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顯

網上有人有一個問題：“如果美國打完伊朗之后，和中國打起來，香港人還要不要上班？”

這個問題，我可以很肯定地給答案：要。

猶太公知，《紐約時報》專欄作家Thomas Friedman，也即是寫暢銷書《世界是平的》那位仁兄，最好看的一本書是他早期作品《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其中有講到當年在八十年代的黎巴嫩，炮火連天，但人們仍然是在正常上班，工作，娛樂，所有日常生活照舊，最多是覺得這條路今天相對比較危險，改走第二條路，如此而已。

原因很簡單，在一個危險的地方，只要你無法離開，人們始終要生活，也始終要有經濟生產，因此，當習慣了之后，也會如常生活，就是炸彈一邊在炸，人們也是一邊的上班，最多是空襲警報時，走進防空洞、地鐵站，或其他相對安全的地方。

對于安全地方，念中學時，有一個叫“大貓”的中文老師，嗯，只記得花名，正名忘記了。他以前當過兵，打日本人，據他說，當炸彈炸過了某一地方，再炸的機會很低，所以他們會立即躲到那個被炸了的地方。

原來西方的軍人也有這想法，因此被炸過的洞就叫“better ‘ole”，即“比較好的洞”。上水有一間老牌餐廳，深圳向西村最有名的蒲點，都叫這名字，中文名是“畢打奧”。

數學上，炸過的和未炸過的地方，被炸率應是一樣。但實際上，機師不會在同一地方炸兩次，以免浪費彈藥，因此被炸過的地方真的比較安全，除非機師用上了相反理論。

在中國，中日戰(zhàn)爭時，老師照教書，學生照上學，西南聯(lián)大甚至教出了楊振寧、李政道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張愛玲在《燼馀錄》有一段更精采的描寫：“在香港，我們初得到開戰(zhàn)的消息的時候，宿舍里的一個女同學發(fā)起急來，道：‘怎么辦呢？沒有適當的衣服穿！’她是有錢的華僑，對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場合需要不同的行頭，從水上跳舞會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準備，但是她沒想到打仗。后來她借到了一件寬大的黑色棉袍，對于頭上營營飛繞的空軍大約是沒有多少吸引力的?！?/p>

這就像2019年的黑暴期間，外國人認為我們水深火熱，實則只要不是積極參與的當事群眾，也不是抗暴的警察，不經過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這些“戰(zhàn)場”，日常市民也是照樣上班下班，不受影響。說到今天的以色列，有報道說伊朗的導彈摧毀了不少建筑物，但也有視頻顯示它的人民日常玩樂的快活情況，兩者查實并無互相矛盾，可以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