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八路軍第四縱隊六旅十七團的政委蔡永，他當時只有二十二歲，正帶著部隊在河南永城這一帶活動。當月十二日，發(fā)生了“耿吳劉叛變”事件，叛軍突然調(diào)轉(zhuǎn)槍口攻擊自己人。戰(zhàn)斗非常激烈，蔡永在指揮突圍時，被子彈打中頭部右側(cè)。子彈從右耳上方打進，從右眼下方穿出，他傷勢很重，當場昏迷。

幾名戰(zhàn)士趕緊把政委抬上擔架，趁天黑往附近村子里撤。他們摸黑走了五六里路，到十三日天快亮時，終于敲開了永城縣僖山鄉(xiāng)郭樓村一戶農(nóng)民的家門。這家主人名叫郭相山。開門的是郭相山和他十八歲的女兒郭瑞蘭。戰(zhàn)士們著急地說：“老鄉(xiāng)，請救救我們政委！”擔架上的人滿身是血，昏迷不醒。郭家父女看了一眼，什么也沒多問，趕忙幫忙把人抬進屋里。

戰(zhàn)士們在此地不能久留，交代幾句之后轉(zhuǎn)身又走進夜色中去追趕部隊了。蔡永的生死，就這樣托付給了這戶素不相識的人家。

天剛亮，外面砸門聲和叫罵聲就響成一片。叛軍正在搜查這一帶，尋找八路軍傷員。郭相山有些慌張。里屋的蔡永聽到動靜，咬緊牙關(guān)想撐起身離開。他不想連累救命恩人，可身體實在太虛弱，一動就頭暈。

這時，郭瑞蘭走上前，和父親一起，利落地把蔡永在床上放平，用厚棉被從頭到腳蓋嚴實，只露出纏滿布條的腦袋。她自己轉(zhuǎn)身坐到炕沿，順手理了理頭發(fā)。門“哐”一聲被踢開，幾個端槍的叛軍闖進來，厲聲問炕上躺的是誰。郭瑞蘭抬起眼睛，臉上很平靜，聲音清清楚楚：“是俺男人。得了瘟病，快不行了?！?/p>

那時候，“瘟病”兩個字非常嚇人。領頭的叛軍皺起眉頭朝里屋看了看，聞到一股血腥味和草藥混合的怪味，又看見炕上的人臉色灰白，果然罵了句“真晦氣”，帶人退了出去。那天，同樣的事情發(fā)生了三次。每一次，都是這個十八歲的姑娘，用同樣的話，把那些人擋在門外。

搜查的人走后，郭相山小心地為蔡永清洗傷口。這處槍傷從腦袋一側(cè)穿到另一側(cè)，看起來十分嚇人，一不小心就會化膿致命，他懂一些草藥 于是就出門找藥去了，而喂水、擦身這些活兒，全都落在了郭瑞蘭肩上。

為了找些好用的草藥，父女倆經(jīng)常輪流進山。冬天山里光禿禿的，他們踩著凍硬的土地，在石縫和枯草堆里仔細翻，把找回來的草根樹皮，搗碎敷在傷口上，蔡永的傷竟真的慢慢好轉(zhuǎn)，不再流膿了。

過了十來天，蔡永的高燒退了，清醒的時候越來越多。他這才知道這家人的名字，也看清了眼前這個言語不多的姑娘，在每次換藥時，蔡永只是低聲說一句：“辛苦你了，瑞蘭妹子?！?/p>

又休養(yǎng)了一些日子，蔡永能勉強扶著墻走幾步了。也正在這時，部隊派來找他的人，悄悄摸進了郭樓村。臨走前那個晚上，蔡永拄著棍子，慢慢挪到堆柴的小屋。他摸到一塊碎瓦片，在土墻上用力劃下四個字：不死必報。

他沒有叫醒已經(jīng)睡下的郭家父女，在天沒亮就跟著聯(lián)絡員悄悄離開了。第二天早上，郭瑞蘭只看到空蕩蕩的土炕，和柴房墻上那四個深深的字。她靜靜看了一會兒，轉(zhuǎn)身抱來一捆干稻草，輕輕蓋住了那面墻。

蔡永這一走，郭家卻沒得到安寧。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有人告發(fā)他們藏匿八路軍的事。為了躲避災禍，郭相山只好帶著女兒匆匆離開郭樓村，開始在外流浪。路上受了不少苦，郭相山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

剩下郭瑞蘭一人，輾轉(zhuǎn)流落到外地，為了活下去，什么苦活累活都干過。后來，她把名字改成了郭玉芬，把早年那些驚險的往事，都埋在了心底。

時間一年年過去，蔡永在傷愈歸隊后，從團長做到師參謀長，南征北戰(zhàn)。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少將軍銜?？墒遣还苈殑赵趺醋兓?，他從未忘記郭樓村的恩人。他托過許多老戰(zhàn)友，也請地方政府幫忙打聽“永城郭樓村的郭相山、郭瑞蘭”，但每次帶回的消息都令人失望。當年兵荒馬亂，村里的人早就四處離散，找不到了。

年復一年，這就像大海撈針。但蔡永總是囑咐身邊人：“還要繼續(xù)打聽，萬一有消息呢？”恩人是否還在世、過得怎么樣，成了他心里一個放不下的牽掛。

這一找，就是四十三年，一九八三年。永城縣編寫地方志的干部下鄉(xiāng)收集材料，碰到一位老人閑聊。老人隨口說起，小時候和父親救過一個八路軍“蔡政委”。說者無心，聽者有意，這位知道這事的干部仔細問了時間、地點、傷在何處，越聽越覺得，這和蔡永將軍多年來尋找的恩人，情況非常相似。

消息一層層上報，最后傳到福州軍區(qū)空軍第一副司令員蔡永那里。將軍把每一個細節(jié)都對了一遍：一九四零年冬天、永城郭樓、頭部貫穿傷、農(nóng)民郭相山和他女兒……全都對得上。一九八三年四月，蔡永親手寫了一封信，請縣里的同志轉(zhuǎn)交。信里話不多，只是小心地問，郭瑞蘭同志是否還記得一九四零年的事，是不是當年救他的那位姑娘。

這封信送到郭瑞蘭手里時，她正在院子里晾曬干菜。她不認識幾個字，就請村里的干部念給她聽。當聽到“一九四零年冬天”、“頭部負傷”、“郭相山”這些詞時，她的手輕輕顫抖起來。她請人幫忙寫回信，只寫了幾行字：“蔡政委：我就是郭瑞蘭。我還活著?！?/p>

一個月后，一輛小汽車開進了郭樓村。蔡永從車上下來，走進那間低矮的土坯房，郭瑞蘭就站在門里。兩人互相望著，過了一會兒，蔡永上前一步，緊緊握住她的手：“瑞蘭妹子，我找了你們四十三年啊?！?/p>

屋里沒什么像樣的東西，郭瑞蘭一輩子沒成家，獨自生活。蔡永聽她慢慢講述如何逃難、父親怎樣去世、自己如何流落外鄉(xiāng)又回來……他聽了很久，然后鄭重地說：“從今以后，我就是你的親人?！?/p>

見面之后，蔡永馬上做了安排。他想接郭瑞蘭到城里去，一切生活由他照料。如果她愿意留在村里，那么她今后所有的開支，都由他承擔。郭瑞蘭選擇留在村里，她的父親埋在這里，她舍不得離開。

蔡永理解她的心意，也尊重她的選擇。從一九八三年五月開始，每個月的十五號，郵遞員都會給郭瑞蘭送來一張匯款單。第一次是三十元生活費，后來隨著物價上漲，慢慢變成了五十元、八十元。匯款單的附言欄里，有時寫“生活費”，有時寫“買煤錢”，有時寫“抓藥”，都是蔡永細致入微的牽掛。

不僅寄錢，他還時常托人捎來一些東西：部隊的白面、深藍色的確良布、治關(guān)節(jié)疼的膏藥，還有新年掛歷。一九九二年冬天，蔡永特意帶著三個兒子，又回了一趟郭樓村。三個身穿將校呢大衣的中年人，在郭瑞蘭面前齊刷刷跪下，實實在在地磕了一個頭，喊了一聲“姑姑”。

人老了，身體就不如從前了。郭瑞蘭的身體一天比一天差。一九八七年她過六十歲生日，蔡永讓人捎來六尺深藍色的確良布，附了一張字條，寫著：“做壽衣還早，先做身體面衣裳，出門穿。”郭瑞蘭沒說什么，把布疊得整整齊齊，壓在了箱子最底下。

一九九九年農(nóng)歷正月初六，郭瑞蘭病重。村長打電話告訴了蔡永。將軍馬上帶著軍區(qū)總醫(yī)院的醫(yī)生，連夜趕回永城。救護車開不進村里的土路，醫(yī)生們抬著擔架在雪地里走了兩里多，可還是晚了一步。老人最后留下一句話：“箱子底下……有東西，給蔡大哥?！?/p>

蔡永為這位“義妹”辦理了后事。他選了一口六百八十元的柏木棺材，那時候，這差不多是一個工人三個月的工資。送葬的隊伍里，有二十名從附近部隊請來的戰(zhàn)士。墓碑上的字，是蔡永想好的：“義妹郭瑞蘭之墓”，右下方刻著“兄蔡永敬立”。

后來人們整理她的遺物，從木箱最底下找到了她臨終念叨的東西：一塊用紅布包得好好的、洗得發(fā)白的藍布頭巾。而那塊深藍色的確良布，她已經(jīng)悄悄請鄰居幫忙，做成了一套壽衣。

郭瑞蘭走后，蔡永的日歷上，仍然用紅筆圈著兩個日子：一個是清明節(jié)，一個是農(nóng)歷九月十六。清明節(jié)，他總不忘讓人去給郭相山墳上添土。九月十六，是郭瑞蘭的生日。

二零零一年，蔡永將軍病重住進醫(yī)院。家人在他床頭柜抽屜里，發(fā)現(xiàn)一個舊的鐵皮盒子。里面整整齊齊地放著四十三張匯款單的存根，從一九八三年四月，一直到一九九九年一月。匯款的金額隨著年頭逐漸增多，附言從“生活費”變成了“買電視”、“裝電話”。護士說，將軍有時昏迷著，手指會在床單上輕輕劃動，那筆畫，像是在寫“郭樓村”三個字。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日，開國少將蔡永在大連去世，享年八十三歲。那個鐵盒和里面一張張存根，留住了一份報答。這份情義，穿過戰(zhàn)火，熬過離散，整整持續(xù)了十六年，直到另一頭生命的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