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年間的一個秋日清晨，梁山泊水面霧氣正濃，泊邊草木都被露水打濕，晁蓋騎在馬上，回頭望去，隨行的頭領并不算多。

水寨里鼓聲沉悶，人聲卻冷清。吳用站在棧橋邊，只作揖相送，并未披掛隨行。公孫勝抱著拂塵，悄悄退在后面，只說了一句：“天王此去，莫要太過冒險?！标松w點點頭，也沒多說，只催馬出了山門。

有意思的是，這一程直奔曾頭市，后來成了晁蓋一生的終點。更耐人尋味的，是在他身后，那一百零八將中的大半，寧肯留守水寨，也不愿追隨山寨之主出生入死。

一個曾經被眾人推舉上山、號稱“托塔天王”的首領，走到這種地步，問題顯然不在一朝一夕。要看懂這場冷落，得把時間往前撥，從生辰綱那一票開始說起。

梁山這幫人，多半出身亂糟糟，有軍漢，有捕快，有屠戶，有潑皮。談“忠義”，嘴上都不含糊；真要拿刀上陣，心里裝的還是利字當頭。晁蓋身在江湖，卻半帶“鄉(xiāng)紳保正”的脾氣，這在早期看不出什么毛病，人一多，矛盾就全冒出來了。

有人說梁山有沒有真正的好人，答案不難。像武松、史進、朱仝這些人，血性有余，規(guī)矩不足；能做到一直守底線、不愿助紂為虐的，魯智深、裴宣那樣的角色，屈指可數(shù)。晁蓋看重的“義”，偏偏落在這幾個人以外，真正陪他干大事的，是另一群心思各異的漢子。

生辰綱一劫，把一批人擰到了一塊。赤發(fā)鬼劉唐，入云龍公孫勝，三阮兄弟，白日鼠白勝，再加一個吳用，命都系在那八擔金珠寶貝上。那時候的晁蓋，還是東溪村的保正，名聲不錯，交情卻不算深。

行事之前，大家是“同謀”；干完之后，身份就微妙了。晁蓋成了眾人擁戴的首領，其余人則成了“立功頭領”。身份一變，分配方式不改，自然就出事。

一、分贓不明，先傷兄弟之心

江湖上混，誰都懂一個道理：親近也要明算賬，賬清了，義氣才站得住腳。生辰綱到手之后，晁蓋安排阮氏三雄和白勝拿了自己的那一份，這看著挺夠意思，其余的大頭，卻被他收在手里。

后來他登上大聚義廳，把那些金珠寶貝連同自家積蓄一起抬出來，當眾賞給梁山原有的頭領和嘍啰。表面看，是大手一揮，不把錢財當回事，慷慨得很。細究起來，不少人心里其實是發(fā)涼的。

因為被他“賞”出去的大半家當，嚴格說來，并不全是他的。吳用出智謀，公孫勝押法力，劉唐、阮家兄弟拼命打斗，那是拿腦袋換來的錢。晁蓋一句“賞賜眾人”，等于把兄弟們的那一份，一股腦變成了“山寨公產”。

吳用早年只是個落第秀才，窮慣了，一次得手萬貫，足以改變一輩子的路數(shù)。照市井說法，那點金銀，足夠在州府買個實缺，從此脫離白身，進得官場。結果在梁山這一折騰，全沒了指望，只換來個“軍師”名頭和一身“強盜”罪名。

劉唐、阮氏三雄這樣的粗豪漢子，不一定能把賬算得那么細，但是“有功有賞”“人人有份”這點樸素觀念，還是明白的?？粗松w拿著大家拼命得來的寶貨，在梁山舊人面前大方作態(tài)，心里難免會嘀咕：這是替誰出血？又是誰在出血？

盜跖早就把“盜亦有道”說得明明白白，里頭有一條，很打動人：分配要均，才能服眾。晁蓋這一刀切，把功勞簿上最要緊的幾個人晾在一邊，等于親手割裂了最早那批生死同伙之間的信任。

從那之后，吳用的態(tài)度便悄悄起了變化。表面還是禮數(shù)周全，實際上，與晁蓋之間的親近，卻比不上后來與宋江之間的暗通款曲。利益沒撈著，罵名倒背了不少，有心人換個靠山，也不算意外。

分贓不清，是晁蓋犯下的第一條大忌。錢財動人心，這話一點不虛。江湖上講義氣，可義氣得落在“吃飽穿暖”上，不然就是空話。

二、一山三虎，讓位成了禍端

利益的問題埋下種子，權力的安排，則是讓這顆種子發(fā)了芽。晁蓋性子里有一份老實厚道，總想把兄弟擺在自己之前，這在村里當保正時，是優(yōu)點；到了梁山這樣龍蛇混雜之地，反而變成了隱患。

早期的核心，是“晁蓋+吳用+公孫勝”。一個主心骨，一個出謀劃策，一個鎮(zhèn)壓場面。這個組合，勉強還能維系山寨運轉。宋江上山之后，一切被打亂了。

晁蓋對宋江，帶著近乎本能的欣賞。宋江義氣外露，文武都拿得出手，又在江湖上積攢了名聲。晁蓋不止一次，當眾說出“他日梁山泊事務，盡托宋公明”的話。聽上去謙讓，其實等于在眾人面前立了個“備用寨主”。

從那一刻起，梁山就不再只有一個權力中心。下面的頭領難免犯嘀咕：是聽晁蓋的，還是聽宋江的？尤其吳用這種角色，更會算賬——誰能帶來更穩(wěn)當?shù)那巴?，誰給得起更扎實的好處，心里都要掂量。

更尷尬的是公孫勝。這個半僧半道的人，原本在核心圈子里與吳用并列，宋江上山之后，他被悄然擠到了下首。座位往后挪半步，面子上不見得有多少人提起，可入云龍若是一點不在意，那就不是人情世故，而成了木頭。

一山不容二虎，這在朝堂，在江湖，都是老理。權臣加九錫，不是要篡位，就是要被猜忌；寨里立了“并肩王”，下面的小頭目和嘍啰，遲早會站隊，窩里斗就在眼前。

晁蓋若真懂規(guī)矩，就該把高臺上那一把交椅坐穩(wěn)，其他人左右陪坐，有功者高些，無功者低些，一眼看出主次。偏偏他一會兒“托付”，一會兒“讓位”的話掛在嘴邊，久而久之，大家心里反而摸不清真正的主心骨到底是誰。

宋江本就善于籠絡人心，這種形勢，對他來說是天賜良機。他只要順勢拉攏吳用，給足面子，再在賞賜上比晁蓋更大方一點，晁蓋就難免被架空。晁蓋本想以謙退顯寬厚，結果卻把自己推到了“中間地帶”，上不去，下不來。

更要命的是，到了曾頭市用兵的時候，這種權力上的模糊，直接體現(xiàn)為“無人愿隨”。吳用可以用“留守籌劃”為理由待在山上，公孫勝借口“歸山學道”不出馬，其它人各有托辭。晁蓋一聲號令，竟喊不出足夠的頭領相隨，這樣的場面，已經說明了很多問題。

權位不明，主次不分，這是晁蓋犯下的第二條大忌。對外，是山寨威信不足；對內，則是給了宋江施展的空隙，讓梁山變成“一仆二主”的格局。

三、盜跖自比顏淵，標準錯亂難服眾

利益沒分清，權力又不堅決，還可以用“性子厚道”來搪塞一二。真正讓人覺得晁蓋不適合做“盜魁”的，是他對自身身份的認識出現(xiàn)了偏差。

晁蓋早年是東溪村保正，管的是田地、賦稅、人命官司，說白了，是在鄉(xiāng)里擔當“正人君子”的角色。這種慣性到了梁山，他下意識也想用鄉(xiāng)紳的標準來約束一幫從刀頭舔血過日子的綠林豪客。

他最得意的一句話，大意是：自從梁山火并王倫之后，立了“忠義”為本，要對百姓施仁德。這話聽著不壞，放在書本上也好看，可攤開梁山做過的買賣，從生辰綱，到劫法場，到攻打諸州府，哪一件不是刀光血影？真要說“仁德”，實在有點掛不住。

有一次，楊雄、石秀為偷雞一事惹來麻煩，晁蓋大怒，罵他們壞了梁山好漢的名聲。話里話外，仿佛梁山自家在山上，只靠漁獵種田就能養(yǎng)活上百號兄弟似的。

這種“罰小不罰大”的態(tài)度，久了誰心里都清楚。搶官銀、劫糧草時，大家一馬當先；偷雞摸狗、尋常小利，又被說成壞名聲。山寨名頭是“替天行道”，收入卻是徹頭徹尾的強盜經濟，標準搖擺，讓人無所適從。

盜亦有道，說的是在盜的行當里，也有成規(guī)：動手之前看機會，出手之后要分明，有恩報恩，有仇報仇。晁蓋偏要再加一層“顏淵式”的清高，以為只要打出“忠義”旗號，就能把一群亡命之徒約束成半個義軍。

宋江在這方面，比晁蓋現(xiàn)實得多。對皇帝，他口口聲聲“招安”“報國”；對兄弟，他講的是“同生共死”“有功有賞”。嘴上可以高調，分配卻務實。晁蓋則既要好名聲，又不肯放棄強盜的好處，夾在中間，標準搖擺，自然難以讓人心悅誠服。

再把眼光拉遠一點，梁山那些被認為還算“守底線”的人，比如魯智深、裴宣，選擇更多是“不愿濫殺、不想助虐”，而不是要把一群盜賊硬拽成“清流”。晁蓋卻有點走偏，以為靠幾句口號，真能讓梁山脫胎換骨。

這便是他犯下的第三條大忌：忘了自己是盜跖一類的人物，總想向顏淵看齊。標準定得太高，執(zhí)行卻做不到，最后變成嘴上風光，行動尷尬。

回頭看那一個秋日清晨的出征，表面上是晁蓋為兄弟報仇，親自領兵討伐曾頭市，實際上，是他一路走來，這三條大忌的集中爆發(fā)。利益上，他已經失了吳用、公孫勝這類核心人物的真心；權勢上，他親手造就了宋江這個“備用寨主”；理念上，他把強盜當義士來要求，讓一眾好漢既得不到實惠，也享受不到名分上的光彩。

所以，當晁蓋在曾頭市中箭墜馬時，梁山上的權力天平其實早已傾斜。吳用、林沖等人迎宋江上位，并不突兀；很多兄弟在心里，也已經把真正的主心骨移到了那位“及時雨”身上。

如果沒有宋江上山，梁山會不會發(fā)生第二次火并？從晁蓋的行事模式來看，答案并不樂觀。生辰綱早晚要花光，梁山又不愿真去農耕經商，錢糧緊張之時，只靠“忠義”兩個字，是壓不住一百零八條好漢的。

在那樣的局面下，只要再多幾次分配不公，多幾次主次不明，多幾次標準搖擺，哪怕?lián)Q一個人出面，也難免走到兵刃相見的一天。晁蓋身為“托塔天王”，卻踩中了江湖上最忌諱的三條線，這才讓吳用、公孫勝漸行漸遠，也讓宋江有了虎視眈眈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