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東京的一個夜晚，孫中山把章太炎叫到住處，說了個讓人震驚的計劃——要把中國首都從北京搬走，而且要分三步走：先搬武昌，再搬西安，最后搬到伊犁。

章太炎當(dāng)時就懵了，伊犁那種新疆邊陲的荒涼地帶，怎么可能當(dāng)首都？

可孫中山很認真地解釋，說中國要想真正強大，就必須打破只盯著東南沿海的傳統(tǒng)思路。

孫中山把武昌放在定都第一步，可不是隨便拍腦袋想的，這地兒的優(yōu)勢，在那會兒的中國版圖上，一挑一個準(zhǔn)。

熟悉地理的都知道，武昌那是出了名的九省通衢，長江打這兒穿流而過，南邊北邊的水路都能通到這，不管是江南的糧食、布匹，還是北方的礦產(chǎn)、物資，順著江就能運過來，交通上的便利，沒幾個地方能比。

而且武昌卡在中國的正中間，不偏北也不偏南，剛好捏著中原的腰眼子。

清末那會兒，清朝的統(tǒng)治重心偏在北方，東南沿海又被列強盯上了，一個個通商口岸開著，到處都是外國的軍艦和洋行，想在那片地方扎穩(wěn)腳跟，太難了。

而武昌夾在中間，既躲開了北方舊勢力的直接掣肘，又離沿海的列強勢力有段距離，有足夠的空間發(fā)展自己的力量。

孫中山早就琢磨過，中國想先把自個兒的基本盤捏緊，就得選武昌這樣的地方。

那會兒各地的革命力量還比較分散，武昌的位置能輻射周邊好幾個省，不管是召集人手、籌措糧草，還是傳遞消息，都方便得很。

而且早在張之洞督鄂的時候，就已經(jīng)在武昌搞起了近代工業(yè)，布、紗、絲、麻四局建起來，讓武昌成了華中地區(qū)的輕工業(yè)重鎮(zhèn)，有了點工業(yè)底子，比那些純靠農(nóng)業(yè)的地方，更能撐得起一個首都的架子。

說白了，第一步定武昌，就是先把家里的底子打牢，把南北的力量擰到一起，讓中國先有一個能站穩(wěn)腳跟、向外輻射的核心，這就跟蓋房子先打地基一個道理，地基穩(wěn)了，后面的路才能走得順。

在武昌站穩(wěn)腳跟之后，第二步要遷到西安，這步棋，孫中山走的是 “守” 的路子，守的是中國的腹地，攥的是整個疆土的根。

再看地理，西安坐落在關(guān)中平原上，四面都有山圍著，潼關(guān)、散關(guān)這些天險把著門，真要是有外敵來犯，易守難攻。

清末那會兒，列強的厲害主要體現(xiàn)在海上，軍艦一艘艘開過來，沿海的城市根本擋不住，可西安在中原腹地，離海岸線遠得很，列強的軍艦再厲害，也開不到內(nèi)陸來，把首都放這，能避開海上的直接威脅，安安心心搞發(fā)展、整軍備。

更重要的是，西安連著西北和中原，一邊能靠著中原的富庶，保證物資和人力的供應(yīng)，另一邊能直接輻射到西北的甘肅、寧夏這些地方。

那會兒的西北，因為離統(tǒng)治中心遠，發(fā)展得慢，還總有些外部勢力想趁機攪和，把首都遷到西安，就能把西北的資源盤活，把邊防的力量扎緊，讓西北的每一寸土地，都跟整個國家緊緊連在一起。

孫中山說，謀藩服就選西安，這話一點不假。

藩服就是自家的疆土和周邊的屬地，把首都定在西安，就是把中國的腹地攥在手里，讓整個國家有一顆定心丸，不管外面的風(fēng)浪有多大，腹地穩(wěn)了，國家的根基就不會搖。

這一步，是從 “站穩(wěn)” 到 “守牢” 的轉(zhuǎn)變，只有把自家的疆土守好了，才有底氣往外走，才有資格談更遠的發(fā)展。

這最后一步定伊犁，是最讓章太炎想不通的，也是孫中山格局最顯山露水的地方。

在清末的人眼里，伊犁就是個偏遠的邊塞，1871 年還被沙俄占過，后來雖然收回來了，但到處都是戰(zhàn)爭留下的痕跡，荒無人煙，交通不便，怎么看都不像是能當(dāng)首都的地方。

可孫中山看中的，偏偏就是伊犁這份 “偏”，這份在亞洲版圖上獨一無二的位置。

伊犁在新疆的西北部，是連接中國和中亞的門戶，往西邊走，就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這些中亞國家，再往遠，就能到西亞、歐洲。

在清代，伊犁將軍府一直是西北的軍政中心，統(tǒng)轄著天山南北的大片土地，就算到了清末，這里依舊是西北邊防的核心。

孫中山把首都定在伊犁的想法，根本就不是盯著中國這一畝三分地，而是把眼光放到了整個亞洲。

那會兒的亞洲，大部分地方都被列強殖民或者控制著，想在亞洲立住腳，想成為能扛事的領(lǐng)頭者，就不能再把自己困在中原或者沿海。

伊犁的位置，就像是戳在亞洲的眼位子上，把首都放這，能直接跟中亞的各個國家打交道，能把中國的影響力輻射到整個亞洲腹地。

而且伊犁是西北邊防的關(guān)鍵，把首都定在這，就是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訴外界，中國的西北邊防，一寸都不能讓，中國的勢力，已經(jīng)扎根在了亞洲的中心地帶。

當(dāng)然，孫中山也清楚，伊犁那會兒的條件差，建首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他看的不是眼前的困難，而是長遠的未來。

把首都遷到伊犁，能帶動整個西域的開發(fā)，讓戈壁荒灘變成能住人、能發(fā)展的地方，能讓中國的西北，從原來的邊塞，變成面向亞洲的前沿。

這一步，是從 “守牢” 到 “走出去” 的跨越，是想讓中國真正在亞洲站起來，成為能引領(lǐng)方向的大哥，這份眼光，在一百多年前，真的是超前到讓人驚嘆。

章太炎聽完孫中山的一番解釋，從最開始的懵圈，慢慢回過味來，他這才明白，孫中山想的從來都不是簡單地推翻一個清朝，而是想建一個真正強大、真正能在世界上挺直腰桿的中國。

這定都的三步棋，從武昌到西安，再到伊犁，一步比一步遠，一步比一步格局大，每一步都踩著中國發(fā)展的節(jié)奏，每一步都盯著亞洲的未來。

武昌是打基礎(chǔ)，讓中國先站穩(wěn)腳跟；西安是守腹地，讓中國把疆土攥緊；伊犁是拓格局，讓中國放眼整個亞洲。

這三步棋，看似離經(jīng)叛道，實則每一步都有實打?qū)嵉目剂?，沒有一點空想的成分。

孫中山知道，中國想在亞洲當(dāng)大哥，光有一腔熱血不行，光守著東南沿海也不行，必須打破傳統(tǒng)的地理局限，把眼光放遠，把格局打開，從內(nèi)陸到邊疆，從中國到亞洲，一步步把路走寬。

一百多年過去了，再回頭看孫中山的這三個定都選擇，依舊能感受到那份震撼。

他不是站在一個地方看中國，而是站在亞洲的版圖上看中國的未來。

這份超越時代的眼光和格局，就是偉人之所以為偉人的原因。

有時候，一個國家的強大，從來都不是從眼前的利益開始的，而是從一份放眼長遠的格局，從一顆敢想敢做的初心開始的。

孫中山的這三步定都棋，不僅是對中國未來的規(guī)劃，更是對中國成為亞洲強者的一份期許，而這份期許，也一直激勵著后來的中國人，一步一個腳印，把國家建設(shè)得越來越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