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離老家?guī)浊Ч锿獾闹衼喩衬吘?。竟然生活?5萬朝鮮族人。他們長著一副標準東亞面孔。他們日常交流全靠俄語，就連吃的泡菜都是胡蘿卜做的。

這群人到底經歷了什么？這群被稱為“高麗人”的群體，是怎么被歷史車輪推到異國他鄉(xiāng)的？這場跨越世紀的大遷徙背后，到底藏著多少心酸和無奈？

時間往回撥到1869年，朝鮮北部遭遇大饑荒，旱澇災害疊加，顆粒無收，樹皮、草根都吃光了。

面對圖們江、鴨綠江這一線，貧苦農民只有兩條路：留在原地等死，或者冒著被當“越境犯”抓捕的風險，偷偷渡江。

那時的邊界，對他們來說就是生死線。

一部分人往西，渡江進了清朝的東北。

當時清廷剛放寬封禁政策，在圖們江北岸劃出長約700里、寬約50里的“移民地”，讓這些人開荒、安家。

后來，他們的后代成了中國朝鮮族，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在1952年成立，語言、學校、報紙、廣播都用朝鮮語，傳統(tǒng)服飾、飲食、節(jié)日保留得相對完整。

另一部分人則往北，去了沙俄統(tǒng)治下的遠東。

彼得堡、后來的莫斯科，為了開發(fā)荒涼的濱海邊疆區(qū)，開出了很吸引人的條件：給地、給戶籍、給某種程度的自治空間。

1910年日本吞并朝鮮之后，被殖民統(tǒng)治的壓迫感更強，南邊是日本軍警，北邊是有土地的機會，越來越多朝鮮人拖家?guī)Э谕迸病?/strong>

到20世紀20年代，遠東地區(qū)的朝鮮移民已經有約20萬人。

他們在寒冷氣候下試種出了水稻，在烏蘇里江一帶修渠、建村，把原本荒涼的地帶變成了“新家鄉(xiāng)”，一度以為自己終于逃出苦海，可以在這里扎根。

誰想到，他們剛把房梁搭好，另一場命運的暴風雪就從莫斯科吹了下來。

1937年8月21日，斯大林桌上出現了一份絕密決議。

理由寫得堂而皇之：為了防止日本間諜滲透遠東，要把當地的朝鮮族居民整體遷走。

那個年代的思路簡單粗暴，你和日本人長得像，日本在極東邊界虎視眈眈，干脆把所有“長得像的”全挪走。

不是挪到近郊，而是直接扔到6000公里以外的中亞荒地。

命令下達后，執(zhí)行速度很快。

短短兩個月，36,442個家庭、近17.2萬人，被武裝士兵趕進了悶罐火車。

那不是客運車廂，而是平時拉牲畜、運貨物用的鐵皮箱子，沒有座椅，沒有窗戶，更沒有廁所，在黑漆漆的車廂里，擁擠、饑餓、寒冷和疾病一起發(fā)作。

在那趟橫穿西伯利亞的漫長旅程中，人命被算成了冷冰冰的數字。

蘇聯官方檔案寫的是“至少500人死于途中”，幸存者口述記憶里，這個數字則膨脹到約2.4萬人。

很多孩子是在車廂里凍死、餓死的，很多遺體只能在下一個臨時停車點匆匆掩埋，連塊像樣的墓碑都沒有。

等到列車終于停在哈薩克、烏茲別克荒原上，迎接他們的不是房屋、不是營房，甚至不是帳篷，而是一片連樹都沒有的空地。

蘇聯當局劃出了44處所謂“安置點”，實際上就是無人區(qū)。

很多高麗人只能就地挖土坑，鋪上草和破布，把地窖當房子。

緊接著一紙鐵令下達：五年內禁止離開安置區(qū)。

所謂“遷移”，在這一刻徹底變成了“流放”，而且是終身流放。

為了活下去，他們不得不在鹽堿地上重頭開始。

高麗人原本擅長水稻，如今被要求種棉花、種適合中亞氣候的作物。

他們挖渠引水，改良土壤，在極其艱苦的環(huán)境下硬生生拱出了一點生路。

也正是這股“拼命往前活”的勁頭，讓他們逐漸在當地站穩(wěn)了腳跟，成了有名的“能干活的民族”。

但代價是，原本寄托在遠東土地上的“故鄉(xiāng)想象”被徹底切斷。

從1937年開始，這些人的命運就被釘在了中亞的大地上。

幾十年蘇聯時期，他們被稱作“高麗人”，有些地方還保留了集體農莊里的朝鮮語學校，有自己的劇團、報紙，但隨著一代代人過去，語言和記憶還是不斷被時間吞掉。

從1937算起，到2026年已經快90年了。

對現在中亞的高麗人來說，悶罐車、流放、挖洞住地窖，多數都只存在于老人口中的故事，年輕一代很少有人能完整說清家族是從哪條河、哪塊村莊遷出來的。

一份針對中亞高麗青年身份認同的調查顯示，只有大約17%的人還堅持把自己看作“朝鮮族”或者“韓國人”。

有45%更愿意直接說自己是“中亞人”，剩下的則傾向于用“俄語族裔”“前蘇聯人”等模糊說法。

混婚率超過40%，很多家庭里的日常語言是俄語或當地語種，朝鮮語只在個別節(jié)日、宗教儀式或戲劇團里偶爾出現。

統(tǒng)計里甚至有一個扎心的細節(jié)：超過六成的高麗青年無法用朝鮮語正確寫出自己的名字。

身份的淡化并不意味著他們完全擺脫了“外來人”的標簽。

2010年吉爾吉斯斯坦騷亂時，高麗人開的小店、餐館成了打砸搶的重點目標之一。

在極端民族主義者眼里，不管你待了多少年，只要臉不“像我們”，就是方便下手的對象。

這種被隨時當“外人”的處境，讓很多高麗年輕人更想往外走。

有人拼命學韓語，想去韓國打工，靠血緣拿簽證，有人選擇去莫斯科、海參崴做生意，利用會俄語、又能和東亞打交道的優(yōu)勢。

塔什干在2017年修了一座紀念1937年遷徙史的紀念碑，碑上刻著“記住流放”，老人們會在那里多停一會兒，摸摸冰冷的石頭。

年輕人經過，大多匆匆一瞥，因為他們更關心的是手機里的招聘信息和機票價格。

大國的影子又一次籠罩在這片土地上。

俄羅斯在西方制裁壓力下，重新高調推進遠東開發(fā)：設立18個超前發(fā)展區(qū)，號稱投入近4萬億盧布，創(chuàng)造9萬多個崗位，給出相對不錯的工資，并試圖通過新開口岸、基礎設施項目吸引勞動力回流。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曾公開承認當年強制遷移違法，理論上歡迎高麗人回遠東“尋根”，但現實是，真正愿意回去的人很少。

對很多高麗家庭來說，那片土地既是祖輩辛苦開墾之地，也是“一夜之間被趕走”的傷心地，家鄉(xiāng)的村莊大多早已不在，重新去那里落腳，對他們來說既不安全，也不現實。

另一邊，美國通過國際開發(fā)署等渠道，大力鼓吹建設“跨里海國際運輸走廊”，鼓勵中亞多走里海、阿塞拜疆、土耳其這一串路線，把貿易盡量繞開俄羅斯控制的傳統(tǒng)通道，本質上是想在這里楔進一條地緣政治縫隙。

中國的做法則更偏向具體項目，在烏茲別克斯坦援建水稻種植示范區(qū)、農業(yè)技術合作基地，讓本來就擅長種稻的高麗農民有機會發(fā)揮特長。

推動中吉烏鐵路等基礎設施，降低中亞出海成本，也給當地社區(qū)帶來更多就業(yè)機會。

對普通高麗人來說，誰能帶來更實在的機會，他們就更愿意和誰打交道。

歷史不會主動道歉，它只是不斷向前，把一代人的劇痛磨成下一代餐桌邊的舊故事。

對于今天的35萬高麗人來說，“故鄉(xiāng)”是早已回不去的遠東，還是有些排斥卻又不得不扎根的中亞？

也許，他們最終能依靠的，只是繼續(xù)在夾縫中尋找生路的能力，而“流浪感”，已經成了寫在骨子里的身份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