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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博

中國歷史上，謠言有極大的能量，早期還被視為宇宙間不和之氣通過平民之口的宣泄，具有神圣屬性，故而漢代有觀風納謠之制，謠言也作為政治攻訐和該朝換代的利器，漢家“三七之厄”等謠言直接推動了漢朝的滅亡。六朝以來因為佛教的勃興，謠言的能量有所削弱，但自宋到清仍然時隱時現(xiàn)，而宋朝甲午謠言則影響到了北宋興亡，前人對此關注嚴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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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歡迎轉(zhuǎn)載。

乾興元年（1022）二月，真宗駕崩，十三歲的仁宗即位，成為大宋王朝的第四任皇帝。因為當時他年紀尚小，朝政都是由皇太后劉氏打理的。明道二年（1033）三月，劉太后病逝，仁宗開始親政。

寶元元年（1038）西夏稱帝建國，隨后引發(fā)了長達數(shù)年的宋夏戰(zhàn)爭。從康定元年（1040）到慶歷二年（1042），宋軍先后遭遇了三川口之戰(zhàn)、好水川之戰(zhàn)和定川寨之戰(zhàn)的三次大敗，宋朝想以武力阻止西夏建國的企圖徹底失敗。

慶歷四年（1044）十月，雙方罷兵言和，宋朝實際上承認了西夏自為一國的事實。大宋王朝的聲威一落千丈。

在經(jīng)歷了艱苦的宋夏戰(zhàn)爭之后，北宋自開國以來積累起來的各種政治與社會問題大規(guī)模爆發(fā)出來。軍隊數(shù)量多但戰(zhàn)斗力差，政府官員眾多但執(zhí)政能力差，兵多官多，花錢如流水，朝廷財政壓力巨大，瀕臨破產(chǎn)。這就是后來深受詬病的宋朝頑疾——積貧積弱。

慶歷三年（1043）八月，仁宗任命范仲淹為參知政事。范仲淹與樞密使杜衍、樞密副使富弼（1004—1083）以及韓琦組成了一個內(nèi)政改革的領導班子，提出了三大方面的十大改革計劃，史稱“慶歷新政”。

改革計劃非常龐大，力度是空前的，甚至放到整個古代歷史上也是絕后的。

由于王安石變法在宋代乃至中國歷史上聲名卓著，慶歷新政的改革計劃常常被人們理解為王安石變法的前奏。但實際上，兩者的改革力度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慶歷新政的改革計劃可比王安石變法猛得多，只是因為這個改革計劃還沒來得及實施就流產(chǎn)了，所以影響力才沒有王安石變法那么大。

范仲淹不是王安石能夠碰瓷的

我們以慶歷新政的第一個方面“整頓吏治”為例，來體會一下慶歷新政給當時官場所帶來的震撼。這次改革，主打的就是加強官僚隊伍建設，總體思想是優(yōu)化官員隊伍，提高政府的治理水平，從而減輕政府的財政壓力。

比如朝廷不再像過去那樣為了照顧大多數(shù)官員的利益，每三年就按照資歷給官員們升職加薪，而是要看他們實際的功勞、表現(xiàn)、才能和品行來提拔任用。那些年紀大身體不好，或者能力不行，甚至身上還背著貪污案件的官員，就不能再讓他們繼續(xù)當官了。

此外，這個整頓吏治的一攬子計劃，還提出要限制那些高級官員的子弟親屬靠關系當官的特權。因為過去為了照顧高級官員，朝廷會定期派給他們的親屬一些當官的名額，這個制度大大增加了官僚隊伍的規(guī)模，也必定會損害官僚隊伍的整體質(zhì)量。

同時，為了提高官員的施政水平，新政提出要改革選拔官員的方式，主要是改變科舉考試的規(guī)則，讓州縣都設立學校，學生們必須在學校里學習一段時間后才能去參加考試?？荚囈膊辉僦皇强荚娰x和背書，而是更看重考生的施政能力和個人品行。

最后，改革計劃還要求朝廷在選擇地方長官時必須非常嚴格和謹慎，由中書門下和樞密院認真挑選各路、州的軍政長官，再由這些路級和州級長官去挑選各縣的長官。選官的時候，必須優(yōu)先選派那些得到多數(shù)人推薦的候選人。

為了讓清官能夠把日子過下去，新政還重新規(guī)定了官員的待遇，按照他們的等級分配一定數(shù)量的田地，即所謂的“職田”。這能夠從制度建設上防止官員們因為不能保障體面的生活而走上貪污腐敗之路。

慶歷新政想要減輕政府的財政壓力，提高政府的辦事效率，直接拿整個官僚體制開刀，而且刀刀見血，比后來的王安石變法厲害多了。

慶歷新政是壓縮官員的利益和特權，以減少財政壓力，提高執(zhí)政能力；王安石變法則相反，是以變相增加官員利益和特權的方式來換取官僚集團支持變法。

王安石變法大部分的政策都是以提高宋朝政府的財政收入為導向的，他設計了青苗法、市易法，就是政府直接下場去商海里賺錢。

而王安石提高政府效率的辦法，則是多招人，比如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等非常設機構(gòu)，選用一批新進的官員，以小官擔重任，從而調(diào)動他們參與變法的積極性。

同時，雖然王安石新法讓老臣們靠邊站了，但卻以高薪厚職的閑差把老人們養(yǎng)了起來，舊官未少，新官又增，官僚隊伍在王安石變法期間繼續(xù)膨脹。

慶歷新政和王安石變法的具體措施兩相比較，兩者在立意上高下立見。

當然，像慶歷新政這么生猛的改革注定阻力極大，滯礙重重，不但不會成功，甚至連像王安石變法那樣的嘗試機會都沒有。慶歷新政的計劃剛一出臺，立即遭到整個官僚集團的強烈反對。

官僚集團不敢公然反對慶歷新政提出的那些積極正面的改革計劃，所以只能開足輿論馬力，造謠改革派是朋黨，企圖借著新政黨同伐異。

隨后，朋黨謠言成為新政最大的阻力，支持新政的歐陽修很快就感覺到仁宗已經(jīng)受到謠言的影響?；实蹖π抡貏e是對范仲淹、富弼等主持新政的大臣的政治信任開始動搖。

這時，擔任諫官的歐陽修上書仁宗，指出新政計劃出臺后“中外喧然，既驚且喜”。這種狀態(tài)就是謠言滋生的溫床。而相關改革消息“朝報京師，暮傳四海”，這意味著謠言一旦產(chǎn)生，也會跟著迅速傳遍四方，天下人都盯著看新政究竟能不能推行下去。

歐陽修提醒仁宗：“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系此一時。”新政派官員認為，仁宗必須百分百地信任范仲淹等人，新政才能成功。

歐陽修說，新政敢于拿心存僥幸、因循守舊、姑息縱容這些官場積弊開刀，肯定會招來小人的怨恨和憤怒，不免會有各種流言興起。奸邪之人也必定會時常對新政的改革措施誹謗阻撓，如果仁宗沒有定力，聽信他們的話，那么新政必敗。

可惜的是，面對謠言四起的局面，仁宗并沒有歐陽修期許的那種定力。更關鍵的是，謠言不但動搖了仁宗的信心，更把范仲淹、富弼等人置于火盆之上。

謠言無論真假，對于被造謠的人來說，都是一種重創(chuàng)。被造謠者定力不夠的話，自己就會未戰(zhàn)先潰。定力的獲得，需要身處謠言漩渦的人對自我價值有堅定的信念。被造謠者只有擁有足夠的定力，才能在謠言的風暴中站穩(wěn)腳跟，不被謠言左右或擊垮。

慶歷新政的最后失敗，也是因為范仲淹和富弼最終扛不住謠言的巨大壓力。不過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壓垮慶歷新政的最后一個也是最重量級的謠言，竟然是由改革派的一個“豬隊友”石介（1005—1045）引爆的。

石介性情耿直，而且有些書生意氣，缺乏官場生存的基本技巧——城府。慶歷三年（1043）三月，當仁宗準備起用范仲淹、富弼等人主持新政，新政的“鐵桿粉絲”石介就迫不及待地寫詩慶賀了。

在題名為“慶歷圣德詩”的詩中，石介一邊大肆宣揚范仲淹、富弼的人品和能力，把他們比作圣王堯舜時的名臣夔和契，一邊又暗中譏諷前不久剛剛被仁宗任命為樞密使的夏竦（985—1051）。

當時諫官們聽說夏竦的任命，連番上疏攻擊夏竦是“大奸”，最后仁宗被迫擱置了這一任命。這時的夏竦因為不為朝中輿論所容，無法上任，正一肚子火呢。石介在《慶歷圣德詩》中一拉一踩，不但坐實了輿論對新政派大臣的朋黨謠傳，還惹怒了身在外地、在慶歷新政中隔岸觀火的夏竦。

慶歷新政期間的一眾官員中，以夏竦的官場手腕最為高超。宋夏戰(zhàn)爭期間，他擔任陜西四路經(jīng)略安撫招討使等職，坐鎮(zhèn)永興軍（治今陜西西安），慶歷新政的骨干范仲淹、韓琦都在他的手下?lián)胃笔?。夏竦和范、韓二人因長期共事已生齟齬，經(jīng)石介這么一攪，雙方更水火難容。夏竦抓住石介平時說話孟浪的特點，開始設計編造針對新政骨干人物富弼的謠言。

據(jù)王稱所著的《東都事略》記載，石介曾經(jīng)在給富弼的信中，用行“伊周之事”來激勵富弼，希望他能像上古時代的賢相伊尹和周公一樣，為國為民干一番大事業(yè)。夏竦知道后，故意將“伊周之事”改為“伊霍之事”，然后到處散布。

伊尹和周公是舍己為公的賢臣，石介的這個用典本來沒有什么問題。但傳說中，伊尹為了教育不懂事的夏王太甲，將他放逐到桐宮，自己攝政，直到太甲明白自己的錯誤，痛改前非之后，才接他回宮，奉還大政。伊尹的行為放到皇權至上的宋代，已經(jīng)有些不合適了。如果將“伊周”改成“伊霍”，則是大逆不道之言。

霍光是漢朝的權臣，曾經(jīng)以昏庸、荒淫無道為由，廢黜當了快一個月皇帝的劉賀。因此，行“伊霍之事”乃是暗示富弼廢黜仁宗另立明君。不得不說，一字之改，就可以將新政的主將富弼打入地獄。夏竦的手段確實狠辣。石介惹誰不好，非要去惹夏竦！

為了使富弼等人陰謀廢立的謠言更可信，夏竦還暗中訓練自己的女婢模仿石介的筆跡，以石介的名義替富弼撰寫了一篇廢黜仁宗時需要用到的詔書。如此一來，廢立之事看起來就有板有眼了。

這個謠言最后傳到了仁宗耳中，其破壞力絕對猶如原子彈。雖然史書上說仁宗不信，但這種事情，完全不信或者毫不在意是不可能的。

夏竦精心策劃和制造的謠言，使新政派官員與仁宗之間有了嫌隙。直接被架在火上烤的富弼這下徹底崩不住了。富弼開始恐懼起來，不敢再堅持把新政搞下去了。

慶歷四年（1044）八月，炎熱的天氣開始轉(zhuǎn)涼，改革派官員對新政的熱情也在謠言的不斷打擊下日漸淡薄。朝廷內(nèi)暗流涌動，富弼這位新政的堅定主持者和擁護者，選擇了遠離紛爭，主動請求外任，宣撫河北去了。他的離去，如同秋風將夏日的酷熱一起帶走那樣，把新政的激情一并帶走了。

其實早在當年六月，因為朋黨謠言的攻擊，加上陜西前線戰(zhàn)事吃緊，新政實際的主導人范仲淹已經(jīng)選擇了遠離朝廷的漩渦，自請前往陜西前線督戰(zhàn)。

到了八月，慶歷新政的主要領導者都因為扛不住謠言的攻擊而放棄了在朝中的執(zhí)政之位。隨著骨干人員的離去，慶歷新政也就此不了了之。

不過，有意思的是，慶歷新政雖然結(jié)束了，但圍繞慶歷新政制造出來的謠言卻沒有隨之結(jié)束。

慶歷新政失敗后，石介這位曾為之搖旗吶喊的旗手，也被貶官外放到濮州當通判，但他這時突然得了急病，還沒來得及赴任就在家里病死了。石介的死訊傳出后，夏竦開始四處散布謠言。他聲稱石介是詐死，是富弼讓石介金蟬脫殼故意制造的假象。他甚至造謠說富弼打算聯(lián)合契丹舉兵造反，故而讓石介詐死，好脫身前去暗中跟契丹人聯(lián)絡。

這一謠言實在太過勁爆，立即震動朝野。仁宗聽了居然認為，以石介的為人，這事還真有可能干得出來，于是派人去石介家里調(diào)查他到底死了沒有。

一時之間，朝廷上下異常紛擾，除了夏竦的死黨以外，大部分大臣都擔心一場前所未有的鬧劇即將登場。仁宗為了查明石介是否真的已死，甚至打算派人開棺驗尸。這種狗血劇情一旦上演，那整個宋朝不被人笑掉大牙才怪！

這場荒誕的鬧劇，讓群臣感到既憤怒又無奈，他們紛紛上書，力證石介已死。經(jīng)過一場激烈的爭辯，仁宗最終才相信石介已死，這場荒誕的鬧劇才得以收場。

現(xiàn)在回過頭來看，從慶歷新政開始到石介詐死謠言結(jié)束的這段時間，宋廷仿佛成了一個群魔亂舞的戲臺。慶歷新政的開始不過是個“過場”，而后續(xù)的謠言故事才是這出大戲的高潮。

這些謠言如同脫韁的野馬，一旦放出便難以控制，而且花樣百出，從朋黨謠言到行“伊霍之事”謠言，再到石介詐死的謠言，越傳越離譜，簡直比慶歷新政本身還要精彩。

事實上，隨著宋代政治逐漸進入黨爭時代，謠言也漸漸成為仁宗朝政治的一大特色。在黨爭中，各方利益集團往往大行造謠之能事，流言蜚語堂而皇之地成為各派官員之間互相攻擊的武器。仁宗朝的政治場域，仿佛成了一個沒有硝煙的戰(zhàn)場，而謠言就是這個戰(zhàn)場上最犀利的武器。

各方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編造各種謠言來攻擊對手。這些謠言如同毒箭一般，讓原本就復雜多變的政治局勢變得更加撲朔迷離。而謠言的威力大到它不僅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朝廷的局勢，甚至能決定整個王朝的命運。

要是慶歷新政成功了，北宋乃至整個宋朝最后的命運或許就會大不相同。

本文節(jié)選自黃博兄的新書《如臨大敵：謠言恐慌與大宋王朝1054》，已獲出版社授權獨家首發(fā)。該書講述北宋甲午謠言對整個北宋興亡的影響，著重關注歷史發(fā)展中，政治軍事之外的觀念上的線索，對于一向忽視觀念史的國內(nèi)史學研究來說非常有意義，也是很有新意的科普，大司馬向大家推薦。

黃博，1982年生，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曾獲教育部百篇優(yōu)秀博士論文提名獎、教育部第九屆高等學?？茖W研究優(yōu)秀成果獎二等獎等，已主持國家社科基金3項，在CSSCI來源期刊上發(fā)表論文近30篇。著有《如臨大敵：謠言恐慌與大宋王朝1054》《如朕親臨：帝王肖像崇拜與宋代政治生活》《宋風成韻：宋代社會的文藝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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