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火車站的月臺，1948年秋天，一列鐵皮軍列噴著黑煙進站。人群里，穿舊棉袍的“賬房先生”項本立低頭點煙，耳邊卻裝著整列車的番號、彈藥數(shù)、到達時間。他把數(shù)字折進煙盒錫紙，順手塞進破棉襖夾層，動作像給老伙計遞火，沒人多看一眼。兩天后，同樣的錫紙攤在華東野戰(zhàn)軍指揮部油燈下，參謀們用鉛筆尖量距離，畫出了后來被稱為“口袋”的弧線。

沒人知道那天他怎么混過三道卡子。檢查證的時候，他遞的是“剿總”軍需處新發(fā)的藍皮派司，照片上的自己少一顆痣，崗哨瞄了一眼，揮手放行。其實那顆痣就在他左手虎口，用鍋灰涂淡了。后來同志們說，老項的膽子是秤砣做的，越到臨界點越穩(wěn)。他笑笑，只補一句：秤砣也得有根線牽著，線斷了，秤就砸了。

那根線，是莫翰文。電臺靜默第七天，莫翰文帶著半本內(nèi)線名單失蹤。徐州道上的狗都在找這個“教書先生”。項本立沒請示，夜里騎自行車穿雨夾雪，先奔戲馬臺再轉(zhuǎn)少華街，最后把莫翰文從憲兵隊后墻外的陰溝里拖出來。名單用油布裹好，塞進棺材鋪的紙人肚子里，第二天出殯，嗩吶吹得比過年還響。憲兵掀開棺材蓋，只看見紙人白花花的臉，沒好氣地合上。紙人肚里的油布，當晚就躺在解放區(qū)的發(fā)報機旁。

淮海戰(zhàn)役打完，他沒去南京看入城式，留在徐州軍管會管糧庫。別人以為他算呆賬，他卻把國民黨留下的爛賬本拆成三欄：能吃的、能修的、能當肥料的。半個月，糧庫清出三百萬斤陳麥，夠前線再吃一輪。賬冊最后一頁，他寫：麥子會發(fā)芽，數(shù)字不會，別讓數(shù)字壓彎了老百姓的腰。

1950年進西南，山路上土匪扔石頭，他把吉普車帆布揭下來，裹住醫(yī)療箱，自己走路。司機心疼輪胎，他倒心疼那箱青霉素——“十個輪胎也換不回一條命”。后來修康藏公路，他帶人把空投失誤飄到崖底的糧食一袋袋撿回來，用繩索吊上絕壁。有人說值嗎，摔死一匹馬。他蹲在崖邊抽煙，煙灰撒下去，輕飄飄的，像那些沒留下名字的偵察兵。

回京述職，檔案里多了一句組織鑒定：不居功，不諉過。組織部問他有什么要求，他想了半晌，說給徐州糧庫門口換棵大點的槐樹，夏天曬得慌。樹后來栽了，他一次也沒回去看。晚年住干休所，鄰居是退休小學老師，每晚練電子琴。他聽著琴聲打拍子，跟小孩說，這曲子像當年發(fā)報機的滴答，只不過那時候，一個音符走錯，人頭落地。小孩嚇得跑開，他擺擺手，像把往事也一起趕走。

如今徐州老火車站拆了，新廣場鋪得能照出人影。沒人記得那個把情報夾在煙盒里的賬房先生，可當年他傳出的兵力部署圖，還留在軍事博物館的玻璃柜里，紙邊卷成毛茬，像冬天里被風吹開的麥殼。講解員說，這是淮海戰(zhàn)役勝利的關鍵。游客們拍照，閃光燈一亮，紙上的鉛筆痕跡淡淡地浮出來，像那顆被鍋灰遮掉的痣，終于又看見天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