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黑龍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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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證731》\劉書良\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25年9月

□劉金祥

歷經(jīng)14年全民族眾志成城的英勇抗爭，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zhàn)爭的偉大勝利，但歷史的創(chuàng)傷依然留在中國人民心中，對歷史真相的探尋和呈現(xiàn)仍在繼續(xù)。由作家劉書良撰寫的紀實文學《罪證731》一書，以其獨特的敘事方式和沉重的美學追求，為人們打開了一個塵封的歷史“黑匣子”。這部作品不僅是對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行的又一次全面揭露，更是一次關于歷史記憶、人性異化與文明底線的深度叩問。

《罪證731》一書最突出的學理價值在于其構建了嚴密的證據(jù)鏈。作者劉書良以考古學的嚴謹態(tài)度，系統(tǒng)研讀上千部文獻，通過與有關部門研究人員進行深入交流，以“罪證拼圖”的結構呈現(xiàn)三重證據(jù)鏈，讓歷史真相從灰燼中重生，使宏觀敘事與個體命運產(chǎn)生強烈共振。作品呈現(xiàn)的第一重證據(jù)是沉默的物證：四方樓遺址玻璃棧道下的混凝土基座、安達實驗場殘存的十字木樁等，這些物質(zhì)遺存如同歷史的骨骼，在作者筆下獲得了講述的能力。第二重證據(jù)是檔案文本：蘇聯(lián)伯力審判記錄中關于三千多名中國同胞成為活體實驗受害者的供述、關東軍“特別移送”檔案里1549個有名有姓的受害者名單、美國解密的Q報告與G報告中的實驗數(shù)據(jù)。第三重證據(jù)則是親歷者的證言：從原731部隊少年班學員清水英男以94歲高齡赴華謝罪的懺悔之旅，到秋山浩等人的指證，再到侵華日軍老兵臨終前吐露的“死亡的真實”。這種三重證據(jù)的敘事結構，使《罪證731》一書超越了單純的歷史記錄，而成為一座用文字搭建的審判臺。

如果說證據(jù)鏈的構建是《罪證731》一書的基本骨架，那么對人性的深度剖析就是這部作品的血肉。作者沒有將歷史簡化為黑白二元對立，而是通過多維度人物群像的描寫與塑造，揭露了731部隊的反人類行為。其中，石井四郎的形象尤為令人不寒而栗。作品呈現(xiàn)了他“一夜背誦整本教科書”的所謂醫(yī)學天賦，揭露其“用活人實驗驗證鼠疫傳染性”的瘋狂。在石井四郎的價值觀體系中，人類生命的價值遠低于實驗數(shù)據(jù)，道德倫理不過是科學進步的絆腳石。更令人深思的是少年隊員田村良雄的異化歷程。從懷揣軍醫(yī)夢想到參與活體解剖的轉(zhuǎn)變，堪稱“平庸之惡”的典型案例。劉書良著重描寫了田村良雄第一次解剖時的心理活動，讓讀者體會到平凡個體如何在制度性暴力中逐漸脫敏。而這也讓讀者看到了一種將殺戮技能內(nèi)化為生存資本、將道德底線重塑為服從命令的系統(tǒng)性人性改造工程。

《罪證731》的價值不僅在于揭露罪惡，更在于探討創(chuàng)傷記憶的代際傳承與歷史反思。作品的時間維度從1930年一直延伸至2024年清水英男的謝罪之旅，構建起跨越三代人的記憶鏈條。這種創(chuàng)傷記憶的傳遞，在作品中呈現(xiàn)為一種執(zhí)念。陳列館廣場的老槐樹，作為歷史“見證者”，其目睹了日軍從囂張到覆滅的全過程，也是記憶傳遞者，其枝葉間飄蕩的不僅是90余年的風聲，還有那些“被焚燒的冤魂的低語”。作者在寫作過程中感受到的那種“恐懼是一堵沉重的黑墻，壓得我喘不過氣來”的窒息感，正是歷史創(chuàng)傷在個體心靈中的回響。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日本社會對731歷史的記憶分裂。清水英男赴華謝罪遭到右翼分子威脅，日本教育部門拒絕接收其捐贈的罪證物品，這些事實都說明戰(zhàn)爭記憶在加害國的衰減速度快于受害國的銘記速度。而日本作家森村誠一那句振聾發(fā)聵的追問：“你們都不記得，我們還能記嗎？”成為貫穿全書的精神回響。

在《罪證731》一書的沉重敘事中，陰霾從未完全遮蔽光明。中國受害者的反抗敘事為這部沉痛之作注入了希望的力量，特別是作品細致摹寫了那些為追尋真相而盡心竭力的人們，進而彰顯了中華民族的不屈氣節(jié)。同時作品也告訴人們，對第731部隊罪行的追尋與銘記，不是為了延續(xù)仇恨，而是為了守護文明底線——守護每個生命都應被尊重的樸素真理。真正的罪證不在陳列館的玻璃柜中，而在每個讀者的良知里。當人們能夠直視這些黑暗而不回避、銘記這些罪惡而不遺忘，才是對那些無辜消逝生命的最好告慰。

正如書名所示，《罪證731》本身就是一份完整的訴狀，一份遞交給人類良知的控告書。它以鐵證如山的事實和正義的書寫，讓那些在黑暗中消逝的生命獲得了文學的重生，也讓今天的讀者在面對歷史時，能夠保持清醒的頭腦和理性的反思。這樣的作品是一記警鐘，時刻提醒人們：和平從來不是上天的饋贈，而是需要世代守護的珍寶；歷史從來不是塵封的檔案，而是指引未來的明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