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里，有一組極具沖擊力的陳列，沒有多余的文字注解，卻讓每一位參觀者駐足良久。

一邊，是獄中英烈們用紅花被面、鐵片雕刀繡成的五星紅旗，針腳粗糙，卻藏著最熾熱的信仰；另一邊，是徐遠舉簽發(fā)的處決令，字跡冰冷，每一筆都浸著三百多條人命的鮮血。

這兩件東西，一邊是光明，一邊是黑暗，恰是徐遠舉一生的縮影——一個把人間變成地獄的惡魔，最終也把自己困在了絕望的牢籠里。

而誰也沒想到，這個雙手沾滿革命者鮮血的特務(wù)頭子，死后十八年，他的女兒會帶著一身窘迫，走進北京公安部的大門，只為求一張能讓她糊口的病故證明。

那是1991年的春天，北京的風(fēng)還帶著幾分涼意。

接待室里，徐繼紅穿著一身洗得發(fā)白的衣服，神色平靜得不像一個來“討說法”的人。

面對當年功德林戰(zhàn)犯管理所的負責(zé)人姚倫，她只說了一句話：“我不求翻案，不求名譽，就想知道，我父親徐遠舉，到底是怎么死的?！?/p>

“徐遠舉”三個字一出口，姚倫的臉色瞬間沉了下來。

這個名字，是刻在無數(shù)人心里的傷疤——1949年11月27日的那個夜晚，歌樂山的火光染紅了重慶的天空，渣滓洞、白公館里，三百多名共產(chǎn)黨員和民主人士慘遭屠殺，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徐遠舉。

徐繼紅當然清楚父親的罪孽。她來，只是因為生活實在拮據(jù)，走投無路，只有拿到官方的病故證明，才能去臺灣申領(lǐng)撫恤金，勉強活下去。

沒人能說清，那一刻姚倫的心情是怎樣的。恨，肯定是有的，可看著眼前這個無辜的女人，上一輩的血債，終究不能算在下一代人的頭上。

最終，姚倫從塵封的檔案室里，調(diào)出了那份沉睡了十八年的死亡證明，加蓋公章，鄭重地交到了徐繼紅手里。

臨走時，徐繼紅忍不住問：“你們恨我父親嗎？”

姚倫沉默片刻，坦誠作答：“恨，那么多同志慘死在他手里，這個仇，我們記了一輩子。但你是你，他是他，上一輩的恩怨，不該由你承擔(dān)?！?/p>

這句話，讓積壓在徐繼紅心里多年的委屈，瞬間決堤。

她帶著證明回到臺灣，領(lǐng)到了那筆撫恤金，后來還把一部分捐給了孤兒院——或許，這是她能為父親犯下的罪孽，做的唯一一點補償。

記者曾問她，恨不恨大陸，恨不恨那些關(guān)押父親的人。徐繼紅只是輕輕搖頭：“恨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我父親的錯，他已經(jīng)付出了代價。”

徐遠舉的代價，是一生的囚禁，是無盡的絕望，最終在59歲那年，以一種近乎自毀的方式，結(jié)束了自己罪惡的一生。

可誰能想到，這個后來的殺人惡魔，起點其實和那個年代的很多年輕人一樣，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1914年，徐遠舉出生在湖北大冶的一個普通家庭，18歲那年，他考入黃埔軍校第七期。彼時的他，和同期的學(xué)員一樣，本該有機會走上正面戰(zhàn)場，守護家國。

可徐遠舉的心，從來不在家國大義上，他眼里只有功名利祿。畢業(yè)后，他沒有留在軍隊，而是轉(zhuǎn)身投靠了戴笠，一頭扎進了軍統(tǒng)的黑暗漩渦里，成了一名特務(wù)。

在軍統(tǒng)內(nèi)部，徐遠舉有個外號叫“徐猛子”，但這“猛”，不是勇敢，而是暴戾。他脾氣火爆，說話刻薄，張口閉口都是“戴老板怎么說”，對下屬更是動輒呵斥，沒人敢近他的身。

再加上他那副鷹鉤鼻子、陰鷙眼神的模樣，只要他盯人一眼，身邊的人都會下意識地后退，心里發(fā)毛。

軍統(tǒng)魚龍混雜，想要站穩(wěn)腳跟，要么有背景，要么夠狠。徐遠舉沒有背景，就靠一身狠勁，慢慢熬出了頭。

1935年，他被派往西藏從事情報工作，這一待就是近十年。西藏偏僻荒涼，遠離政治中心，是沒人愿意去的冷板凳，可徐遠舉忍了下來。

也正是這十年的煎熬，讓他得到了戴笠的真正信任，成了戴笠的心腹?？箲?zhàn)期間，他被提拔為軍統(tǒng)西昌站站長，手里有了實權(quán)，骨子里的狠勁，也開始徹底暴露。

1937年，國民黨督導(dǎo)員馬其武帶著徐遠舉，去白利寺“拜會”五世格達活佛，想拉攏活佛加入國民黨，卻被活佛嚴詞拒絕。這件事，成了徐遠舉心里的一根刺，也讓他更加暴戾。

1946年，徐遠舉調(diào)任重慶綏靖公署二處處長，這是他罪惡一生的開端，也是無數(shù)革命者的噩夢。

重慶是國民黨在西南的核心據(jù)點，而徐遠舉手中的二處，就是專門鎮(zhèn)壓共產(chǎn)黨人和進步人士的特務(wù)機構(gòu)，里面布滿了酷刑，堪稱人間地獄。

1948年春天，一份《挺進報》，徹底點燃了重慶的白色恐怖。

這份由地下黨創(chuàng)辦的刊物，前身是《彷徨》，專門刊登解放軍的勝利消息，后來地下黨改變策略，把報紙直接寄給國民黨的軍政頭目，進行政策攻心，沒想到竟擺上了西南最高軍政長官朱紹良的辦公桌。

朱紹良勃然大怒，把徐遠舉罵得狗血淋頭，限他限期破案，否則軍法處置。

徐遠舉被罵后，立刻調(diào)動軍統(tǒng)、中統(tǒng)、憲兵、警察所有力量，在重慶展開大規(guī)模搜捕，還想出了“紅旗特務(wù)計劃”，讓特務(wù)偽裝成進步學(xué)生、工人，混入群眾中打探消息。

可他萬萬沒想到，堡壘會從內(nèi)部攻破。地下黨員陳柏林一時大意，把報紙傳給了社會人員，被偽裝成進步學(xué)生的特務(wù)騙取信任；隨后，陳柏林的上級任達哉被捕叛變，一口氣出賣了大批同志。

短短半年時間，130多名中共地下黨員被捕，絕大多數(shù)都被徐遠舉殘忍殺害。這其中，就有我們熟知的江姐——江竹筠。

江姐是川東臨委和下川東聯(lián)絡(luò)的負責(zé)人，負責(zé)傳遞情報、組織武裝斗爭，被叛徒出賣后被捕。

徐遠舉知道江姐的身份不一般，親自坐鎮(zhèn)審訊，想從她嘴里套出地下黨的秘密。

各種酷刑輪番上陣，竹簽釘手指、戴重鐐、坐老虎凳、吊鴨兒浮水，凡是能想到的殘忍手段，他都用在了江姐身上。

有人說，江姐受刑時，特務(wù)們用的本來是夾手指的竹筷子，后來被徐遠舉改成了更殘忍的竹簽，一根根釘進江姐的手指，血肉模糊。

江姐前后昏死過三次，可每次醒來，都咬緊牙關(guān)，一字不吐，始終沒有透露任何關(guān)于組織的秘密。

當時特務(wù)們留下的內(nèi)部記錄里，只用了一句話形容江姐：“這個人太難對付了?！?/p>

這大概是徐遠舉職業(yè)生涯里，少有的真正碰壁的時候。

可他沒有絲毫反思，反而變本加厲，對其他被捕的地下黨員更加殘忍，仿佛要把從江姐身上受的“氣”，都撒在別人身上。

除了《挺進報》案，徐遠舉手上還有另一條血債——殺害愛國將領(lǐng)楊虎城。

1949年1月，代總統(tǒng)李宗仁下令，釋放被關(guān)押多年的楊虎城。

可在軍統(tǒng)體系里，李宗仁的這道命令，根本沒人當回事。

毛人鳳直接傳來密令，讓徐遠舉先把楊虎城秘密轉(zhuǎn)移出去，等風(fēng)頭過了再做打算。

其實早在1949年8月，蔣介石就偕毛人鳳到重慶布置屠殺，毛人鳳還傳達了蔣介石的話：“過去因殺人太少，以致造成整個失敗的局面?！?/p>

后來，毛人鳳特意提到楊虎城，蔣介石從牙縫里擠出一個字：“殺?！?/p>

8月27日，毛人鳳在重慶羅家灣何龍慶公館，和徐遠舉、周養(yǎng)浩密謀殺害楊虎城等人的計劃。

楊虎城先是被運往貴陽，后來又被轉(zhuǎn)回重慶，全程被秘密看管，沒有一點自由。

1949年9月6日夜，在徐遠舉的全程指揮下，楊虎城在重慶中美合作所遇害。

和他一起死的，還有他的秘書、兒子，以及那個從出生就被關(guān)在監(jiān)獄里、年僅八歲的孩子——宋振中，也就是我們熟知的小蘿卜頭。

那個孩子，從記事起就待在牢里，從來沒有見過牢墻外面的世界，沒有吃過一頓飽飯，沒有玩過一次玩具，卻在懵懂無知的年紀，被徐遠舉的人殘忍殺害。

徐遠舉沒有親自動手，但這起命案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是他一手策劃、一手指揮的。

這條血債，就像一塊巨石，一直壓在檔案里，從來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

而徐遠舉手上最大的血案，還在兩個月后。

1949年11月27日，下午四時。

當時的重慶，已經(jīng)快要解放，國民黨的敗局早就定了，可他們臨死前，還要做最后的瘋狂。

蔣介石親自下令：渣滓洞、白公館的所有政治犯，一個不留，全部處決。

徐遠舉接到命令后，立刻布置下去，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就此拉開序幕。

白公館的關(guān)押者，被特務(wù)們兩人一組，押送到松林坡，一槍一個，殘忍殺害。

渣滓洞那邊，因為人手不夠，到了半夜，只處理了26人。

剩下的一百多號人，特務(wù)們懶得一個個動手，就直接把他們關(guān)進牢房，用機槍從門窗處瘋狂掃射。

掃射結(jié)束后，他們還覺得不夠，又澆上汽油，一把火點燃了渣滓洞。

火光沖天，哭聲、慘叫聲、槍聲交織在一起，響徹了整個歌樂山，那一夜，重慶的天空，都被鮮血染紅了。

這一夜，三百多名共產(chǎn)黨員和民主人士，就這樣慘死在特務(wù)的屠刀下。

江姐在里面，許建業(yè)在里面，小蘿卜頭宋振中也在里面。

許建業(yè)是《紅巖》里許云峰的原型，他被捕后堅貞不屈，卻因為一時大意，輕信了看守的假話，導(dǎo)致多名同志被捕，他痛不欲生，在獄中三次撞墻自殺未遂，最終被公開殺害。

這些英烈的名字，后來被羅廣斌和楊益言寫進了小說《紅巖》里。

1961年，《紅巖》出版后，在全國廣泛流傳，成了整整一代人接觸那段歷史的第一扇門，也讓更多人知道了徐遠舉的罪惡。

而策劃這一切的徐遠舉，后來在認罪書里，親筆寫下了一句話：“我血染紅巖的罪行，是令人發(fā)指的?！?/p>

這幾個字，是他自己選的，也是他對自己罪惡一生的最好注解。

可他終究沒能逃脫懲罰。

大屠殺結(jié)束后，徐遠舉知道重慶守不住了，就輾轉(zhuǎn)逃到了昆明，打算從那里坐飛機逃往臺灣，繼續(xù)過他的好日子。

可他的運氣太差了。

就在他準備登機的時候，云南省主席盧漢突然宣布起義，當場扣押了他和另外兩名軍統(tǒng)要員——沈醉、周養(yǎng)浩。

這一扣，就是一輩子。

1951年，徐遠舉被押回重慶，關(guān)進了白公館。

多么諷刺啊。

當年，他在這里審訊、折磨、殺害共產(chǎn)黨地下工作者，把這里變成了人間地獄。

而如今，他自己成了階下囚，住進了當年他親手打造的“牢籠”里，每天面對的，都是他曾經(jīng)犯下的罪孽。

剛開始被關(guān)押的時候，徐遠舉整天惶恐不安，他知道自己血債太多，以為共產(chǎn)黨一定會殺了他，尤其是在“11·27”大屠殺一周年那天，他要錄口供，竟以為是臨刑前的交代，簽名、按指紋時，雙手止不住地發(fā)抖。

直到管理人員告訴他，罪惡雖大，但只要好好改造，還有立功的機會，他才稍稍松了口氣。

1956年，徐遠舉被轉(zhuǎn)押到北京功德林戰(zhàn)犯管理所。

這里關(guān)押著一批國民黨曾經(jīng)叱咤風(fēng)云的人物：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廖耀湘、黃維……這些曾經(jīng)統(tǒng)兵數(shù)十萬的將領(lǐng)，此刻都和他一樣，在這里接受改造。

功德林實行的是一套完整的改造制度，政治學(xué)習(xí)、勞動生產(chǎn)、寫悔過材料，每一樣都不能少。

讓人沒想到的是，徐遠舉在這里的表現(xiàn)，竟然異常積極。

開會的時候，他總是搶著發(fā)言，不管對錯，都要表達自己的觀點；平時主動交悔過材料，一篇又一篇，寫得密密麻麻；學(xué)習(xí)班上，他記的筆記也格外認真，沒有一點敷衍。

更讓人意外的是，他還自費買了一本《資本論》。

要知道，在當時的戰(zhàn)犯里，自己花錢買這本書的人沒幾個，大多數(shù)人都是買了放著當裝飾，擺擺樣子。

可徐遠舉不一樣，他是真的在看，書頁邊上寫滿了批注，密密麻麻，能看出來，他是真的在用心讀，在試著反思自己的過去。

沈醉后來在回憶錄里，還專門提到了這件事，說他從來沒見過哪個戰(zhàn)犯，能像徐遠舉這樣，認真讀《資本論》。

徐遠舉有嚴重的肺結(jié)核，病情一度非常危險，隨時都有可能喪命。

那時候，鏈霉素極度緊缺，大陸根本買不到，政府為了救他，專門派人去香港、澳門，花重金購來英美產(chǎn)的鏈霉素，給他治病。

不僅如此，病床邊還安排了解放軍戰(zhàn)士輪班守護，一方面是照顧他的起居，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防范有人來報復(fù)他——畢竟，他手上沾了太多人的血，恨他的人太多了。

這種待遇，是徐遠舉在軍統(tǒng)生涯里，從來沒有見過的。

在軍統(tǒng)里，只有爾虞我詐、互相利用，沒有絲毫溫情，可在這里，他這個雙手沾滿鮮血的戰(zhàn)犯，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善待。

他心里很清楚，政府是想給他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可他最大的愿望，還是能被特赦，能重獲自由。

1959年12月，第一批特赦名單宣讀了。

徐遠舉坐在臺下，聽得格外認真，耳朵豎得老高，生怕錯過自己的名字。

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一個個熟悉的名字被念出來，可直到名單念完，他也沒有聽到“徐遠舉”三個字。

那一刻，他再也忍不住了，當場跳了起來，大聲嚷嚷著：“我也認真學(xué)習(xí)，勞動也流汗水，積極寫材料，我哪件事不如人家，哪里不符合特赦標準？”

管理人員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把他按下來，耐心地開導(dǎo)他，讓他再等等，好好改造，總會有機會的。

徐遠舉雖然安靜了下來，但心里的不甘，卻越來越強烈。

他繼續(xù)積極改造，比以前更加努力，心里只有一個念頭：等下一批特赦，一定要有我。

可他沒想到，第二批特赦，沒有他；第三批特赦，還是沒有他。

1966年，特赦工作全面停止，徐遠舉的希望，徹底破滅了。

從那以后，他整個人都變了。

以前那個積極發(fā)言、主動交材料的徐遠舉，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沉默寡言的老人。

他的脾氣比以前收斂了很多，不再囂張，不再暴躁，只是整天坐著，一句話也不說，眼神空洞，仿佛丟了魂一樣。

其實，他一直沒被特赦，道理很簡單。

功德林里的那些將領(lǐng)，他們的罪行，大多是戰(zhàn)場上的事，定性為軍事行為，性質(zhì)和徐遠舉不一樣。

而徐遠舉的案子，是系統(tǒng)性的政治迫害，《挺進報》案、楊虎城案、渣滓洞大屠殺，三百多條直接命案，都掛在他的名下。

這些死者，都是手無寸鐵的共產(chǎn)黨員和民主人士，他們的名字，在民間有著巨大的重量，他們的家人，還在承受著失去親人的痛苦。

這些血債，不是幾篇檢討材料、幾年積極改造，就能抵消的。

和他一起被盧漢扣押、一起關(guān)進功德林的沈醉，就是最好的對比。

沈醉在1960年就獲得了特赦，后來被任命為全國政協(xié)文史資料專員，寫了多部回憶錄，記錄了大量當年的歷史細節(jié)，也算為歷史研究做了一點貢獻。

兩個人同時進去，一個早早獲得自由，一個卻只能在牢里煎熬，核心的差距，就在于案子的性質(zhì)和直接命案的數(shù)量——這不是積極表現(xiàn)，就能彌補的缺口。

“文革”開始后，一些已經(jīng)被特赦的戰(zhàn)犯，又被重新關(guān)了進來，一時間，功德林里人人自危。

徐遠舉本來想寫一本自述，記錄自己如何爬上權(quán)力的頂峰，又如何跌落塵埃，腹稿都已經(jīng)打好了，可最終還是沒能完成。

那時候，各地的造反派經(jīng)常跑到監(jiān)獄里，對戰(zhàn)犯進行逼供，想套取整斗老干部的黑材料。

徐遠舉因為身份特殊，成了重點逼供對象，每天都不堪重負。

但他卻很有骨氣，一直抵制造反派，不肯配合他們，不肯說一句違心的話。

更有意思的是，他從小就有過目不忘的天賦，后來竟把這個天賦用在了熟讀毛主席語錄上。

批斗會上，不管誰引用語錄來批判他，他都能立刻引用另一條語錄予以回贈，要是有人把語錄念錯了，他還能當場糾正，從來沒有錯過一次。

1971年“林彪事件”后，獄中的政治空氣稍微好了一些，一直愁眉苦臉的徐遠舉，又恢復(fù)了一點活力。

他再三寫報告，請求多派一些勞動任務(wù)，還特意注明要“體力勞動”，他還四處拜師，學(xué)農(nóng)藝、學(xué)縫紉、學(xué)寫古典詩詞，看起來精力很旺盛。

他還寫了一百多首詩，其中有一首叫《盼赦》，里面有一句“盼赦如饑渴，憂憂不欲生”，字字句句，都寫滿了他對自由的渴望。

可自由，終究沒有降臨到他的身上。

1973年1月的一天，一件小事，成了壓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天，徐遠舉在縫紉車間干活，交活的時候，檢驗員說他做的十幾件棉服針腳不整，要求他返工。

放在平時，這根本不算什么，返工就返工，可那天，徐遠舉的情緒格外不好。

他當場就發(fā)了火，認定是有人故意找他的麻煩，故意刁難他。

同屋的文強，也是當年的戰(zhàn)犯，好心過來勸他，讓他消消氣，返工就好了，沒必要生氣。

可徐遠舉卻像是被點燃的炸藥，對著文強大吼：“我沒出息，活該！你們用不著假好心！”

吼完之后，他就呆坐在地上，一動不動，眼神空洞，仿佛瞬間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氣。

這些年，他積極改造，小心翼翼，盼了一批又一批特赦，眼睜睜看著身邊的人一個個走出去，重獲自由，可自己，卻始終被困在這里，看不到一點希望。

這口氣，他憋了太久太久，久到他再也承受不住了。

當天夜里，北京的天氣格外冷，零下好幾度，哪怕不算最冷的夜晚，冷水澆在身上，也足以凍得人打哆嗦。

可徐遠舉，卻端來一臉盆冷水，毫不猶豫地從自己的頭上澆了下去，嘴里還念叨著：“沖沖晦氣，沖沖晦氣……”

他大概是想通過這種方式，發(fā)泄心里的不甘和絕望，也大概是想結(jié)束這種看不到頭的煎熬。

沒幾個小時，報應(yīng)就來了。

徐遠舉開始高燒不退，渾身打顫，鼻孔和嘴角冒出白沫，兩眼翻白，陷入了昏迷狀態(tài)。

醫(yī)護人員很快就來了，對他進行搶救，可按照功德林的管理規(guī)定，戰(zhàn)犯外出就醫(yī)，需要經(jīng)過層層審批，不能隨便送出去。

這一套審批程序走下來，耽擱了將近兩天時間。

1月21日，徐遠舉才被送入北京復(fù)興醫(yī)院，經(jīng)過醫(yī)生確診，是腦干大面積出血，病情已經(jīng)無力回天。

1973年1月22日，經(jīng)過全力搶救，徐遠舉還是沒能活過來，宣告死亡，終年59歲。

他到死，都沒有等到那一張?zhí)厣饬?，都沒有重獲自由。

徐遠舉的死訊，很快就報到了中央。

周恩來總理看到那份死亡報告時，注意到了一個時間上的疑點：19日發(fā)病，21日才送醫(yī)院，中間這兩天，到底發(fā)生了什么？

總理當即下令，徹查此事，一定要弄清楚徐遠舉的真實死因，不能有任何隱瞞。

調(diào)查結(jié)論出來得很快，沒有陰謀，沒有人為處決，更沒有報復(fù)。

徐遠舉的死因，就是他自己在寒冬臘月里，用冷水澆頭，誘發(fā)了腦溢血，再加上就醫(yī)不及時，最終搶救無效死亡。

雖然審批程序有遲延，但沒有任何證據(jù)顯示，有人蓄意拖延致死。

他的死因檔案，時間、地點、原因、搶救經(jīng)過，每一個細節(jié)都記錄得一清二楚，沒有任何含糊。

這件事，就這樣封進了檔案，沉默了整整十八年。

十八年里，沒人再提起徐遠舉這個名字，仿佛他從來沒有在這個世界上存在過一樣。

直到1991年，徐繼紅從臺灣來到北京，走進了公安部的接待室，這個塵封了十八年的名字，才再次被提起。

姚倫聽完徐繼紅的訴求，沉默了很久，最終還是從檔案室里，調(diào)出了那份塵封了十八年的死亡證明，加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的公章，鄭重地交到了徐繼紅的手里。

徐繼紅接過證明，雙手微微顫抖，她知道，這張紙，是她活下去的希望。

臨走前，她忍不住問了姚倫一句：“你們恨我父親嗎？”

姚倫沉默了片刻，沒有回避，坦誠地說：“恨，怎么能不恨？那么多同志，那么多無辜的人，都死在他手里，這個仇，我們一直記著?！?/p>

停頓了一下，姚倫又說：“但你是他的女兒，上一輩的恩怨，上一輩的罪孽，沒道理讓下一代人來扛，你好好生活吧?！?/p>

這句話，讓徐繼紅瞬間紅了眼眶，積壓在心里多年的委屈和愧疚，在這一刻徹底爆發(fā)，她對著姚倫深深鞠了一躬，轉(zhuǎn)身離開了接待室。

徐繼紅帶著那張證明，回到了臺灣，后來，她真的領(lǐng)到了那筆撫恤金。

據(jù)說，她把撫恤金中的一部分，捐給了孤兒院，大概是想替父親，償還一點點罪孽，也大概是想通過這種方式，獲得一絲心安。

后來有記者問她，恨不恨大陸，恨不恨那些關(guān)押她父親的人。

徐繼紅搖了搖頭，平靜地說：“恨不能解決問題，我父親犯的錯，他已經(jīng)付出了代價，我能做的，就是好好生活，不再被仇恨困住?！?/p>

如今，在重慶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里，有兩件東西，一直并排陳列著。

一件，是江姐和獄友們在獄中繡成的五星紅旗。

這面紅旗，針腳粗糙，顏色也不鮮艷，卻是革命先烈們對自由、對光明的無限向往，是他們用生命守護的信仰。

另一件，是徐遠舉當年簽發(fā)的處決令。

那張紙上，字跡冰冷，每一個字，都沾滿了鮮血，是徐遠舉罪惡一生的鐵證。

兩件東西放在一起，旁邊沒有太多的說明文字，沒有多余的評價。

來這里參觀的人，只要看上一眼，就都能明白，它們各自代表了什么。

一邊是光明，一邊是黑暗；一邊是堅守，一邊是背叛；一邊是用生命守護信仰的英烈，一邊是雙手沾滿鮮血的惡魔。

徐遠舉的一生，是罪惡的一生，也是充滿反差的一生。

他從一個普通青年，變成了軍統(tǒng)的“紅人”，變成了血染紅巖的惡魔，手上沾滿了無數(shù)英烈的鮮血，最終淪為階下囚，在絕望中結(jié)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死后，女兒為了糊口，向被他傷害過的人討要一張證明，這本身就是對他最大的諷刺。

而那些被他殺害的英烈，他們的名字，永遠刻在歷史的豐碑上，永遠被后人銘記。

歷史不會忘記，那些為了自由和光明，拋頭顱、灑熱血的英烈；也不會忘記，那些雙手沾滿鮮血，犯下滔天罪行的惡魔。

善惡終有報，天道好輪回，這大概就是歷史最公正的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