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我們一直被告知，蔓延在西方社會的不安更多源于心理感知而非現實。這種情緒被歸結為懷舊、抗拒變革，或是未能適應一個更復雜的世界。我們被告知，公共服務并未惡化，只是我們的要求變高了；工業(yè)并未消失，而是在“進化”；我們并沒有變窮，只是生活方式發(fā)生了改變。

當這種不滿轉化為日常的切身體驗時，上述解釋便難以為繼：工資已無法覆蓋基本開支，住房價格遙不可及，能源價格居高不下，基礎設施悄然老化，而在那些曾經看似微不足道的必需品上，我們對外部供應商的依賴日益加深。

此時，問題已不再僅僅是心理層面的，而在最廣泛的意義上，成為了一個嚴峻的政治問題。

越來越多的觀察家開始承認這一點。我們所面對的并非暫時的經濟低迷，而是冷戰(zhàn)后形成的經濟與地緣政治秩序的一次深層“再平衡”。那種“一切似乎都在崩塌”的感覺并非集體幻覺。這恰恰是一個承壓的系統(tǒng)在被迫應對更嚴酷、更碎片化的環(huán)境時，重新分配成本、權力和機會所呈現出的真實樣貌。

舊秩序建立在一系列特殊的條件之上。在歐洲，支撐這種無限繁榮幻象的有三大支柱：俄羅斯供應的廉價能源；以及被日益用作生產力替代品而非生產力結果的充裕信貸（無論是公共還是私人的）。此外，還要加上所謂的“和平紅利”：即認為歷史已進入永久均衡狀態(tài)，削減國防開支不會帶來嚴重風險的信念。

歐洲無情地追求效率優(yōu)化，卻將韌性視為次要考量。這種權衡曾一度奏效。但最終，它停滯了。凡是將系統(tǒng)推向單一方向極端的做法，終將導致脆弱。

這一診斷本身并無爭議。更令人不安的暗示在于，這種再平衡并非某種非人格化的自然力量。它是由政治選擇、主導思想和制度激勵所決定的，且往往具有決定性作用。這些選擇決定了誰來承擔損失，誰能獲得庇護。而這種分配絕非隨機。

歐洲正日益發(fā)現自己處于輸家的一方。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工廠倒閉，工業(yè)就業(yè)率下降，能源成本呈現出結構性的上漲。對外部供應商——無論是零部件、原材料還是技術——的依賴加深了。問題不再是其他人能以更低的成本生產，而是在歐洲進行生產已變得充滿不確定性、行政壁壘重重，且在許多情況下完全失去了吸引力。

結果無可辯駁。生產能力、就業(yè)機會和經濟杠桿正在從歐洲向亞洲轉移。將此描述為全球化的必然結果是一種誤導。市場并非獨自漂流至此，政策選擇至關重要，且依然在發(fā)揮作用。

隨著時間推移，西方經濟體的重心已從“制造事物”轉向“管理流程”。工業(yè)減少，自主性降低。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中介、合規(guī)審查，以及對那些為追求極致效率和最小冗余而設計的供應鏈的依賴。

經濟體系越來越像一個行政機構，而非生產車間。程序取代了生產。風險被監(jiān)管所置換。

這種轉變常被描述為向價值鏈上游的自然移動。但在實踐中，這以此味著生產能力的持續(xù)侵蝕，以及面對那些不按相同約束或假設行事的行動者時，暴露出的風險日益增加。

監(jiān)管的復雜性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大企業(yè)可以消化、駕馭甚至影響這些監(jiān)管，但小生產者不能。對后者而言，每一層新增的監(jiān)管都意味著更高的固定成本、法律不確定性和新的準入門檻。增長變得更加困難；生存本身變成了有條件的。

結果是，經濟活動越來越依賴于“政治租金”：補貼、轉型基金、公共合同。整個行業(yè)不再依靠競爭力生存，而是圍繞行政優(yōu)先事項重新定位。創(chuàng)新遵循的是合規(guī)的邏輯，而非實驗的邏輯。人才也隨之調整方向。

這種社會后果具有腐蝕性。當經濟生存取決于行政自由裁量權時，自主性便受到侵蝕。正式的審查變得多余。如果物質生存被綁定在對主導框架的依附上，異見者自然會因成本過高而被淘汰。所謂的“適應”，開始看起來更像是社會重組，而個人獨立晉升的途徑則越來越少。

除了變暖本身，不確定性依然存在：關于規(guī)模、時間、適應方式及權衡取舍。政治話語傾向于向最壞的情境靠攏。其激勵結構顯而易見：診斷越是具有戲劇性，就越容易為干預經濟生活提供正當理由。

因此，氣候政策成為了經濟秩序重組的載體。能源變得更加昂貴。工業(yè)活動收縮。資源通過政治程序而非市場發(fā)現機制，大規(guī)模地重新導向被指定為“綠色”的部門。社會成本分配不均：高收入者尚可消化，中等收入家庭則難以承受。

德國便是這一問題的縮影。在對能源轉型進行巨額投資并關閉核電站之后，德國卻重回煤炭，并依賴日益不穩(wěn)定的能源進口。工業(yè)競爭力受損，就業(yè)率下降，外部依賴性增加。全球氣候平衡實際上并未發(fā)生改變。

這一過程被包裝為美德。犧牲被重塑為成熟。這本質上是一種受管理的繁榮喪失，卻被展示為道德進步。在這里，能源轉型悄然與“去增長”理念合流——不是作為一個明確的教條，而是作為一個隱含的終點：更少的生產，更少的消費，更低的期望，一切由龐大的官僚機構管理。

人們很容易受到誘惑，將當下時刻視為歷史的必然：老齡化的社會、放緩的增長、衰退的雄心。這種解釋很方便，因為它將責任消解為宿命論。

管理衰退不是一種戰(zhàn)略，而是一種退位。

替代方案并非懷舊，而是復蘇：重拾對增長的信心，將其作為社會穩(wěn)定、政治自由和真正主權的物質基礎。沒有生產基礎，任何轉型都無法維系，任何融合都無法持久。

這場宏大的再平衡并不標志著全球化的終結，而是它的重構。更短的供應鏈，更可靠的合作伙伴，關鍵商品的國內生產能力。這一切都不是免費的。它要求現在承擔成本，以便在未來重獲主動權——這還需要理智上的誠實。

沒有主權的效率不是進步，而是依賴。

再平衡將產生贏家和輸家。真正的問題在于，歐洲是通過重建生產能力和對進步的信心來應對，還是繼續(xù)沿著那條將放棄視為美德、將依賴視為習慣的道路走下去。

結局尚未寫入歷史。它是選擇的結果。

哈維爾·貝內加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