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初，昔陽的山谷仍裹著殘雪。天剛蒙亮，縣里的吉普車一路顛簸，停在大寨的梯田旁。陳永貴正彎腰查看麥苗，袖口沾著泥?？h委干部下車寒暄幾句，直接開口：“老陳，你得有人照應(yīng)日子。”陳永貴抬頭，鞋底還滴著水，粗聲一句：“先顧莊稼，家里事慢慢再說?！?/p>

干部此行并非臨時起意。上一年深秋，他在縣城醫(yī)院守著發(fā)妻李虎妮，眼見病勢蔓延。39歲的李虎妮握著丈夫的繭手，把聲音壓得很輕：“你再找個伴，好好活。”那天夜色濃重，窗外柿子葉被風(fēng)吹得嘩啦啦響，陳永貴卻一句應(yīng)答都擠不出來，只是點頭。

李虎妮是地地道道的山村婦女，五點起身割草，回家和面做早飯。她愛清潔，院子掃得見土色。村民盛贊她善心，誰家缺糧，她便從缸里舀白面，哪怕自己只能就著窩窩頭喝菜湯。更為人稱道的是接生手藝，幾十個娃娃落地，她都未曾要過一頓酒席。嬰兒若呼吸不暢，她俯身人工呼吸，脖頸青筋暴起，旁人看著都心驚。

山路崎嶇，陳永貴常赤腳趕集，腳面結(jié)著又厚又硬的繭。他剪趾甲要用剪刀，李虎妮蹲著幫忙。她笑說：“你的腳趾甲跟莊稼一樣，分層。”那一刻的溫暖，后來成了陳永貴回憶里反復(fù)打轉(zhuǎn)的畫面。

1965年，病魔拉走了李虎妮。靈桌前，陳永貴只留下叮囑：“屋里別動，等我想她時還能聞見她的味道?！弊源耍G洞里多了幾分沉悶，炊煙也稀薄。兒子陳明珠見父親形容日漸清瘦，悄悄托人勸他再結(jié)婚，都被擺手拒掉。

春天的地塊忙不過來，縣里瞧著心焦。干部們篩選了本縣40歲的宋玉林，裁縫手藝好，寡居多年。見面前，宋玉林反復(fù)問：“我跟他能成嗎？”語氣里半分忐忑。頭天午后，她在河邊洗衣，雙手凍得通紅，仍把布衫撲打得響亮，像是給自己壯膽。

三天后，陳永貴被從坡上叫下，褲腳卷得老高。聽說對方情況后，他只說一句：“進我家，苦日子多。”宋玉林回：“只要能干，就不怕苦。”兩人沒更多寒暄，倒像當年分配農(nóng)活般干脆。孩子們被征詢意見，紛紛點頭，只求大人別再夜夜嘆氣。

半月功夫，新娘帶著前夫所生的兒子進了窯洞。陳永貴打趣，“俺家像合作社，七八口人，一起干活，一起吃飯。”宋玉林接手灶臺，釀醋、納鞋底、補門簾，院里雞犬聽她聲響。孩子們改口叫“宋媽媽”，她沒有回避，端著搪瓷盆就給小的擦臉，手腳麻利。

1975年，陳永貴進京任國務(wù)院副總理，宋玉林的身份隨之變動，實則日子仍像在大寨：四點半起床，淘米生火。北京的冬天冷，她把舊呢子大衣拆成棉鞋面，給全家一人縫一雙。陳永貴在國務(wù)院食堂吃不慣細糧，下班回寓所，灶間已飄出莜面香，他說：“還是土疙瘩順口。”

1980年9月，他向全國人大遞交辭呈，卸任回家。國家給每月200元生活費。戶口遷到北京后，他又返鄉(xiāng)一趟，接宋玉林和幾位孩子進城。日子簡樸：清晨去陶然亭遛彎，買兩根油條兩杯豆?jié){，回家再做一鍋小米粥留給孫輩；下午蹲在胡同口曬太陽，捧著《農(nóng)業(yè)知識》琢磨新品種。

時間到了1986年3月，陳永貴因病住進北京醫(yī)院。病房里燈光慘白，家人不發(fā)一言。他招手，把宋玉林叫到跟前：“柜子最右邊布包，8365塊錢，全給你們，省著用。”隨后又叮嚀，“孩子們得走正道，念書，干活，幫國家。”聲音很輕，卻一句不漏。

宋玉林握著他手，眼眶通紅。二十年相伴，她與他一道走過風(fēng)頭浪尖，也熬過柴米油鹽。那夜，她只回了四個字：“你放心吧。”陳永貴閉眼點頭。

人們說大寨精神靠的是鐵肩膀，實際上，那背后站著兩個女人。李虎妮用善良和硬勞累托起一個家庭，宋玉林則在喧囂之后守住平常煙火。陳永貴身后的這兩位“賢內(nèi)助”，一前一后，把山溝里的漢子推向了更遼闊的天地，也讓他在最后的歲月里，依舊能聽到家常鍋碗的碰撞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