng)觀念和教條相互之間產生矛盾（而非制造這些沖突），令其成為政府或組織不可能輕易指定的人�！惫仓R分子是什么，如果這就是的話，那么，現(xiàn)代大學就有可能將其驅逐出知識生活。

然而，薩義德的定義過于狹窄。它默示地意味著，值得提出的惟一抵抗是針對政府和組織。那可謂薩義德本人關于政治的恰當描述，他太左了。但是，教條并非僅僅是對政府和組織的防護。教條包括宗教教義、社會教條（比如，新保守主義）以及不限于政黨的政治教條。今天，還有所謂的學術教條，比如，左翼文化人士、奧地利經濟學派以及利奧·施特勞斯后繼者的教條。進而，知識分子通常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事實上，他們中幾乎很少有人秉承了蘇格拉底、梭羅、尼采、加繆和奧威爾如此的傳統(tǒng)，屬于真正桀驁不馴的個人主義者。從對立的立場出發(fā)，也不存在任何必需如此的價值；它取決于一個人抵抗的東西究竟是什么。知識分子抵抗之反應，常常會導致他們對于同仁的觀點和價值不加思索地斷然反對，并且在共產主義時代，這種反對是災難性的。

↑薩義德

當然，薩義德的論述是針對特定事項�！芭c通行的規(guī)范作斗爭”，也許稱不上是對知識分子、甚至對公共知識分子界定的構成部分，不過，它卻屬公共知識分子的特征，并且也許賦予了他們一種與眾不同、盡管決非純粹的社會價值。“知識分子的角色，并非告訴他人，他們必須做什么�！倍恰耙淮未蔚蒯槍Ρ灰暈椴蛔C自明的當然提出質疑，打碎人們的精神習慣、行為模式、以及思維方式，驅散人們熟悉而接受的觀念，重新審視規(guī)則和制度。這，就是蘇格拉底象征的立場，蘇格拉底相對于公共知識分子之群體，恰似耶穌相對于基督教一樣：作為創(chuàng)立者、被逐者和殉道者。

人們看到的公共知識分子，在此處可以解釋為“專門促使人們對顯而易見的事物陌生化”，“權威平和的擾亂者”，他們促進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多樣化，而這一點正是密爾在《論自由》一書中主張的個人自我實現(xiàn)和社會進步的先決條件。知識分子是一位“反諷者”，“不相信有什么特別好的詞匯之人……盡管她會暫時繼續(xù)使用目前這一詞語，她會培養(yǎng)起對它的激進而持久的狐疑，并且不與它所敘述的主張毫不相干，以尋求保障抑或化解這些疑問�！�

必須把抵抗性（oppositionality）與抵抗（opposition）區(qū)分開來。以一種教條反對另一種教條，屬于一種抵抗的形式。教條主義的公共知識分子（有時可稱之為“有機型”知識分子）從來都比比皆是。而抵抗的立場，正如奧威爾、加繆這樣的公共知識分子之立場，他們立足于社會邊緣而指點江山，他們所反對的與他們所支持的相比，顯得更加旗幟鮮明。他們的反叛性以及自我意識的邊緣化，使他們有別于諸如薩特之類的社會批評家，因為薩特批判的基礎乃是建立在教條之中的。在本書第九章對理查德，羅蒂和馬莎·努斯鮑姆的比較分析中，我們就可以看到比這種兩分法稍微緩和的版本。

相關的一點是，公共知識分子趨向于成為反沖壓器（counter-puncher）。無論是抵抗的抑或教條的，公共知識分子都非�？赡軐σ恍┊敶氖录蚯榫埃ū热纾肆诸D總統(tǒng)彈劾案、大學“危機”、克隆、性道德衰落或者互聯(lián)網對私隱的威脅）、或者對有關事件或情景的評論作出反應，而并非沿著一條輪廓分明的研究路徑繼續(xù)前進，那是學術的風格。公共知識分子通過參與社會公眾關注的一些事件而掌握讀者。鑒于讀者的注意期短暫，故公共知識分子必須靈活應變、快速轉移。并且，由于公共知識分子傳播的是觀點，而不是新聞，因此，他傾向于提出極端的主張（或者，也許趨向于提出偏激主張之人，更可能認為公共知識分子職業(yè)構成一種引人入勝的職業(yè)）；否則難以獲得社會公眾的注意。

公共知識分子屬于社會批評家，而不僅僅是社會觀察家。科學的觀察或者受傳統(tǒng)態(tài)度影響的一般性觀察，可以交給聘用的新聞人員去做，他們不同于自由撰稿的報刊人士，或者也可留待大學、政府或思想庫聘用的社會科學家去做。他們是附屬于機構的——依附的——知識分子，并且人數(shù)眾多。在社會空間中，還應該為自由不拘的知識分子留有一席之地——反叛者、異教徒、知識分子空想家（Luftmenschen）。知識分子，“通常被視為外部人、社會的良心以及真正價值和理念的支持者。”（因此，耶利米和其他《圣經舊約》中的預言家亦屬公共知識分子的遠祖。）他們既全力投入，亦淡泊超然。公共知識分子，充其量也是一種艱難的角色，對安于大學教授職任保障的知識分子來說，扮演這一角色——內部人裝扮成為外部人——可真是頗為艱難。

必須承認，任何對同一時代的知識分子予以評價的努力，皆存在選擇偏見之風險。沒有任期保障之勇氣，不會勻出為大眾刊物撰文寫稿的時間，而職業(yè)的學術人員也不可能預期獲得與登峰造極的已故知識分子同樣的名氣。文化悲觀主義的主要發(fā)源之一，是傾向于將過去最卓越超群的知識分子與當今的一般水平相比較，而時光的流逝會淘盡過去時代中的平淡之人。此情此景，懷鄉(xiāng)色彩和浪漫主義亦構成危險。并且，難以應對的還有證據問題，這一點也許無法克服。我不想掉進上面任何一個陷阱之中。因此，當我說到公共知識分子衰落時，便得格外謹慎小心。確定無疑的是，20世紀的大學急劇擴張，并且，大學的聘任可以向打算從事公共知識分子職業(yè)的任何人提供閑暇、資格和經濟保障，未來的公共知識分子幾乎沒有人不會去尋求如此職位。在專業(yè)化的時代，可替代的主要選擇——新聞出版業(yè)——對于志在千里的公共知識分子而言，并不是一個具有吸引力的職業(yè)，甚至不屬于一項可行的選擇；新聞記者不具有獲取專業(yè)知識的良好條件。在今天，盡管甚至為數(shù)眾多的公共知識分子屬于新聞記者，比如，威廉·巴克利、安德魯·薩利文（Andrew Sullivan）、喬治·威爾、克里斯托弗·希京士、格里格·易斯特布魯克（Gregg Easterbrook）、以及里昂·維塞爾梯阿，但在非學術公共知識分子的排位中，他們在數(shù)量上可能已經落后于先前系學術公共知識分子的人，比如羅伯特·博克、帕特里克·莫伊尼漢、威廉·克里斯托、威廉·貝內特以及亨利·基辛格。甚至在身為作家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中，比如，索爾·貝洛、E·L·多克特羅、約瑟芬·愛潑斯坦、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辛西婭·奧茲克以及戈爾·維達，他們中的許多人皆擁有兼職甚至專職的學術職位。從可以預見的未來而言，公共知識分子的主導類型似乎將是專職授或至少屬于名義上的專職教授。

而且，我們必須考慮，“思想庫”興起這一因素的影響——一般說來，思想庫不依附于大學，是一類無教學任務的研究機構（最顯著的例外是，胡佛戰(zhàn)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附屬于斯坦福大學），它的定位是應用研究而非基礎研究，針對的是公共政策而非科學、技術或者文化問題，當然直接導向政策的科學、技術或文化問題除外。最聞名遐邇的思想庫，包括布魯金斯研究所、美國企業(yè)公共政策研究所（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Research）、哈得遜研究所（the Hudson Institute）、發(fā)展政策研究所（the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傳統(tǒng)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卡托研究所（the Cato Institute）、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以及曼哈頓研究所（the Manhattan Institute）。這些思想庫大多屬于保守主義，既反襯了許多大學院系中自由主義者占據了主導地位，也體現(xiàn)了保守事業(yè)更可能獲取企業(yè)的捐助。所有的思想庫皆在一定范圍內從事公共知識分子工作，而在部分思想庫中，此類工作還占據了主導地位。然而，大多數(shù)思想庫成果的定位，一般并不是面向普通教育的社會公眾，而是針對立法者、政府官員、議會游說者和政治機構的其他成員。思想庫可能吸納前政府官員（有時可能為待命官員）作為職員，當然它的職員也包括能夠輕易在大學求得職位的博士學位獲得者，只是這些博士不樂意在大學傳道解惑，或者不愿意在大學從事陳舊過時的研究課題、或不愿在有關領域運用不時新的研究方法而已——或者他們打算直截了當?shù)爻蔀楣仓R分子發(fā)揮作用，而非間接地成為公共知識分子。思想庫與公共政策學院之間的界線不甚明確，比如，哈佛大學的肯尼迪學院、普林斯頓大學的伍德羅·威爾遜學院。

↑13位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學生

勿庸置疑，現(xiàn)代美國思想庫是公共知識分子工作的重要場所。但是，作為一種準學術機構——也許只是作為研究所——它并不是獨立的公共知識分子舒適安樂的家園。這不僅僅是定義性的（一位獨立的公共知識分子，是一名自由的槍手；而他人之雇員，則當然不是）。由于大多數(shù)思想庫皆帶有獨特的政治色彩，成為其中的雇員則傾向于貼近某種特別的政治立場，其獨立性令人懷疑。并且正如大學一樣，思想庫雇用專家，鼓勵專業(yè)化。大多數(shù)著名的思想庫——布魯金斯研究所以及美國企業(yè)研究所——其職業(yè)人員構成和素質，基本上與大學一樣，除了沒有學生以外，就像大學的公共政策學院接近于招收學員的思想庫那樣。因此，本人傾向于認為，思想庫中的公共知識分子基本上就等同于學術公共知識分子。

歸納起來，公共知識分子以社會公眾可接近的方式表達自己，并且其表達聚焦于有關或涉及政治或意識形態(tài)色調的社會公眾關注之問題。公共知識分子可以依附于大學，也可以與大學毫不相干。他們可以是全職的學術人員，亦可為兼職學術人員；可以是新聞人員或者出版界人士；可以是作家或者藝術家；可以是政治家或者政府官員；他們可以為思想庫工作；他們也可以保持“普通的”工作。通常說來，大多數(shù)公共知識分子對于當下的社會爭議高談闊論，或者就社會發(fā)展方向或機體健康提供一般性的回應。在回應型模式中，就他們從尋求引導社會前進方向的廣義視角而言，或許屬于烏托邦主義，由于他們對社會現(xiàn)存狀態(tài)的不滿超過了任何改革建議之努力，故而大多具有批判性。當公共知識分子針對時事指點江山時，他們的評論傾向于些許武斷、判定性，有時顯得溫和，但大多表現(xiàn)為尖刻譏諷。他們是喜好論辯之人，傾向于提出極端主張。學術公共知識分子通常以一種自我意識、有時甚至是被激怒的知識分子優(yōu)越之腔調而揮毫潑墨。對于事實，公共知識分子常常有點粗枝大葉，在預測方面又顯得有點草率莽撞。

波斯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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