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元年冬天，京城的北風(fēng)格外緊。宮城深處，年輕的咸豐帝披著皮袍，在案前反復(fù)端詳一份方才呈到的奏報，神情凝重。奏報上只有短短幾行：“欽差大臣、太子少保、前湖廣總督、今赴廣西辦理軍務(wù)之林則徐，于途中病故?！睋?jù)說，當時在場的大臣小心翼翼地說了一句：“此人，實為朝廷之股肱?！毕特S帝沒有接話，只嘆了一聲：“可惜?！?/p>

從這個冬夜往前推三十多年，一個出身福州的青年進士剛剛邁進官場大門，還是翰林院里一個不起眼的編修。沒人想到，這個年輕人日后會與鴉片戰(zhàn)爭、禁煙、軍機大事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更沒人想到，他在宦海沉浮三十余年后，留給子孫的家當不過三萬兩銀子，還要專門寫下一副對聯(lián)，作為“家訓(xùn)”壓箱底。

有意思的是，這個被后世稱為“民族英雄”的人，一生與“錢”打交道的機會不少，手上的權(quán)力更是驚人，卻偏偏在自己家產(chǎn)上算得極清。也正因為如此，咸豐皇帝給他的挽聯(lián)，和他留給子孫的那副對聯(lián)，才顯得格外耐人尋味。

一、皇帝的挽聯(lián)：從“禁煙大臣”到“文忠公”

如果只看出身和科舉經(jīng)歷，林則徐的前半生還算平順。嘉慶十六年，他二十六歲，中進士，入翰林院為編修。按清代慣例，這種道路屬于典型的“仕途捷徑”，一步一步往上走，做個侍郎、尚書，并非難事。

到了道光年間，局勢卻變了味。鴉片大量流入，國庫虧空，沿海民生困頓，朝廷內(nèi)外怨聲四起。道光帝在這種情況下，挑中了林則徐。道光十八年，把他任命為欽差大臣，赴廣東嚴禁鴉片。那一年，林則徐四十七歲，正是一位封疆大吏最有精力的時候。

從廣州虎門銷煙，到與英軍周旋，再到戰(zhàn)事失利、朝廷求和，這段歷史的細節(jié)，如今已家喻戶曉。道光二十年后，清廷簽下《南京條約》，林則徐成了“議和派”眼中的“闖禍者”，被革職遣戍新疆伊犁。按清代政治慣例，這一步，等于是把他推出了權(quán)力核心。

不過，事情遠沒那么簡單。被發(fā)往伊犁途中，他依舊奉命辦理軍務(wù)，到了新疆，還要籌劃邊防、安撫民眾。道光二十四年，朝廷又起用他，先后讓他署理陜甘總督，繼而授云貴總督。短短幾年間，兩度起落，足見這個人并沒有被真正拋棄。

到了咸豐元年，太平天國運動席卷南北，西南戰(zhàn)事吃緊。咸豐繼位不久，急需重臣掛帥，他在朝廷求賢的名單里，又一次看到了林則徐的名字。大學(xué)士潘世恩、禮部尚書孫瑞珍、工部尚書杜受田都保舉他，認為只有這樣的老成干臣，才有可能穩(wěn)住南方局面。

偏偏在這時，朝中權(quán)臣穆彰阿站出來反對，借口林則徐年老多病，不堪重任。這就很微妙了。穆彰阿在道光朝時就極有勢力，咸豐帝對他心存芥蒂，對他竭力排斥的人，反而多了幾分關(guān)注。

咸豐帝最終下旨啟用林則徐，命他為欽差大臣，自福州啟程，星夜趕赴廣西，督辦軍務(wù)。這一年是咸豐元年，林則徐已經(jīng)六十六歲，只能帶著病體上路。十一月一日，上諭抵達福州；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在赴任途中病逝。

消息傳回京師是十二月十五日。咸豐帝看完奏報，隨即下旨加恩：追晉太子太傅，開復(fù)舊案職名，賜予應(yīng)得恤典，并安排其子嗣將來引見，另賜祭葬，謚號“文忠”。這些都是極高的禮遇。

更值得注意的是，咸豐親自寫了一副挽聯(lián)。挽聯(lián)的大意是：幾十年來，林則徐清正、謹慎、忠勤，為國家奔走，不辭勞瘁；臨終之前，仍心系軍國；此次出師，尚未成功，卻病逝途中，叫人徒增傷感。陳其元在《庸閑齋筆記》中提到，這在清代漢臣中，極不多見，用了“非常知遇”四個字來評價。

對一位既被貶斥、又被重用的老臣，咸豐帝用這樣的方式送別，多少也流露出一種矛盾：一方面，朝廷不得不承認，這位臣子對國家確有大功；另一方面，他留下的問題、牽連的恩怨，并沒有隨著他去世而完全消散。

但有一點很清楚，他在皇帝心中，并不是一個普通的地方官，而是值得用“盡瘁”“殫力”這些字眼來概括的人。

二、三十年宦海：肥缺連連，為何家底寥寥

把目光從京城移到福州，會看到完全不同的一幕。林則徐在福州老家養(yǎng)病時，住的只是舊宅，并無新添的大屋、園林。這樣的一位總督級大員，晚年生活的樸素程度，有些超出常人想象。

按時間來看，他從嘉慶年間入仕，到咸豐元年病逝，為官在朝在外約三十余年。尤其是道光一朝，他先后擔任河?xùn)|河道總督、漕運總督、湖廣總督、兩廣總督、陜甘總督、云貴總督，這些都是名副其實的封疆大吏。

當時官場風(fēng)氣是怎樣的呢？道光中后期，吏治日益腐敗，高層有曹振鏞這樣的“庸臣”，也有穆彰阿這樣的權(quán)臣，講究的不是如何整頓政務(wù)，而是如何穩(wěn)住局面、避免“出事”。地方督撫、州縣官更是普遍畏縮，不敢多言，只求在任上多撈一些銀子，不留“話柄”。

河道、漕運，這些位置在清代被稱為“肥缺”，并非浪得虛名。治河要修堤、疏浚，漕運要運輸糧食、修理船只，動輒數(shù)十萬兩銀子往來其中，外人看不見的“油水”，實在不少。按照很多官員的慣常思路，只要略微“伸手”，幾年下來就能積累大筆家產(chǎn)。

然而，查林則徐去世后的家產(chǎn)，卻只值三萬兩左右。這個數(shù)字一擺出來，多少有點“刺眼”。要知道，總督級官員的養(yǎng)廉銀，一年往往就有一萬多兩。連續(xù)幾十年，哪怕不貪不占，只靠俸祿、養(yǎng)廉銀積攢，也不該只剩這么點。

問題出在哪里？一是他的花銷確實多。辦案、辦事、賑災(zāi)、修堤、撫恤，很多開支未必都能報銷。為了順利推進政務(wù)，他常常自掏腰包。此外，他對親友、同鄉(xiāng)也并不苛刻，該幫的時候會幫，但又不允許身邊人借他的名頭“做買賣”。

二是他從不熱衷在老家置大宅、屯田產(chǎn)。福州的老宅不過幾處舊房，既沒有規(guī)模宏大的宗祠，也沒有廣闊的田莊。這點在當時的地方士紳看來，幾乎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從晚清普遍情況看，只要是地方出了一位總督，老家往往會迅速興旺，田地房屋翻幾番，并不罕見。

有人曾在他晚年隨口問了一句：“大人一生掌握大權(quán)，怎么老家還如此清苦？”他只淡淡地說：“官非家業(yè)。”短短四字，態(tài)度已經(jīng)很清楚。

從結(jié)果來看，這種選擇并不“劃算”。他為朝廷操勞了幾十年，臨終時卻沒有多余的財產(chǎn)可以讓子孫“衣食無憂”。但不得不說，這樣的結(jié)局，恰恰與他的為官風(fēng)格相吻合：把心思放在事情上，而不是放在后代的“享福”上。

在那樣一個“皆以撈錢為能事”的時代，林則徐的存在，有點像一塊“異類石頭”，擺在泥沙俱下的官場河道里，顯得格格不入，卻又扎眼。

三、對聯(lián)背后的家教：錢留多少，才算合適

林則徐晚年重病在身，回到福州養(yǎng)病時，已經(jīng)非常清楚自己的身體狀況。咸豐元年，他奉命赴廣西前線之前，在家中已經(jīng)對財產(chǎn)做了分配，把家底細細分給幾個兒子。三萬兩銀子，攤開來看，每人所分也就一般水平。

對一個經(jīng)歷了那么多風(fēng)浪的老人來說，這一步并不難。然而，他似乎仍覺得少了點什么。于是，就有了那副傳世對聯(lián)。

這副對聯(lián)的內(nèi)容是：

子孫若如我，留錢做什么？賢而多財，則損其志。

子孫不如我，留錢做什么？愚而多財，則增其過。

話說得很直白，沒有任何復(fù)雜典故，卻藏著一套頗為嚴厲的邏輯。一位做過總督、欽差、太子少保的老臣，在臨終前留給子孫的，不是厚厚的“遺產(chǎn)清單”，而是用來“潑冷水”的幾句大白話。

對聯(lián)上半句講的是“賢子孫”。如果后代有本事、有德行，那多留錢反而可能磨損其志氣。因為一旦手里寬裕，心里就容易松，很難再有那股子往前拼的勁兒。對聯(lián)下半句則談“愚子孫”。若后人不成器，多錢在手只會助長過錯，放縱欲望，甚至滋生禍端。

試想一下，當時坐在堂屋里的那幾個兒子，聽到父親念出這副對聯(lián)時，心里恐怕不會太舒服。有人也許會在心里嘀咕：“父親一生位極人臣，手上何止三萬兩出入？若多為我們留些，也不至于將來受苦?！钡謩t徐顯然不打算順著這種心思。

從更深一層講，這副對聯(lián)其實是在劃一條線：子孫的路，要靠自己走，錢只能幫一點小忙，幫不了根本。與其留下大把銀子，讓后人或懈怠、或墮落，不如留下個清白家風(fēng)，讓他們自己去闖。

值得一提的是，這副對聯(lián)是寫給自家子孫看的，卻很少有“慈父口吻”，反而頗有幾分“鐵面御史”的味道，既不哄人，也不討好，直接把話挑明。這種家教方式，在當時不少名臣家中也?？梢姡軐懙萌绱撕啙嵱辛Φ?，并不多。

從表面看，他是在“輕錢重志”，但也可以看出另一層態(tài)度：錢不是不能有，而是不能靠上一代人“堆”出來，更不能指望通過繼承，替自己省下奮斗的功夫。

在這點上，他和許多只知為子孫攢錢的人，走了截然不同的路。

四、清廉與得失：在時代夾縫中的一位“異類”

通篇看下來，林則徐的故事繞不開幾個關(guān)鍵詞：權(quán)力、金錢、忠誠、清廉。這四個詞，在晚清那樣的時代背景下，很難同時兼顧。大多數(shù)人會有所取舍，有人重權(quán)，有人重利，也有人只求明哲保身。

林則徐的選擇，卻有點像是在高壓之下堅持“老規(guī)矩”。他做事講究章法，不亂伸手，不亂結(jié)黨。這種人，在局面穩(wěn)定的年代，容易被稱為“好官”；可在風(fēng)云激蕩之時，卻往往處于尷尬位置。

禁煙，是他被推到風(fēng)口浪尖的起點。道光帝需要一個敢擔當?shù)娜?，他站出來；?zhàn)事緊張、內(nèi)外壓力增大時，朝廷又需要一個可以“背鍋”的人，他仍舊在第一線。等到大局未穩(wěn)，朝中權(quán)力博弈復(fù)雜，他難免被推到風(fēng)頭上挨打。被貶新疆，就是這種大勢之下的必然結(jié)果。

然而，從后續(xù)的再起用，再到咸豐元年的重新召命，可以看出朝廷并沒有真正否定他。哪怕在政治賬簿上，他曾留下“辦事過激”“激怒外夷”這樣的評價，但在現(xiàn)實操作層面，沒有人否認他的能力與操守。或者說，正是因為他的能力和操守都擺在那里，一旦局勢緊張，朝廷就不得不再次想到他。

站在個人生活層面，他的清廉，換來的并不是富足的家底，而是一副略帶冷峻的家訓(xùn)對聯(lián)。三萬兩銀子，在當時的地方鄉(xiāng)紳中也算不上巨富。如果是一個普通舉人或知縣家，留下這個數(shù)目，不算寒酸；可對于身為總督多年的高官來說，這個數(shù)字顯然顯得有些“單薄”。

也正因如此，他的對聯(lián)才更顯得帶著一種“倔氣”。他不是沒機會，也不是沒能力去攢一個可以讓子孫無憂的大財庫，只是刻意停在了這個“夠用”的階段。錢少一點，他似乎并不在意，反而在意的是：后人要記住，錢多到一個地步，反倒會出問題。

從整個人生軌跡看，這種態(tài)度有著明顯的一致性。他在朝中敢言，在地方重事功，在個人生活上守清貧。贊譽有之，打擊也有之；被重用，也被貶謫。然而，不管處在哪個位置，他對自己這一套標準，似乎并沒有太大波動。

再回到咸豐元年那個冬天。皇帝在宮中題挽聯(lián)，禮部派員南下致祭；在福州老屋里，林家的子孫翻看那副對聯(lián)，摸著有限的家產(chǎn)，心里大概五味雜陳。一邊是朝廷給予的高規(guī)格評價，一邊是現(xiàn)實生活中并不富余的境況。對于這一家人來說，祖父究竟留下了什么，恐怕需要很多年才能慢慢想明白。

清代兩百多年間，做過總督、巡撫的人不計其數(shù)，名字留下來的其實并不多。而林則徐之所以被記住，很大一部分原因，恰恰在于他在權(quán)力、金錢之間做出的那些“不太合時宜”的選擇。

咸豐帝在挽聯(lián)中用了“盡瘁”“殫力”這樣的字眼，映照著那副“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增其過”的對聯(lián)，前后相看，倒也相當貼切。一個人，若能在朝廷眼中被視為盡瘁，在子孫眼中被記作清廉，大概也就不枉這三十多年的宦海起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