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前，我對愛丁堡大學的印象，大多來自社交平臺和學姐們的分享。我懵懂地了解到，在這里學習的學生似乎每天都要與作業(yè)奮戰(zhàn)。但當時，看到往屆學生“控訴”——“寫不完的論文，壓力大到崩潰”時，我還篤定地認為“這很正常”。殊不知，這句話有多么天真。

01

批判性思維的試煉

我的留學生活是從語言班開始的。在那里，我第一次真正接觸到“批判性”的寫作方式：通過閱讀大量的學術(shù)文章來拓展和深化對寫作主題的理解，并尋找不同的觀點和論據(jù)，用以支持、反思自己的立場。最初，我難以理解這種寫作方式背后的邏輯，只能反復咀嚼老師的話——“你既需要找到支持你觀點的證據(jù)，也需要了解與之相反的觀點，然后說明你對這些觀點的立場，解釋你為何支持或反對它們”。這聽起來似乎不難，但實踐起來卻讓人手足無措。

為了完成那篇1400字的“初論文”，我和室友們幾乎每天泡在圖書館里。上午的語言課程結(jié)束之后，我們會一直學到天漸黑，午餐則靠自制的漢堡果腹。那時，愛丁堡正值夏季，白晝長達17個小時，直到晚上10點天才真正黑下來，這無疑為我們提供了充足的學習時間。為了爭分奪秒，我甚至批量炮制了一周的漢堡，以致后來一看到漢堡就會產(chǎn)生生理性的抗拒。

就在我們被這篇“初論文”折磨得叫苦連天的時候，老師Lee在課堂上講的一段話，讓我至今難忘——“你們有人爬過亞瑟山嗎？現(xiàn)在的你們，就是在爬坡的過程中。你們一定會覺得非常辛苦。但當你站在山頂上時，你會發(fā)現(xiàn)自己已經(jīng)超越了很多人，也會看到無與倫比的風景。我想問你們一個問題：當初為什么選擇愛丁堡大學呢？是因為它有很好的學術(shù)名譽，對吧？那你們覺得，在這樣一所學校學習，是那么容易就能達到學術(shù)要求的嗎？等真正開學以后你們會發(fā)現(xiàn)，在語言班的這段日子簡直就像在度假一樣。接下來，你們將很難有時間聚在一起。大家會各自在圖書館、宿舍里忙得抬不起頭，有讀不完的文獻、寫不完的作業(yè)”。

02

學術(shù)規(guī)范的“下馬威”

在愛丁堡大學，我第一個獲得正式評分的作業(yè)來自“教育政策與政治”課程。愛丁堡大學的課程通常采用多元化的評估方式，注重全面考查學生的學術(shù)能力。以“教育政策與政治”為例，小組展示占總成績的40%，教育政策分析論文占總成績的60%。這樣的評估不僅關(guān)注學生最終的成果，更強調(diào)過程中的反思與持續(xù)成長。

在小組作業(yè)中，我和同學聚焦新加坡教育政策的國際借貸現(xiàn)象，查閱了大量文獻，對政策借貸的效果做了深入的分析，并花了不少時間打磨匯報的整體邏輯結(jié)構(gòu)。我們信心滿滿地提交了作業(yè)，然而最終卻只獲得了53分。按照愛丁堡的評分標準，50分以下就意味著“軟掛”，這讓我無論如何難以接受。

我渴望了解分數(shù)低的具體原因，以求盡快找到改進的方向。課后，我找到教授詢問，他指著我分析的內(nèi)容問：“這個觀點是怎么得出來的呢？”我回答：“是我根據(jù)政策內(nèi)容和背景，自己分析出來的。”他說：“有很多學者提出過與你類似或相反的看法，你需要引用他們的觀點，但你幾乎沒有提到?！甭牶?，我的疑惑并未解開，反而滿是委屈：“我的分析明明是自己獨立思考得來的，和其他的學者觀點一致，不剛好印證了我分析得到位嗎？為什么非要引用別的學者的觀點，來增強我分析的權(quán)威性呢？”

回到宿舍，我試圖從社交媒體上了解往屆學生在這門課上的表現(xiàn)。我看到一位學姐分享，她所在的班級中有近1/3 的同學因為這門課掛科了。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學術(shù)規(guī)范帶來的壓迫感，潛意識不由自主地向我發(fā)出警告：你必須拼盡全力，在最短的時間內(nèi)掌握學術(shù)規(guī)范，迅速適應這個教育體系的評價標準。

與此同時，我還面臨巨大的閱讀壓力。第一學期共有三門課——“教育政策與政治”“教育哲學”及“知識來源”，內(nèi)容都很抽象難懂，而且掛科率高、均分低。教育學的課程以大量的課前閱讀為基礎(chǔ)，每門課程至少需要提前消化2—3篇核心文章。隨著課程的推進，閱讀的壓力與日俱增。閱讀材料大多晦澀難懂，哪怕翻譯成中文，我依然不知所云，只能硬著頭皮啃英文原文。那段時間，我常被內(nèi)心的焦慮與不安喚醒，凌晨4點便坐在書桌前，一遍遍啃讀文章。我把一天劃分為2—3個“4—5小時的學習塊”，中間靠做飯、洗碗短暫放松，但即使這樣，仍然趕不上閱讀和作業(yè)的進度，每天都像在與時間賽跑，甚至因此出現(xiàn)了生理紊亂現(xiàn)象。

03

風雨之后見彩虹

在準備“教育政策與政治”課程的期末論文時，我選擇分析“歐洲教育聯(lián)盟政策”，并從多個理論框架中選擇了阿馬蒂亞·森的“能力方法”框架作為分析工具。然而，這條探索之路走得格外艱難。整門課程中，僅有一節(jié)講座涉及如何運用理論分析政策。我們所閱讀的文獻中，也沒有任何運用理論框架分析教育政策的實例。我嘗試在谷歌學術(shù)和校內(nèi)圖書館中檢索，既找不到針對該政策的批判性分析，也難以找到將“能力方法”應用于教育政策解讀的相關(guān)論文。面對毫無現(xiàn)成范式可循的論文任務，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與壓力。

在未知中，我開啟了一段獨自摸索的旅程。一邊反復研讀阿馬蒂亞·森的原著和大量關(guān)于“能力方法”的論文，努力理解其中的核心價值；一邊反復閱讀政策文本，嘗試在字里行間尋找理論框架與政策的連接點。整個過程既煎熬又充滿驚喜：有時，一天啃下十幾篇文獻，卻毫無頭緒；有時，卻在某篇文章中讀到極具洞見的觀點，豁然開朗。

某天，我像往常一樣在圖書館鉆研論文，一陣瓢潑大雨忽然而至，仿佛為了映襯我憋悶陰郁的心境。雨停了后，我收拾好筆記本、拿起雨傘走出了圖書館，就在路過轉(zhuǎn)角的那一刻，我看見一道絢麗的彩虹橫跨在大草坪上。那一瞬間，陰郁的心情一掃而光，我的嘴角不自覺地上揚，腦海中浮現(xiàn)出一句話：“風雨之后見彩虹”。

第一學期的成績陸續(xù)公布了：“教育政策與政治”67分，比“小組展示”提升了14分；“教育哲學”72分，比前一次的“結(jié)構(gòu)化論文計劃”提高了20分；“知識來源”72分，比之前的“注釋參考書目”提高了12分。這份成績不僅讓我如釋重負，更重建了我的學術(shù)自信，同時堅定了我繼續(xù)朝著更高學術(shù)標準努力的決心。那一刻的滿足感，難以言表。

在愛丁堡這座城市，一會兒雨、一會兒晴的天氣再平常不過了，雨后見彩虹也成為人們生活的日常。回望這一年的點點滴滴，每一次遭遇挫敗時的崩潰大哭，每一次無助時的自我懷疑，最終似乎都伴隨著某種形式的饋贈。正是那些被淚水浸潤過的時刻，教會了我如何以堅定的行動和內(nèi)在的韌性，穿越重重挑戰(zhàn)，也讓我悄然形成了屬于自己的“彩虹哲學”——即便身處風雨之中也要堅信：風雨過后，必將見彩虹。

來源：《留學》雜志2025年第23期

編輯：高盈

終審：旭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