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聽說過資歷深厚的正部級老干部，沒接到回京通知，硬是自己跑回北京的事嗎？今天說的這位，從黃埔畢業(yè)干革命，領導過抗日武裝起義，為搶占東北立下過大功，解放后妥妥的正部級待遇，特殊時期卻被安置到偏遠小城，一關就是三年。

李運昌是河北樂亭人，1908年出生，早早踏上了革命道路。他1924年入團，1925年就入了黨，還畢業(yè)于黃埔軍校第四期，那可是公認將星云集的一期。畢業(yè)后他輾轉南北干革命，后來在冀熱邊區(qū)主持工作，1938年領導了冀東抗日武裝起義，拉起了抗日隊伍。

整個抗戰(zhàn)時期，他都在當地堅持游擊作戰(zhàn)，從軍分區(qū)司令員做到區(qū)黨委書記、軍區(qū)司令員兼政委，一手建起了當地的民主抗日政權?？箲?zhàn)勝利后，他第一時間帶隊挺進東北，沒多久就把隊伍擴編到了11萬人，給我軍搶占東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建國前后，他先后擔任東北人民自治軍副總司令、熱河省主席，熱河省撤銷后，調去中央任交通部常務副部長。

后來他轉任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常委，級別是正部級，1967年之后工作中斷，一直熬到1975年，才有了安置結果。他被安排去了山西長治，每個月領200元生活費，住的是當地招待所，房間才15平米。當時還有規(guī)矩，白天不能出招待所大門，晚上不能出房間門，活動空間特別小。

原來他每個月工資有三百多，安置后直接降到了200塊，不過擱七十年代中期的長治，這已經是很高的收入了。當地普通工人一個月才掙三五十塊，200塊頂得上四五個工人的工資。他和老伴一起生活，老伴也有收入，日常開銷完全撐得住，不用為吃喝發(fā)愁。

那段日子雖然行動受限制，但是他人緣特別好，和附近接觸到的居民處得相當不錯。他身子不舒服的時候，鄰居都會主動過來照看。鄰居家遇到經濟困難，他也會出手幫襯，一來二去大家都挺尊重他，也給他的生活多留了不少空間。

剛好有幾個老部下當時在長治任職，一個是航校飛行團長宋凱，一個是航校副參謀長楊東普，這些老部下也沒忘了老領導。他們時不時就過來看看，送點生活用品，陪老領導聊聊天，幫著打發(fā)了不少難熬的日子。李運昌就這么一天天等著回京的通知，一等就是兩年多。

其實1975年中央安置這批老干部的時候，同批次下放的大多數人都早早就收到通知回原單位了。只有李運昌因為檔案被扣，一直沒輪到他，仿佛被人忘了一樣。等到1978年，他實在等不下去，決定自己動身回北京。

那時候沒有上級的回京許可，他這屬于私自行動，他和家里商量好，給長治地委負責人寫了封信，說家里人身體不好需要進京探視，就這么出發(fā)了。老部下給他找了車送到邯鄲，他從邯鄲轉火車回到了北京，整個過程沒驚動太多人。

回北京之后，他本來想低調過日子，可生活待遇這些問題都得組織解決，只能主動去原單位報到。原單位的工作人員都挺為難，還有人直接開口批評他，沒收到通知怎么就私自回來了。這事一層層報上去，中組部部長說先安排看病，沒說別的，后來中央領導知道了這事，也沒多做批評，相當于默許了他回來。

1979年形勢慢慢好轉，李運昌身上的不實指控被撤銷，他先是當上了全國政協(xié)常委，后來又出任司法部第一副部長。這時候他已經71歲了，硬生生耽誤了十多年工作，一上任就挑起重任，負責司法部的重建工作。接下來幾年，他推動司法改革，開研討會，參與制定法規(guī)，還跑到邊遠地區(qū)調研，一點都不像年過七旬的老人。

1982年干部年輕化政策推行，他主動退居二線，當選中顧委委員，之后依然參與各項咨詢工作，還撰寫了不少革命回憶材料，給后人留下了很多珍貴的史料。他這一生起起落落，從大革命時期干到改革開放，見證了整個中國的變化，這段在長治的三年經歷，算是他人生里最特殊的一段印記。

其實他這段經歷，就是那個特殊年代不少老干部境遇的一個縮影，一輩子為國為民，落到被安置偏遠地區(qū)的地步，換誰心里都不好受。他沒有一直消極等待，看準時機自己回北京，最后也迎來了平反和恢復工作，結局也算圓滿。很多時候就是這樣，政策調整的過程里，總有人會被暫時落下，敢走出那一步，才有柳暗花明的機會。

參考資料：人民日報 李運昌同志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