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日本對臺灣50年的殖民統(tǒng)治尤其“皇民化運動”的實施，確實在島內(nèi)豢養(yǎng)出一批類似李登輝、辜顯榮之流的“皇民”分子，也出乎意料地為戰(zhàn)后“臺獨”逆流形成準備了余孽。

日本侵略者在戰(zhàn)敗離島前還在大肆捕殺一心回歸祖國的臺灣同胞，瘋狂鎮(zhèn)壓臺灣人民回歸祖國的斗爭。可以說沒有甲午戰(zhàn)爭的瘋狂侵略，就不會有日本對臺50年殖民統(tǒng)治；沒有日本對臺50年殖民統(tǒng)治，也就不會有兩岸心理隔閡的產(chǎn)生和少數(shù)“皇民”分子的孽生。

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才是釀成海峽兩岸分裂的源頭和禍首。新中國成立后，中日邦交正?；t遲不能實現(xiàn)尤其臺灣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的主要障礙來自日本和美國；中日復交后，腳踩兩只船、明里暗里阻撓兩岸統(tǒng)一者也主要是日本和美國。海峽兩岸呈現(xiàn)今天這樣一種令人痛心的局面，日本始終難辭其咎。

1、臺灣的“皇民”分子

日本割取臺、澎后，設總督府進行殖民統(tǒng)治。臺灣總督府不僅長期推行“隔離政策”和“懷柔政策”，而且從1937年全面侵華戰(zhàn)爭爆發(fā)起在全島掀起了持續(xù)8年的所謂“皇民化運動”。

當時“皇民化運動”實施的背景是，隨著侵略戰(zhàn)爭不斷升級和擴大，日本本土的人力和物資已很難負荷和支撐，這就“必須動員殖民地的人民與資源；要動員殖民地，就非得有殖民地人民對殖民母國無可置疑的忠誠。因此不得不加強皇民教育，倡導皇民化?！?/p>

可見，“皇民化運動”是作為日本帝國主義戰(zhàn)爭動員的一環(huán)展開的。換言之，就是要將殖民地的臺灣人徹底改造成為“皇國的臣民”、“天皇的子民”、“真正的日本人”，即通過泯滅臺灣同胞的祖國觀念和民族意識，把他們徹底改造成為為天皇誓死效忠的“忠良臣民”，使之“自愿”充當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

“皇民化運動”的主要內(nèi)容包括：

第一，通過強制推行日語“國語化”教育，即通過校內(nèi)課堂日語教育和校外日語講習所教育，改變具有民族凝聚功能的語言工具，使臺灣人民特別是青年一代成為“忘記祖國，只愛日本”的天皇的“忠良臣民”。

僅1939年就設立各種日語講習所15126所，規(guī)定15歲至25歲的青年必須進講習所學習日語。

第二，通過刊行《臺灣時報》之類的報紙、出版《皇民化讀本》之類的書籍、演出“皇民化劇目”、在城鄉(xiāng)組織“皇民奉公會”等，大肆進行“皇民化”宣傳和“武士道”教育。

第三，通過強制臺灣人民穿和服、著木屐、習茶道、過新年、使用榻榻米、建日式住宅以及采取日式婚喪習俗等，使臺灣人民的生活習俗日本化，使其在“體會日本人的心境”之后，“在不知不覺中感受皇民意識，并達到這一境界”。

第四，通過拆除中國傳統(tǒng)的文廟、關帝廟、玉皇大帝廟及改建、新建日本神社和供奉天照大神等神祗，強制臺灣人民改變宗教信仰。然而，“神道信仰在臺灣是‘船過水無痕’，未產(chǎn)生任何影響”。

第五，以增加米、面、糖等緊缺物資配給為誘餌，“鼓勵”臺灣人民將漢式姓名改為和式姓名（例如，簡郎山改叫“綠野竹二郎”；土著民采取片假名音譯)，企圖以此泯滅臺灣人民的祖國觀念和民族意識。

第六，將一些臺灣“順民”拉入統(tǒng)治階層委以重任，同時挑選一批臺灣青年進日本人學校讀書或直接選送到日本“內(nèi)地”高等學府學習，以豢養(yǎng)一批“皇民”“精英”和“中堅”。

第七，強制實施“志愿兵制度”。隨著“皇民化運動”推行和戰(zhàn)局惡化、兵員枯竭，1941年臺灣總督和臺灣軍司令部發(fā)布共同聲明，宣布實施“陸軍志愿兵制度”和“海軍自愿兵制度”，1945年又決定實施“全面征兵制度”。結(jié)果，臺灣共有207183人參加戰(zhàn)爭，其中軍人80433人，“軍屬”126750人，死亡人數(shù)為30304人。期間一度出現(xiàn)個別“皇民化”分子“血書自愿”現(xiàn)象，當是日本在臺實施殖民奴化教育所致。

盡管當年日本在臺灣推行的“皇民化運動”總體上是失敗的，并未征服臺灣絕大多數(shù)人的靈魂，但也不可否認確實豢養(yǎng)出一批滿腦子“皇民意識”和具有濃厚“日本情結(jié)”的“臺獨”分子。

他們當中既有在日本殖民當局卵翼下成長起來的大工商業(yè)主和大地主（如辜寬敏的父親辜顯榮等），也有不少賣身投靠日本新主的社會“精英”（如李登輝的父親李金龍等），還有中毒較深的普通民眾（如謝雅梅的雙親等）。

換句話說，日據(jù)時期受到殖民當局重用的特權(quán)人物及其后代、日本精心培植的所謂社會“精英”及其后代、還有中毒較深的少數(shù)一般民眾，的確在戰(zhàn)后的臺灣社會構(gòu)成了一個“皇民”階層。

恰如李中邦所言：

從日本殖民統(tǒng)治迄今，日本對臺灣最得意的“杰作”，就是播下了“臺灣意識”的種子。本來，臺灣人除原住民外，其他福佬人、客家人、外省人全部屬于漢民族，差別只是祖先來臺早晚而已，即在臺灣人的血液里都有著與大陸人一樣的DNA。但日本通過50年殖民統(tǒng)治，“成功”地在少數(shù)臺灣人的思想意識里注入了有別于中國人的“DNA”——“親日反中的DNA”，降至現(xiàn)代就是服膺于傳承戰(zhàn)前軍國主義的日本右翼勢力。

2、辜顯榮的漢奸發(fā)跡史

在此僅以辜顯榮和辜寬敏父子（汪辜會談，辜振甫父親和弟弟）為例，管窺他們當年是怎樣賣身投靠日本“新主”，又是怎樣在日本殖民當局的豢養(yǎng)下墮落成為地道“皇民”的。

辜家祖籍福建，清康熙年間遷來臺灣，定居彰化縣鹿港鎮(zhèn)，歷代耕作傳家。

直至辜顯榮一代，辜氏家族才借日本逼簽《馬關條約》開始發(fā)跡。1895年4月《馬關條約》簽署，同年6月完成臺、澎“交割”手續(xù)。然而，臺灣有志之士宣布成立“臺灣民主國”，并在臺北一帶部署3.5萬正規(guī)軍抵抗日軍登陸臺島。日軍于6月3日占領基隆的消息傳到臺北后，社會出現(xiàn)亂象，“臺灣民主國”已無力控制局勢。

這時臺北的士紳商賈為求自保，擬好一份歡迎日軍入城的“歡愿書”，但無人敢冒險傳送。這時一個青年人自告奮勇前往，并引領日軍順利進占臺北，此人便是辜顯榮。由于出迎日軍“有功”，年僅30歲的辜顯榮于同年底赴東京接受勛六等“單光旭日”獎章，返臺后立即被日本殖民當局任命為臺北保良局長，從此揭開了辜顯榮在日據(jù)時代死心塌地為日本人做事的顯赫歲月。

辜顯榮曾信誓旦旦拍著胸脯對人說：“余自任日本帝國之耳目手足，竭盡全力，死而后已?！?strong>由于忠心耿耿為日本人賣命，加之日本殖民當局的有意培植和豢養(yǎng)，辜顯榮在日據(jù)時期不但聚斂起龐大的家產(chǎn)，成為臺灣第一富豪，而且官至日本貴族院議員。

1937年12月9日，辜顯榮死于為“大日本帝國”效勞的赴任途中，兌現(xiàn)了向日本主子許下的“死而后已”之誓言。可見，辜氏一族的發(fā)跡是建立在《馬關條約》簽署這一國難基礎上的；同時不難看出，辜顯榮確系日本殖民當局精心豢養(yǎng)出來的地道“皇民”分子。

辜顯榮死后，留下8男4女。從辜顯榮到第二代辜振甫，再到第三代辜濂松，均是社會“精英”，可謂三代“名流”。但辜家骨肉的政治理念不盡相同，甚至截然相反。

辜顯榮是死心塌地的漢奸，其么子辜寬敏是頑固不化的“臺獨”分子，而辜振甫和辜濂松則是國民黨的忠誠黨員和紅頂商人。

3、辜寬敏的漢奸行徑

下面，就讓我們重點看一下辜顯榮與日籍夫人巖瀨芳子所生辜寬敏的政治理念。

辜寬敏生于1926年，臺灣光復不久，他繼承了父親在日本留下的龐大遺產(chǎn)特別是房地產(chǎn)并定居日本，結(jié)識了不少包括外交官牛場信彥在內(nèi)的日本政要與商界名流。后來房產(chǎn)因開發(fā)工業(yè)區(qū)而被日本政府征收，辜寬敏一夜之間成為巨富，這筆巨款遂成為他在日本大搞“臺獨”活動的本錢，其本人也因此迅速成為在日“臺獨”勢力的核心人物之一，曾出任“臺獨聯(lián)盟”委員長。

在臺灣“調(diào)查局”局長沈之岳的長期爭取下，1972年辜寬敏一度回臺灣向蔣介石“投誠”，此后便經(jīng)常往來于日臺之間。但辜寬敏并非幡然悔悟、真心“投誠”。在以后的歲月里，他始終沒有放棄“臺獨”理念。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臺獨”活動公開化并日益猖獗時，辜寬敏重新投入“臺獨”運動。他幾乎把全部家當和盈余都用在“臺獨事業(yè)”上。他認為，“臺獨”不僅是一種理想，也是對臺灣人民的一種“回報”。其父已為“大日本帝國”“竭盡全力，死而后已”，他自己亦信誓旦旦表示“過去臺獨，現(xiàn)在臺獨，將來也臺獨”，即也決心為“臺獨事業(yè)”“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1995年加入民進黨，1996年慷慨解囊支持民進黨正副領導候選人競選，后又成為“建國會”顧問。直至今天，辜寬敏仍可謂老“臺獨”中的頑固分子。如果說辜顯榮是直接效勞于日本殖民主義者的地道“皇民”分子，那么辜寬敏則是間接效忠日本右翼勢力的“臺獨”大佬，可謂是“子承父業(yè)”吧。

恰如臺灣學者所揭露：

“在殖民主義下，日本統(tǒng)治者對臺灣地主、士紳及城市的知識精英更為重視，處心積慮地去除他們對中國的認同，并接受日本人的優(yōu)越與價值觀，…逐步加以同化和運用”；“他們從日本殖民統(tǒng)治者那邊接受的是徹底反華辱華的教育，把中國形容為落后野蠻、中國人貪生怕死，而臺灣人則是有幸成為日本帝國的臣民，有幸進入了‘文明之林'?！?br/>

可見，日本對臺灣50年的殖民統(tǒng)治猶如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導致在戰(zhàn)后日本右翼勢力的內(nèi)心深處滋生出濃重的“臺灣情結(jié)”，同時也在臺灣島內(nèi)豢養(yǎng)出一批滿腦子“皇民意識”和具有濃厚“日本情結(jié)”的“臺獨”分子。

換句話說，日本對臺灣長達半個世紀的殖民統(tǒng)治特別是“皇民化運動”的推行，一定程度上分化了臺灣社會，既出人意料地為戰(zhàn)后“臺獨”思想的泛濫和“臺獨”活動的蔓延培養(yǎng)了一股“中堅”力量，也出人意料地為戰(zhàn)后日本右翼勢力支持“臺獨”和重新染指臺灣準備了內(nèi)應。

4、“臺獨”分子的盤算

“臺獨”勢力心知肚明，就兩岸實力對比來看，如果沒有外國勢力尤其與臺灣淵源甚深的日本的介入和支持，要實現(xiàn)“臺獨”野心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戰(zhàn)后以來特別在“兩蔣“時代，美國對臺政策核心一直是以臺灣作為遏制中國大陸的工具，既協(xié)防臺灣不被中國政府解放，又制止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嘗試。

但自20世紀70年代初起，美國開始采取“聯(lián)華制蘇”戰(zhàn)略，先在1972年與中國簽署了《上海公報》，后又于1979年正式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即“一個中國”原則。盡管兩岸分裂局面仍在繼續(xù)，但在美國新的兩岸政策下，臺灣的地位顯然大不如前。

李登輝上臺后，極力推行“去中國化”政策，企圖把臺灣從中國徹底分裂出去，結(jié)果導致兩岸關系乃至中美關系不時緊張。

為防止兩岸擦槍走火危及美國的現(xiàn)實利益，克林頓政府迅速調(diào)整了對華政策。

1997年10月末11月初中國領導人訪美，兩國簽署了“建立建設性戰(zhàn)略伙伴關系”的“聯(lián)合聲明”；1998年6月克林頓訪華，又明確宣布了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三不”立場（即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不支持“臺獨”，不支持臺灣加入由主權(quán)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克林頓政府的“三不”政策，同時引來了“臺獨”勢力和日本右翼勢力的強烈不滿和對美國的不信任，也加快了這兩股惡勢力的相互勾結(jié)。

那么，就讓我們看一下以廖文毅為代表的早期“臺獨”勢力是怎樣尋求日本主子庇護的，特別是李登輝、陳水扁當局即近期“臺獨”勢力又是怎樣基于對美國的不信任尋求日本右翼勢力支持的。

曾有人問“臺獨聯(lián)盟”負責人羅福全：“你們有沒有美日的支持？”羅答：“絕對沒有。這只是一種中傷或猜測，事實上任何人這樣說都不能拿出任何的證據(jù)?！?/strong>

事實果如所說嗎？非也。不僅“臺獨”分子李筱峰供認說：“從事獨立建國的人，不懂得爭取外援，那才是匪夷所思”，而且“臺灣青年社”頭目王育德曾直截了當說出實現(xiàn)“臺獨”必須仰賴日本的“道理”，稱：

日本是臺灣人的“祖國”，臺灣人有“日本人的要素”；“臺灣人受日本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影響很多，因而在不知不覺間形成日本人的要素”；所以臺灣人要想獨立，“首先浮現(xiàn)腦海的就是靠日本幫忙”；“要動員民間一切力量，把日本當成一門學問來研究?！ㄒ驗椋┤毡镜年P系是我們的重要命脈之一?！?br/>

“臺獨”分子不僅主張“臺獨”要靠日本，而且在“臺獨”實踐中始終將日本作為尋求外部支持的主要對象。為了取得日本的支持，他們或肉麻地向日本獻媚，或大講特講“臺獨”對日本的好處。

什么要想讓日本人了解“為什么臺灣要獨立”并獲得他們的支持，證明“臺灣人不是中國人”是最簡單的方法（廖文毅）；什么“若不是日本五十年的殖民，今天的臺灣會像海南島一樣”落后（邱永漢）；什么“現(xiàn)今世界上，沒有像臺灣人這個民族如此親日的。獨立后的臺灣，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上都能與日本親密結(jié)合，相信對日本非常有利”（王育德）。

什么“在日本的鄰國中，像我國國民這樣對昭和天皇駕崩表示哀悼之意并與日本國民抱有同感的例子是沒有的”（李登輝)；什么“我個人如果不接受日本教育，很可能不會有今日般的知識”(許文龍)；什么“日本統(tǒng)治有民主法治”，“可惜日本只統(tǒng)治臺灣五十年，如果再多三十年，臺灣就跟琉球一樣，臺灣人就變成日本人”，等等。

媚日如此，無非為博取日本人支持。

還有“臺獨”刊物《臺灣青年》等，拿來日本右翼學者白石隆、川勝平太之流杜撰的“理論”為“臺獨”服務。什么“臺灣是海洋國家，屬于寬闊包容的海洋文化，中國是大陸國家，屬于閉鎖封建的大陸國家”；什么“臺灣經(jīng)過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統(tǒng)治已成為高度文明社會，與落后野蠻的中國社會結(jié)合必生沖突”；什么“陸權(quán)國家要征服海權(quán)國家是不會成功的，蒙古征伐日本失敗就是一個例子”，等等。其目的不外乎樹立自信心，以期“戰(zhàn)略上藐視敵人”；不過這些話同時也體現(xiàn)出一種對外在力量的依附心理，反而像是對自己不夠信心，帶著軟弱的本質(zhì)。

事實上，這些“昭和子民”也的確獲得了日本朝野特別是右翼分子的庇護和支持。

日本曾通過秘密渠道讓原參謀本部退休人員送給在日本從事“臺獨”活動的廖文毅一張“藏寶圖”，希望廖文毅將日軍在投降前埋藏在臺灣的武器、彈藥和金銀等挖出來作為活動經(jīng)費，只因廖文毅礙于島內(nèi)人單力薄，未能如愿以償。

1951年《舊金山和約》簽訂后，日本政府對廖文毅集團的支持由暗轉(zhuǎn)明，支持力度隨之加大，不僅默認廖文毅等偷渡客“政治亡命”身份，提供“政治庇護”，而且直接參與了在日本和在臺灣島內(nèi)兩股“臺獨”勢力的溝通和聯(lián)絡。

“臺獨”分子廖史豪曾不無得意地宣稱：“當時日本外務大臣藤山愛一郎很了解我們的心情，同情我們的主張。在日本大使館的暗中協(xié)助下，我們很順利和日本臺獨大本營通信?！?/strong>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關于歷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關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qū)留言，第一時間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