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近代中國開放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叭f國企業(yè)群”是解讀上海這座城市近代化歷程的關鍵線索之一。1843年至1949年5月，外資在滬創(chuàng)辦的企業(yè)累計逾1800家，業(yè)務范圍幾乎遍及所有經濟門類，構建起一個高度國際化、功能較為完備的產業(yè)體系。當時的中國，許多外資企業(yè)往往深度嵌入特定列強的勢力范圍，地緣政治色彩濃厚，甚至成為經濟擴張與軍事存在的“橋頭堡”，如東北地區(qū)的日俄資本、云桂區(qū)域的法國勢力、山東一帶的德日企業(yè)、長江流域的英資等。相較之下，上海呈現出頗為獨特的“萬國企業(yè)群”格局。

「因素與優(yōu)勢」

明朝永樂年間，黃浦江與吳淞江實現合流，大型船舶可直達上海城下，進而逐步形成“內聯(lián)太湖流域、長江水系，外通北洋、南洋航線”的水運網絡。

清朝順治十二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政務報告中已出現上海商船赴海外貿易的記錄?？滴醵哪辏逋⒔獬＝?，并設立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和粵海關四個海關，負責管理對外貿易事務。上海港迅速崛起為中國南北市場貨物的重要中轉與集散樞紐，“每日滿載東北、閩廣各地土貨而來，易取上海所有百貨而去”。

伴隨閩、粵、浙、魯等地客商云集，上?？h城小東門一帶迅速發(fā)展為繁盛碼頭。由此，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向英國政府極力推薦上海，稱其為“有聲望的商港”，主張應爭取在滬貿易權。

清朝嘉慶、道光年間，上海港年進出商船已不少于3000艘，貿易范圍遠及亞洲各地，出口絲綢、茶葉、棉布、瓷器等物產，輸入來自爪哇、蘇門答臘等地的東南亞特產乃至歐洲貨品。

以往研究多強調乾隆二十二年清廷推行廣州一口通商政策后，上海港對外貿易功能受限。其實，歷史實況更為復雜：盡管官方政策收緊，南洋及日本商船仍頻繁往來上海。據相關史料記載，當時上海不僅未排斥外來商船，反而以靈活的稅收政策吸引各方貿易：凡安南商船貨稅，進口、出口俱以七折征收；東洋商船貨稅，進口以六折征收，出口不論貨物，概收銀120兩；閩廣商船貨稅，進口、出口自三月至八月以七折征收，九月至二月以五折征收；山東、關東商船貨稅并各口貨稅，俱八折征收?？梢?，長期積淀的開放性，使上海在近代以前就已展現出作為中國與世界經濟交往“鑰匙”與“門戶”的潛力，為日后成長為“遠東第一大都市”奠定了基礎。

鴉片戰(zhàn)爭前，上海港在江南港口中居主導地位，躋身全國性轉口貿易大港之列。1843年后，外商洋行紛至沓來。1844年在滬洋行為11家，至1876年逾200家。怡和、太古、寶順等英資洋行，瓊記、旗昌等美資洋行，禮和、美最時等德資洋行，均為早期滬上知名的企業(yè)。

進出口貿易的興盛，推動輪船運輸業(yè)蓬勃發(fā)展，進而帶動碼頭倉棧、金融、加工與商業(yè)等一系列相關行業(yè)。這一時期，洋行之間的競爭多聚焦于中國內河與沿海航運權的爭奪。一開始，寶順、瓊記率先開拓長江航線；至19世紀60年代，旗昌挾雄厚資本后來居上，一度掌控長江貨運量的三分之二；19世紀70年代后，怡和、太古崛起，旗昌在競爭中失利后為華資輪船招商局所收購，由此形成怡和、太古、招商局三足鼎立之局。

以上海為中心，中外之間的貿易往來日益頻繁。其中，華商自洋行購進工業(yè)品銷往內地，又從內地收購茶葉、生絲等土產售予洋行……一張銜接對外貿易與國內市場的流通網絡逐步成型。是故，《海關十年報告》感言：“中國商人一年甚于一年地傾向于把上海作為中國北方貿易的商業(yè)中心……華人最重要的商業(yè)機構幾乎悉數設于此地?！?/p>

與之相伴，在滬洋行呈現出由傳統(tǒng)貿易商向代理商和直接投資者的演進軌跡。一方面，眾多洋行成為當時西方制造業(yè)巨頭在華的獨家代理，如慎昌洋行作為美國通用電氣的最大代理商，主要向中國市場銷售紡織機械、工程設備；亨茂洋行專營美國凱迪拉克汽車；威麟洋行則專銷荷蘭飛利浦電燈泡。另一方面，亦有跨國企業(yè)選擇直接進入上海市場，或設立銷售機構，或投資建廠。比如，美國杜邦公司在滬開設恒信洋行，專營自家化工產品；英荷殼牌石油公司旗下亞細亞火油公司于九江路設立辦事處，直接負責對華銷售；英美煙公司在滬建立大型卷煙廠，通過整合收購而來的生產經銷網絡，構建起從原料種植到終端銷售的全產業(yè)鏈體系。

總體看，上海從明清時期的貿易中轉站到近代早期逐步發(fā)展成為航運樞紐，再到20世紀初形成“萬國企業(yè)群”的格局，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融入與轉化」

近代上海，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形成了“一市三治”的特殊城市格局。西方人將歐美的物質文明、市政管理制度與價值觀念引入進來，并通過頒布城市規(guī)劃、公司條例、建筑規(guī)范等方式，促進人員、資金與信息流動。

明清時期，上海城廂內外尤其是東門一帶商業(yè)繁華區(qū)域，房地產業(yè)務已具相當規(guī)模。乾隆年間已有客商購地建館的記載，如“福建泉州漳州兩郡……客幫人等公議，捐資置買上邑大東門外二十五保七圖濱浦房屋基地，建造泉漳會館一所”。據《上海碑刻資料選輯》所載，客幫商人在上海城廂內外購置土地、房屋的記錄達數百件，土地面積不下六七百畝，房屋不下數百間。相對成熟的房產交易慣例，地契、房契廣泛作為有效權證使用，為近代上海房地產業(yè)發(fā)展奠定制度基礎，也為外資企業(yè)在滬投資提供便利條件。

基于較為發(fā)達的房地產與土地租賃業(yè)，不少外資企業(yè)選擇在閘北、滬南等華界區(qū)域設廠。辛亥革命前后，上海初步形成楊樹浦、閘北、滬西、滬南四大工業(yè)區(qū)。其中，閘北、滬南兩區(qū)位于華界，至1934年有工廠762家，占全市工廠總數的45.16%。這些工廠以民族資本為主，故相關區(qū)域又被譽為“華界工廠大本營”，但也有外資進入。事實上，早在1868年，意大利商人便于山西北路、北蘇州路一帶設立絲廠；1878年，美資洋行在閘北設立了上海最早的機制絲廠之一；1906年，民族企業(yè)家祝大椿與英資合辦怡和源機器皮毛打包公司，設于蘇州河沿岸。此后，英美煙公司、日華紡織、科發(fā)藥廠等外資企業(yè)相繼在華界設廠。

這些企業(yè)的跨界布局反映出華界在吸引外資落地方面的獨特條件：其一，地價低廉而交通便利。1930年土地局評估數據顯示，閘北地價為6058元（銀圓），滬南為8262元（銀圓），遠低于法租界與公共租界的地價。閘北依傍蘇州河，水路暢通，滬寧、淞滬鐵路貫穿全境，公路網絡也多以此為起點，北接寶山鄉(xiāng)村腹地，區(qū)位優(yōu)勢頗為明顯。其二，市政設施逐步完善。工業(yè)發(fā)展離不開電力、運輸、碼頭等基礎設施支持。1900年閘北紳商創(chuàng)辦閘北工程總局，為上海首個商辦市政機構，致力于推進道路等市政建設。1911年閘北水電公司發(fā)電科成立，進一步緩解華界用電難題，為外資企業(yè)的基本運營提供了更多保障。其三，政策與制度保障。五卅運動后，英美煙公司與國民政府財政部門談判，承諾在華界增設工廠、保障工人就業(yè)并向政府納稅。此類安排體現出華界在外資經營環(huán)境方面具有一定的政策彈性與保障能力。

大致而言，近代外資企業(yè)帶來了較為先進的技術、管理經驗以及全球網絡鏈接，也在落地過程中不斷調適，逐漸融入上海的商業(yè)傳統(tǒng)與規(guī)則體系之中。上海也以長期積淀的開放性與制度彈性，為外資的引入與轉化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可以說，近代上?！叭f國企業(yè)群”的形成本質上是外來資本與本土社會在經濟、制度、文化等層面互動與塑造的結果。

「競爭與奮起」

進一步看，近代上海之所以同時成為外國資本投資規(guī)模最大、國別最多以及民族資本最為集中和發(fā)達的城市并非偶然。這可從外資企業(yè)與本土企業(yè)之間的復雜關系進行梳理與把握。

首先，部分本土企業(yè)的誕生源于對外資企業(yè)的收購。位于制造局路的江南造船廠，其前身江南機器制造總局，便是清政府于1865年收購當時上海最大的鐵工廠——美商旗記鐵廠而來。1864年，李鴻章委派辦事干練的丁日昌就地求購“各制器之器”。之后，丁日昌獲悉美商旗記鐵廠愿意轉讓，擬以4萬銀兩購下該廠全部機器設備，另以2萬銀兩收購廠里的全部鋼鐵、木材等原材料。李鴻章批準了這個計劃，并把廠名定為江南機器制造總局，還將原來上海和蘇州洋炮局全部并入。1865年，容閎從美國采購回來的全套100多臺工作母機運到上海，全部歸入江南機器制造總局。鑒于美商旗記鐵廠地處租界，當局反對生產軍火，加上隨著機器的添購、人員的增加，原廠場地太過狹小，為日后管理方便，江南機器制造總局隨后遷到上海城區(qū)西南面近黃浦江的高昌廟地方，成為中國近代工業(yè)的重要基石。

其次，部分外資企業(yè)給本土企業(yè)提供了學習與效仿的案例。以上海南市發(fā)電廠的前身上海華商電氣股份有限公司為例，其創(chuàng)立直接源于對電燈照明帶來的繁榮景象的觀察。1882年，英國商人將電燈技術傳到上海。受當時守舊思想等影響，社會上存有電會焚屋傷人的害怕心理，甚至有差吏禁止中國人使用電燈。1897年，上海海關道憲蔡鈞（蔡和甫）和上?？h令黃愛棠提出“參照租界辦法創(chuàng)設電燈”。南市馬路工程善后局遂在十六鋪創(chuàng)建南市電燈廠，起初電力甚微，送電只及于電燈廠附近幾條馬路。隨著裝燈人數增加，電廠添購新機，供電能力擴大。1898年1月，《申報》以“光明世界”為題，用“日墜崦嵫，電光大放，九衢四達，幾疑朗月高懸”等語，抒發(fā)了電燈發(fā)光帶來的喜悅。

再次，民族工業(yè)面對外資強勢沖擊奮力而起。20世紀20年代，日本“味之素”牌味精風靡上海。民族企業(yè)家吳蘊初為打破壟斷，與張逸云合伙建成“天廚味精廠”，潛心研制出“佛手牌”味精，并以此為核心，逐步構建起涵蓋化工原料、耐酸陶瓷、氮氣制品的天廚、天原、天盛、天利等“天”字號化工集團。與此相類似，美亞織綢廠、鴻生火柴公司、永安紡織、榮氏的申新和福新等一大批優(yōu)秀民族企業(yè)無不是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通過技術革新、管理優(yōu)化和規(guī)模擴張，提升市場競爭力，奠定了上海作為民族工業(yè)搖籃的地位。

民族工業(yè)在逆境中展現出的堅韌，不僅為上海積累了堅實的產業(yè)基礎，也鑄就了這座城市勇于創(chuàng)新的特質與氣質。唯有創(chuàng)新，才能不斷夯實內功，贏得競爭新優(yōu)勢。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于廣）

原標題：《學林隨筆｜近代上海何以形成頗為獨特的“萬國企業(yè)群”格局》

欄目主編：王多

文字編輯：理論君

本文作者：于廣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圖片編輯：邵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