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小說的研究，半個多世紀來，大陸學界一直以幾部名著為重點，論著大量涌現(xiàn)，新見迭出。例如，清乾隆年間問世的《儒林外史》與《紅樓夢》，就是學者所鐘愛的對象，尤其是《紅樓夢》，據(jù)說在20世紀，共有1億6千余萬字的論著發(fā)表，其數(shù)量之大，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

中州書畫社版《歧路燈》

然而，對于同樣誕生于乾隆年間的章回說部《歧路燈》，盡管早在上個世紀初就有學者予以關注，但始終沒有在學界獲得應有的重視。

翻開2002年至2004年出版的共16期《明清小說研究》，除2004年第4期外，均有南京大學中文系淮茗所編的《中國古代小說研究論文要目索引》，但是其中只有一篇是涉及《歧路燈》的①。也就是說，在至少整整三年的時間里，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界似乎已經(jīng)遺忘了這部108回的長篇小說。

這種現(xiàn)象使我感到困惑，于是，就有了幾點想法和思考，拋磚引玉，寫出來向?qū)W界前輩和時賢請教。

《歧路燈》的作者李綠園顯然是個正統(tǒng)的儒生，他的小說是以儒家思想為指歸的，因此，《歧路燈》中不時可以看到傳統(tǒng)思想的說教，在這一點上，說他是個道學家也不為過。

20世紀的中國，處于一個從舊時代向新時代轉(zhuǎn)變的歷史階段，求新求變的中國人，對《歧路燈》宣揚傳統(tǒng)思想不滿，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果以一種較為寬容的學術眼光來看待《歧路燈》的話，就會發(fā)現(xiàn)，這部小說值得我們給予極大關注。有人把《歧路燈》稱為教育小說② ，其實，《歧路燈》的豐富內(nèi)涵絕不是“教育小說”一詞可以概括的。

《李綠園與其歧路燈研究》

《歧路燈》所描繪的生活畫面，從多方面展現(xiàn)了明清社會的市井風貌，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部小說就是當時社會的一幅“清明上河圖”，其思想文化和藝術價值還遠遠沒有被很好地發(fā)掘。

首先，應該將《歧路燈》看作是一部反映明末清初市井社會廣闊生活畫面的巨著。這一點，前輩學者已經(jīng)有很好的論述，可惜的是，至今還很少有學者對《歧路燈》作綜合性的研究。

值得指出的是，在為數(shù)不多的《歧路燈》研究著作中，中國臺灣吳秀玉的《李綠園與其〈歧路燈〉研究》(師大書苑有限公司，1996年，臺北) 、新加坡吳聰娣的《歧路燈研究──從〈歧路燈〉看清代社會》(春藝圖書貿(mào)易公司，1998年，新加坡) 、中國大陸李延年的《〈歧路燈〉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鄭州) ，是近十年來面世的可喜成果。

《歧路燈研究：從歧路燈看清代社會》

這三部著作各有研究的重點，吳秀玉的著作著重于李綠園生平及作品版本研究，搜集了大量實地考察得來的資料，吳聰娣的著作則從《歧路燈》中發(fā)掘有關清代社會的史料，來探究清代社會的政治、科舉、商業(yè)等活動，李延年的著作重點在于討論《歧路燈》的教育思想。

誠然，這三部著作都或多或少在整體上對《歧路燈》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討，取得了令人欽佩的成果。不過，這樣的研究還只是剛開頭，有待于進一步深入進行。

作為反映明清社會生活畫卷的《歧路燈》，小說無疑為讀者打開了一扇了解明清時期社會政治、經(jīng)濟、科舉、教育、城市文化、風俗、民情乃至市民生活心態(tài)的窗口，其內(nèi)容之豐富，描寫之細膩，在明清章回說部中也屬罕見。

《歧路燈研究》

2003年上半年，日本友人高橋稔教授訪問蘇州大學，住了三個多月，每周五上午與我討論說話藝術與話本，他屢次感嘆從現(xiàn)存宋元話本中難以找到有關當時藝人作場的材料，對于研究古代戲曲曲藝藝術未免是個缺憾。

但是，在中國古代小說中，還是能看到一些明清時期戲曲曲藝演出的材料，如《金瓶梅》中的王姑子宣講寶卷、《紅樓夢》的女先兒說話等。

在《歧路燈》第十回中，我們也看到了《全本西游記》的演出實況，至于散布在全書的有關其他戲曲演出描寫，無論是雅部，抑或花部，其詳細生動，在古代小說中也是不多見的，均有極高的研究價值。

學者們已經(jīng)注意到了這種情況，但多著眼于戲曲文學史料層面。如果我們從戲曲曲藝演出的角度發(fā)掘與利用這些史料層面，那么，對于開拓古代戲曲曲藝研究領域，無疑是有了更為廣闊的思路與新的視角。

《歧路燈與中原民俗文化研究》

在這方面，雖然已有學者做了很好的工作③，但并未有系統(tǒng)深入的研究，需要我們繼續(xù)努力，以取得更大的成果。

其次，《歧路燈》中的人物形象，也應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人物形象是小說的靈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一部小說的成功與否，取決于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否成功�！镀缏窡簟匪茉炝舜蟠笮⌒《儆鄠�人物形象，其中大都并非帝王將相、英雄豪杰、神魔鬼怪，而是身處社會下層的平民百姓。在這一點上，《歧路燈》與《金瓶梅》是一樣的。

所不同的是，《金瓶梅》中有太多的性惡者，而《金瓶梅》中卻樹立了眾多的性善者�！督鹌棵贰凡贿z余力地揭露人性中的種種惡的本性，表現(xiàn)出一種悲觀的人生態(tài)度，而《歧路燈》卻努力地發(fā)掘人性中深藏著的善，充滿了對人生的樂觀，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

《歧路燈的儒學闡釋》

不管人們怎樣批評《歧路燈》的道學氣，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小說塑造的人物形象，無論是譚孝移、婁潛齋這樣的所謂道學家，還是譚紹聞、盛希僑這樣的浪蕩子，包括幫閑篾片夏逢若、義仆王中、糊涂慈母王氏等，均生動鮮活，栩栩如生。

我不能肯定李綠園是否看到過《紅樓夢》④ ，但他肯定是閱讀過《金瓶梅》，這從《歧路燈》中對《金瓶梅》的批評可以得知。

然而，即使李綠園猛烈抨擊《金瓶梅》，我們?nèi)匀徊浑y看出他所受到的《金瓶梅》的影響，只是他摒棄了《金瓶梅》中的色情文字，但我們在譚紹聞身上，還是看到了西門慶的影子。

尤其令人贊賞的是，同樣是幫閑篾片，夏逢若的形象較之應伯爵、謝希大之流，少了些深謀遠慮的狡詐與故作風雅的虛偽，更多的是赤裸裸的欺騙、誘惑與落井下石，活脫脫一個市井無賴二花臉，自有其無以替代的個性特征，實在是難得的藝術典型。

《李綠園的創(chuàng)作觀念及其歧路燈研究》

即如義仆王中，我們也不能簡單地批評李綠園借之宣揚封建奴仆思想，一如傳統(tǒng)戲曲《一捧雪》中的莫成。這樣的人物在封建社會不能說是絕無僅有，而且在古代文學作品中并不鮮見。

這里面蘊含著傳統(tǒng)道德文化的深刻思想，同樣值得我們認真研究，何況王中其人，在《歧路燈》中(尤其是小說的前半部)還是有相當?shù)某錾憩F(xiàn)。

總之，《歧路燈》雖與《金瓶梅》一樣，以塑造城市社會普通民眾為主，但其主要人物，又與《金瓶梅》有異，顯示出積極向上的一面。

與《儒林外史》、《紅樓夢》中的知識分子(大觀園中的少男少女，大多可稱得上知識分子吧)群體相比，《歧路燈》所塑造的人物群體，更為接近生活，也更具有寫實性。

在這里，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歧路燈》中有大量的心理描寫文字。較之中國古代戲曲，中國古代小說在人物心理刻畫上，顯得頗為單薄。

《李綠園與歧路燈》，杜貴晨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

如明代的“四大奇書”，基本上是以敷演故事為主，注重的是作品的故事性，小說家對于人物心理，尚缺乏應有的關注，因此，讀者并不知道作品中人物思想性格是如何形成與發(fā)展的，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到人物形象的真實性。

這種情況到清乾隆年間的小說家手中才有了根本性的改變，我們在《紅樓夢》與《歧路燈》中欣喜地發(fā)現(xiàn)，小說家已經(jīng)將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人物形象的塑造與人物心理的刻畫，這對于更好地樹立藝術典型，提高小說的藝術性，是有舉足輕重影響的。

《歧路燈》中譚孝移、譚紹聞、孔慧娘等人的心理刻畫，為人物形象的完滿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令人信服。

《〈歧路燈〉鈔本研究》

可以說，在中國古代章回小說中，除了《紅樓夢》以外，罕見有作品在人物心理刻畫上能與《歧路燈》相提并論的。而對此，我們還沒有很好地作全面深入的剖析與研究，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再次，《歧路燈》的結(jié)構(gòu)藝術，在中國古代小說中也是有獨特地位的。

郭紹虞將《歧路燈》與《紅樓夢》相提并論，認為兩書“都有一個中心人物，由此中心人物點綴鋪排，大開大合，以組成有系統(tǒng)有線索的巨著，這實是一個進步”⑤。

朱自清的評價更高:“單論結(jié)構(gòu)，不獨《儒林外史》不能和本書相比，就是《紅樓夢》，也還稍遜一籌;我們可以說，在結(jié)構(gòu)上它是中國舊來唯一的真正長篇小說�！雹�

郭紹虞與朱自清在當時并未看到《歧路燈》全書，因此，他們對《歧路燈》結(jié)構(gòu)藝術如此高的評價，確實讓人有理由產(chǎn)生疑問。

但是，且不論郭紹虞與朱自清的結(jié)論是否有溢美之嫌，平心而論，《歧路燈》的結(jié)構(gòu)藝術確有其過人之處。

《〈歧路燈〉清代抄本異文研究》，王冰著，鄭州大學出版社2022年9月版。

這部小說與《金瓶梅》相同的一點就是，圍繞著一個中心人物展開故事情節(jié)，結(jié)構(gòu)緊湊，脈絡清晰。

有的學者認為《歧路燈》結(jié)構(gòu)平板，缺乏波瀾。然而，小說正是在這平淡無奇的情節(jié)推演中，逐步地展現(xiàn)人物生活、思想性格的形成、發(fā)展并加以深化。因此，僅就結(jié)構(gòu)而言，《歧路燈》首尾呼應，謹嚴完整，在中國古代章回小說中，的確可以說是獨樹一幟。

《歧路燈》敘事自明嘉靖十五年丙申(1536)始，至嘉靖四十年辛酉(1561)止，凡26年，作者交代得極為清楚，沒有絲毫的差失。

作者構(gòu)思之全面周到，創(chuàng)作態(tài)度之嚴肅認真，絕無游戲文字。《三國演義》依據(jù)歷史發(fā)展進程敷演三國史事，亦時見顧此失彼之處;《水滸傳》與《儒林外史》更接近于中短篇連綴，這是學界已有定論的;《西游記》雖有孫悟空貫穿始終，但其故事大都可獨立成章;至于《紅樓夢》，是一部作者未能最后完成定稿的小說，在一些地方有著結(jié)構(gòu)上的不足，也是可以理解的。

《首屆歧路燈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只有《金瓶梅》，在結(jié)構(gòu)上與《歧路燈》相當一致，均以一主角為中心，展開情節(jié)。但《金瓶梅》自第80回西門慶死后，中心既失，不免有些凌亂。

《歧路燈》自始至終圍繞主角譚紹聞的活動，來構(gòu)建小說框架，組織情節(jié)，加之作者創(chuàng)作主旨明確，一以貫之，所以，僅就作品結(jié)構(gòu)而論，《歧路燈》與近現(xiàn)代小說頗為接近，確實是古代小說中的佼佼者。

而且，類似于這樣的長篇說部，在中國古代小說史上并不多見。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結(jié)構(gòu)，是決定其能否實現(xiàn)作者創(chuàng)作意圖、作品人物表演平臺、故事情節(jié)有序展開等的一大關鍵。

《歧路燈》的思想藝術成就，在總體上雖然并不一定能與“四大奇書”、《儒林外史》、《紅樓夢》比肩，但是在結(jié)構(gòu)上卻足以自豪，為中國古代小說藝術的發(fā)展與進步作出了不俗的貢獻，這也是值得學者花精力去鉆研與探討的課題。

《醒世新言歧路燈》

此外，大凡一部成功的小說，其語言運用都有其特色。

一個杰出的小說家，都可稱得上是語言大師。魯迅曾在《看書瑣記》一文中盛贊“《水滸》和《紅樓夢》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讀者由說話看出人來的”⑦。

而《歧路燈》在語言上的成就，也為學者所稱道，但高水平的研究論文尚不多見。《歧路燈》語言之生動鮮活，這是連批評、否定這部小說的人也不得不承認的。

在小說中，我們看到各色人雜，說著切符其身份、地位、處境的話，對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個性特征的刻畫起到了極為突出的作用。即便是有的學者不滿意小說中譚孝移、蔞潛齋、程嵩淑等人的道學氣，然而，我們也不能否認，正是這些人物的所言所論，才使得這幾位所謂的道學家形象成為有獨特個性的藝術形象。

《歧路燈語言研究：基于社會語言學的視角》

其實，除了文學研究者外，語言學家(尤其是研究方言的學者)也可以花些精力，將之作為二百年前中原地區(qū)語言的研究資料，應該是不無價值的。對此，目前似乎尚未見到令人滿意的成果，還有很多工作可做。

最后，談談李綠園及其《歧路燈》的思想。

人們批評李綠園的道學氣，認為他思想迂腐落后，這自然有其依據(jù)。然而，如果全面地閱讀李綠園的所有文字(包括《歧路燈》及詩文、《家訓諄言》等) ，不抱偏見，那么，我們也不難發(fā)現(xiàn)，李綠園的思想中不僅有很多合理的部分，甚至有不少是值得今人認真考慮與借鑒的。

李綠園雖然做過地方官，但基本上還是一個豫西鄉(xiāng)村文人。然而，也因為他曾舟車海內(nèi)20年，游歷過西南、華北、北京及長江南北，見聞既廣，閱歷豐富，洞察世事，練達人情，并非是個三家村冬烘先生。

《歧路燈與豫西南方言語法比較研究》

他所堅持的只是自己的一種信仰，亦即中國傳統(tǒng)儒家的修身、養(yǎng)性、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他有憂患意識，他不愿意看到自己身處其中的這個社會爛下去，希望能夠拯救之，于是想要在傳統(tǒng)道德精神繼承與發(fā)揚方面有所建樹。

這也應該是當時正直與有思想的文人的共識，是一個時代思想文化生態(tài)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

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我再次讀過《歧路燈》后，為了進一步了解明末清初的思想文化，找來了清初理學名儒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閱讀。

張楊園早于李綠園約百年，且一為浙東人，一為豫西人，但均可謂之平民文人，楊園更是終生未仕。二人均長期生活在社會下層，深切了解社會弊端，洞悉底層民眾的生活與思想。

誠然，楊園是理學大家，而綠園是個鄉(xiāng)村文人與小說家。楊園以社會生活及傳統(tǒng)文化為基礎，對人生進行理性思考與哲學探索;綠園則在社會生活與傳統(tǒng)文化的基礎上，用小說的形式，以形象思維來表達自己的人生觀。

《歧路燈語詞匯釋》增訂本

二人都是篤實、忠厚而又洞察人生真諦的平民文人，富于社會責任感和人文關愛精神。只要看看楊園的《訓子語(上、下) 》與綠園的《家訓諄言》，就會發(fā)現(xiàn)他們的人生哲理是何其相似乃爾。

這并不是綠園與楊園的巧合，而是那個時代他們這一類文人共有的精神品質(zhì)，也代表當時社會普通民眾文化與思想生態(tài)狀況一個重要方面。

因此，將李綠園及其《歧路燈》放在明末清初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中加以探究，我們也許能更為全面深刻地把握這一時期小說思想與小說創(chuàng)作的真實現(xiàn)象與軌跡。

綜上所述，《歧路燈》作為中國古代小說發(fā)展到鼎盛時期的一部巨著，與《儒林外史》、《紅樓夢》相比，似乎顯得有些異樣。但是，我們無法回避其存在的現(xiàn)實。

《歧路燈稱謂研究》

我們可以褒揚這部作品，也可以將之貶斥，但決不能采取漠視的態(tài)度。因為《歧路燈》與“四大奇書”、《儒林外史》、《紅樓夢》等一起，構(gòu)筑了這一時期小說藝苑的繁榮局面，并且，以其獨特的品質(zhì)與成就，為明清章回小說增添了令人矚目的重重一筆。

《歧路燈》所敷演的浪子回頭故事，不僅在舊時代有著強烈的警世、醒世意義，即使在現(xiàn)代中國社會，也是有極大的教育作用的。

撇開小說中客觀存在的一些迂腐說教，《歧路燈》所強調(diào)的“用心讀書，親近正人”等為人處世準則，仍為當今中國人所認可與信奉。

何況小說故事情節(jié)亦不乏波瀾起伏，曲折有趣，有些場面也相當感人，人物形象頗有個性，語言生動，所說道理通俗易懂。

《歧路燈研究資料》

設如加以精心改編，制作成一電視連續(xù)劇，對于當今這個商品大潮洶涌澎湃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是會有很大的積極意義的。

參考文獻:

①《學術交流》2004年1期有徐云知《〈歧路燈〉版本考》。

②李延年博士學位論文《〈歧路燈〉研究》答辯委員會決議:“本文從教育小說的角度研究《歧路燈》的獨特價值，具有一定的新意�！�(《〈歧路燈〉研究》，第385頁，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2年，鄭州) 。

③許寄秋撰有《從〈歧路燈〉談乾隆前后戲曲的發(fā)展狀況》，見《〈歧路燈〉論叢(一) 》(中州書畫社， 1982年，鄭州) ;韓德英撰有《關于〈歧路燈〉中的戲曲描寫》，見《戲曲藝術》1981年第4期。

④李綠園大約于乾隆四十四年(己亥， 1779)由次子李蘧接至北京，住了四年許。這期間，他或許有機會接觸到抄本《紅樓夢》。不過，據(jù)欒星研究，此時《歧路燈》已經(jīng)完稿。參見《〈歧路燈〉研究資料》(中州書畫社， 1982年，鄭州) 。

⑤《介紹〈歧路燈〉》，《〈歧路燈〉論叢(一) 》，第1頁。

⑥《歧路燈》，《〈歧路燈〉論叢(一) 》，第11頁。

⑦《花邊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第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