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其驤一到燕京，就拿了程憬的介紹信到學(xué)校附近成府蔣家胡同九號顧頡剛家中拜謁。那時顧頡剛雖才38歲，已是聲望很高的學(xué)術(shù)領(lǐng)袖，除任歷史系教授外，還兼任國學(xué)研究所研究員和學(xué)術(shù)會議委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并在北京大學(xué)歷史系兼課。出乎譚其驤意料的是，顧頡剛這樣一位名教授對一位素不相識的學(xué)生的態(tài)度竟如此誠懇而熱情。

新學(xué)期開始，譚其驤選了顧頡剛開的課“中國上古史研究”，內(nèi)容是《史記》本紀和世家的研究實習(xí)，同時聽課的有國學(xué)研究所、歷史系、中文系的二十余人。與他流暢的文筆相反，顧頡剛上課的口才很差，有時還有些口吃，以后他講《尚書》中“若稽古帝堯”一句的口氣甚至被俞大綱在背后模仿，引起同學(xué)大笑。但顧頡剛經(jīng)常與學(xué)生個別談話，無論學(xué)生成績優(yōu)劣、水平高低，他都能循循善誘，提出努力方向。對程度較好的學(xué)生，更是熱情鼓勵他們大膽探索和研究問題，所以學(xué)生們既欽佩他的學(xué)問，也感激他的知遇，感到收獲很大。

1931年9月，顧頡剛新開“《尚書》研究”，聽課學(xué)生有馮家昇、葉國慶、鄧嗣禹、翁獨健等22人；譚其驤因?qū)W分已滿，是三位旁聽生之一。顧頡剛當時正準備作《王制考》，所以準備將《尚書》一篇篇地教讀，編了《尚書研究講義》兩冊，但只是他計劃寫的講義的三分之一。講義的第二冊包括四個問題，第一個就是“《堯典》著作之時代”。顧頡剛認為《尚書·堯典》寫作時代應(yīng)在西漢武帝以后，一條主要的證據(jù)就是《堯典》中說虞舜時“肇十有二州”。而先秦著作稱述上古州制的只有九分制（分為九州），卻沒有十二分制（分為十二州），到漢武帝時置十三刺史部，其中十二部都是以某州為名，自此才有十二州之名，所以《堯典》中所載十二州應(yīng)是漢武帝時的制度。為了讓同學(xué)們了解漢代的制度，還將《漢書·地理志》印發(fā)給每位同學(xué)，作為講義的附錄。

譚其驤在讀了這段講義后，又把《漢書·地理志》仔細翻閱了一遍，覺得顧頡剛在講義中所列舉的十三部并不是西漢時的制度，而是東漢的制度。一天下課，他就向顧頡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聽到學(xué)生的不同意見后，顧頡剛非常高興，鼓勵他寫成書面。原來譚其驤只是想口頭說一下，由于老師要他寫成書面意見，促使他又查了《漢書》《后漢書》《晉書》等有關(guān)篇章，結(jié)果更加堅定了自己的看法，在10月2日將三點意見寫成一封信。

在信的一開始，譚其驤就直截了當?shù)刂赋觯骸跋壬渡袝芯恐v義》中所列之十三部，非西漢之十三部（不但非武帝時之制，亦且非平帝時之制），茲已證實?！苯又信e了三條理由：（一）西漢的十三部刺史是在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設(shè)置的，而司隸校尉部要到十七年后的征和四年（前89年）才設(shè)置，可見十三部中并不包括司隸校尉部。（二）根據(jù)《漢書·地理志》和《晉書·地理志》的記載，西漢同時存在著朔方郡和朔方刺史部，前者是元朔二年（前127年）新建的一個行政區(qū)域，后者則是元封五年從雍州分置的，名稱雖一樣，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三）整個西漢只有交趾刺史部，沒有交州刺史部，交州這個名稱不見于《漢書·地理志》，只見于顏師古的注解，而顏的注解恰恰是錯誤的，這從《晉書·地理志》的記載可以得到證明。他進一步發(fā)現(xiàn)，《后漢書·百官志》載明，將司隸校尉部列為十三部之一，是東漢建武年間（公元25—55年）的事；而據(jù)《后漢書·光武帝紀》的記載，將朔方刺史部并入并州刺史部也在建武年間。至于交趾立為刺史，更在東漢末的建安八年（203年），見《晉書·地理志》。譚其驤認為，由于東漢和東漢的建置正好都是十三部，《漢書·地理志》又沒有具體說明這十三部的名稱，后人就誤以會東漢的制度就是西漢的制度了?！按瞬惶叵壬鸀槿唬刺柗Q地學(xué)專家之白眉初氏，以及各種坊間發(fā)行之地理沿革圖，亦莫不有此誤也?！弊詈笏ㄗh，“先生所謂‘《堯典》之十二州系襲諸漢武之制’一義應(yīng)有所改正”。不過他認為，“推翻此點，殊無傷于全文之大旨；不但無傷，且益可證實之”。因為西漢雖撫有朔方、交趾而不設(shè)州，與《堯典》中所載堯撫有朔方、南交之地而不設(shè)州是一致的。至于西漢實際只有十一州，《堯典》卻要湊成十二州，是因為作者有意要湊成“天之大數(shù)”的緣故。

就在收到譚其驤來信的當天，顧頡剛就覆了一封五千多字的長信，首先肯定了他的努力：“西漢的十三州久已成為一個謎，現(xiàn)在經(jīng)你這樣一整理，覺得大有弄清楚的可能了。”接著又詳細討論了與意見有關(guān)的史料，在學(xué)術(shù)問題上，師生之間就沒有什么客氣了。

首先，顧頡剛指出，他認為《漢書·地理志》中沒有人稱的注文是班固的原注，而不是出于顏師古。但他在編講義時也注意到了《漢書·地理志》自身的矛盾，“現(xiàn)在接讀你的來信，使我更相信注文所云不是漢武帝時的制度。你說武帝置十三部刺史在元封五年，而其置司隸校尉在征和四年，后了十七年，當然司隸校尉不在十三部之內(nèi)。……這是極確切的論斷?！薄翱墒鞘莶粌H是一個數(shù)目問題，而尚有事實問題在后面。”在列舉了有關(guān)事實后，顧頡剛說：“所以我對你的話贊成一半，反對一半。贊成的，是武帝時朔方不名州；反對的，是朔方刺史部與并州刺史部同時存在?！矣绕浞磳Φ?，是你講的朔方郡屬并州，朔方刺史部分自雍州，兩不相關(guān)之說。朔方既已屬于并州，何必再設(shè)一朔方刺史部呢？朔方刺史部既分自雍州，朔方郡又何以屬于并州呢？”顧頡剛認為，譚其驤致誤的原因是《晉書·地理志》的說法，而《晉書·地理志》致誤的根源是《漢書·地理志》中記載的自相矛盾。但這樣一來，元封五年“置刺史部十三州”就少了一州，這少的一州是什么？顧頡剛承認，由于原始史料太少，“我對于這個問題，也不能作滿意的答復(fù)?！彼囍髁藘煞N解釋：一是漢武帝元封五年只置了十二部刺史，因為后來增加了司隸校尉，才有十三部，但史官把這件事倒記在元封五年了。一是司隸校尉本來就不在十三部之內(nèi)，所以設(shè)置司隸校尉前稱十三部，設(shè)置后還是稱十三部。“以上兩個解釋似都有可能性，雖則都沒有充分的證據(jù)，只好存疑?！钡麅A向于第二種解釋。

但他不同意建安八年前沒有交州的名稱的看法，“至于你說交趾改為交州是漢獻帝建安八年的事，以前無稱交州的，這下未免過于信任《晉志》。建安八年固然有表立交州的事，但在沒有證明《漢書·地理志》注文不是班固原注之前，我們不能說班固時無‘交州’之名。在沒有證明揚雄的《交州箴》（見《藝文類聚》州郡）是偽作以前，我們也不能說揚雄時無‘交州’之名。我以為這一名大概是王莽立的，故即為揚雄所用，到東漢初還未廢，故又為班固所用，不知何時廢棄了，故至建安八年而又上表立之。”

顧頡剛的結(jié)論是，贊成他的三點意見，即：（一）元封五年之十三部內(nèi)無司隸校尉一部；（二）元封五年之十三部內(nèi)有朔方刺史部，不屬并州；（三）元封五年之十三部內(nèi)有交趾刺史部，不稱交州。不贊成他另外三點：（一）朔方刺史部與并州刺史部同時存在；（二）朔方郡屬并州，朔方刺史部分自雍州，兩不相關(guān)；（三）交州之名始于東漢建安八年。認為取得了三點收獲：（一）漢武帝時的十三州，究竟如何，我們已不可知。（二）平帝時王莽所定的十二州，大約就是現(xiàn)在《漢書·地理志》注文中所舉的某郡屬某州之文（除了司隸校尉部）。其時朔方為并州，交趾為交州，合之《禹貢》九州及幽州正是十二。（三）東漢建武中設(shè)司隸校尉，領(lǐng)一州，合之于王莽時十二州則為“十三部”。這即是《漢書·地理志》注文中所載的。后人因后漢的制度而載于前漢的史書，遂錯認為前漢的制度。這個錯誤，班固不能不負責(zé)任。還有兩個問題因缺乏材料，只能存疑：（一）并州之名似非武帝時原有的，若是有了就不必再置朔方刺史部了。王莽時，可能是為了將州名統(tǒng)一，將此刺史部改為并州，再將朔方郡劃歸它管轄。到東漢光武帝即位，再正式予以承認。（二）漢武帝時新設(shè)置的西南夷七郡，完全有設(shè)置一個刺史部的資格，可能武帝時曾以梁州和益州并列，到王莽時加以合并。班固不了解真相，就以為武帝改梁州為益州。

根據(jù)這些意見，顧頡剛重新排列出漢武帝所立之十三州、王莽所更定之十三州和光武帝所列之十三州，“不知尊見以為如何，敬待商榷”。最后他又鼓勵譚其驤繼續(xù)努力鉆研：“但我們不要怕，只要肯找，總有新材料可以發(fā)現(xiàn)！”

這封回信進一步激發(fā)了譚其驤鉆研的興趣和辯論的勇氣，六天以后果然找到了新材料，于是他又寫了一封信，對被顧頡剛反對的三點提出異議：一、據(jù)《漢書》，朱博曾在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任并州刺史，而王莽更定十二州名在此后十余年的平帝元始年間（公元1—5年），所以并州的名稱不是從王莽時才開始的。翟方進在成帝時曾任朔方刺史，說明并州刺史部與朔方刺史部實際上是同時存在的。梁州與益州分立的可能性，在情理上可以理解，卻沒有事實根據(jù)?！稘h書》所載當過益州刺史的有王尊、孫寶、任安、王吉、王襄等，卻沒有記載一位梁州刺史。如果真是益、梁并存，王莽才合而為一，王莽一貫標榜自己崇尚儒家經(jīng)典，為什么他反而不用見于經(jīng)書的梁州而采用不見于經(jīng)書的益州呢？

二、顧先生因為不承認并州與朔方二部同時并存，所以將朔方、五原、西河、上郡、云中、定襄、雁門七郡劃歸朔方，太原、上黨二郡劃歸冀州?，F(xiàn)在既然證明并州、朔方確實同時存在，那就應(yīng)該采用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十四的考證，《漢書》注文中所謂并州九郡，其中一半當屬朔方，一半屬并州。

三、《后漢書·岑彭傳》稱建武四年時有交趾牧鄧讓，當時光武帝勢力尚未達到荊湘以南，所以這個交趾牧顯然是王莽所任命的，說明王莽時亦稱交趾，難道只有在揚雄作《交州箴》那時稱為交州嗎？《后漢書·南蠻傳》在“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征側(cè)及其妹征貳反”一事下也載有“交趾刺史及諸太守”。即使王莽時真的有“交州”，那時也改稱交趾了，班固作《漢書》又在此后，怎么會還稱“交州”呢？東漢不是十六國或五代，總不見得翻來覆去改了多次吧！

所以他認為顧先生的三點收獲應(yīng)有所改正：（1）漢武帝時之十三州，當仍以第一信表中所列者為是，并州與朔方同時存在，無梁州。《漢志》注中并州九郡當分隸于朔、并二部。（2）平帝時，王莽所更定之十二州已不可知。據(jù)《后漢書》建武初年有并朔方入并州之記載，又疊見交趾刺史之稱，則王莽之制—仍西漢之制也，何改之有？（3）光武建武十一年省朔方并并州，在未嘗證明此言不確之前，未有確證可證明王莽時已曾合并之前，東漢司隸而外之十二州當仍以“就西漢十三部并省改稱而成”之說為是。

仍然不明白者為二事：（1）交州之稱究竟是否在建安八年以前已有之？（2）《漢書·地理志》注文非師古所注，亦不似班固所注，究竟系何人何時所注？在認真研究后，顧頡剛于10月24日再次復(fù)信，表示對譚其驤的來信“佩甚”?！澳慵葘こ隽酥觳┰诔傻劢椇驮昵霸鵀椴⒅荽淌罚謱こ隽说苑竭M在成帝世曾為朔方刺史，那么，并州自是先于王莽的更定州名而存在，且確是與朔方刺史部同時存在?！苯又欘R剛主動為譚其驤提供了一條證據(jù)，即根據(jù)揚雄《益州箴》的內(nèi)容，“益州確是梁州所擴大的而不是與梁州并峙的”，益州不與梁州同時存在，“證明我上次猜測的失敗”?！安⒅菁扰c朔方刺史部同時存在，益州又不與梁州同時存在，則武帝所設(shè)的十三部刺史的事實可定，且足證明《漢書·地理志》敘論中的話是不錯的?！彪S后他考定了十三部的具體名稱和來源。

但顧頡剛不贊成譚其驤對交趾改交州時間的結(jié)論，他認為單看譚其驤的證據(jù)固然相當充足，但同樣可以找到相反的證據(jù)。如《漢書·平帝紀》中有“更十二州名”的記載，《王莽傳》中有“謹以經(jīng)義正十二州名分界。以應(yīng)正始，奏可”的話，說明王莽的建議得到了正式批準。揚雄的《十二州箴》和班固的《漢書》自注，更明確說王莽改西漢之制，將交趾之名改為交州?！八躁P(guān)于這個問題，你和我的主張各有理由，亦各有證據(jù)；我固不能掩沒你的證據(jù)，你也不能抹殺我的證據(jù)。只恨古書太多詆牾，古人不可復(fù)生，無法作根本解決耳?！闭驗槿绱?，顧頡剛還是認為他是對的，因為他的主要依據(jù)揚雄的《州箴》畢竟是一件王莽時代的史料，比譚其驤所根據(jù)的史料要早。揚雄的《州箴》作于元始四年至王莽始建國（公元4—9年）之間，揚雄為新定的十二州作十二箴，是完全可能的?！八晕乙詾閾P雄作箴的十二州即是王莽更定的十二州，王莽更定的十二州并非不可知?！?/p>

至于王莽時有交趾牧，光武帝時有交趾刺史的原因，顧頡剛認為或許是沿用習(xí)慣上的名稱而不是當時的正式名稱的緣故。

顧頡剛不同意的另一點，是譚其驤證明朔方與并州合并是在光武帝時而不是王莽時代。他以為揚雄的《并州箴》已經(jīng)說明了這一點，就不能不說是王莽時的事。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光武帝即位后要完全推翻王莽的政令，所以將已經(jīng)合并的朔方與并州分開，但到建武六年六月，因戶口少官員多而并省了四百余個縣，又將朔方部撤銷了。盡管還有不同意見，顧頡剛認為主要問題已經(jīng)得到解決。更加難能可貴的是，顧頡剛不僅如此虛心地接受了學(xué)生的意見，還將往返討論的這四封信加上附說，作為講義的一部分印發(fā)給全班。顧先生在附說中寫道：

這幾封通信都是討論漢代的州制的，為什么要印了發(fā)與諸位同學(xué)，占據(jù)《尚書研究》一課的時間呢？這有兩個原因：一是藉此可以明白古人治學(xué)方法的不正確，使得我們從此不要再上他們的當：二是藉此可以對于以前注解《堯典》“肇十有二州”一語的各家說作一個總評判，使得這些妄意的猜測從此失掉它們存在的地位……

臨了，敬致感謝于譚其驤先生。要不是他提出質(zhì)問，我們一定循著傳統(tǒng)的見解，習(xí)用班固在《漢書·地理志》注文中的說法。現(xiàn)在經(jīng)過這樣的辯論之后，不但漢武帝的十三州弄清楚，就是王莽的十二州也弄清楚，連帶把虞舜的十二州也弄清楚了。對于這時期中的分州制度，二千年來的學(xué)者再沒有像我們這樣的清楚了。莊子說“知出乎爭”，這是極確切的一句話。希望諸位同學(xué)更能在他處提出問題，讓我們永遠的爭下去，讓我們常常的得到新知，無愧于這一個“研究”的課目。

這場討論決定了譚其驤此后61年的學(xué)術(shù)方向，也給他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50年后，譚其驤檢出這份珍藏在書箱中的講義，將四封信發(fā)表于《復(fù)旦學(xué)報》（1980年第三期），又寫了一篇后記，深情地憶及往事：

我兩次去信，他兩次回信，都肯定了我一部分意見，又否定了我另一部分意見。同意時就直率地承認自己原來的看法錯了，不同意時就詳盡地陳述自己的論據(jù)，指出我的錯誤。信中的措辭是那么謙虛誠懇，絕不以權(quán)威自居，完全把我當作一個平等的討論對手看待。這是何等真摯動人的氣度！他不僅對我這個討論對手承認自己有一部分看法是錯誤的，并且還要在通信結(jié)束之后把來往信件全部印發(fā)給全班同學(xué)，公諸于眾，這又是何等寬宏博大的胸襟！正是在顧先生這種胸襟氣度的感召之下，才促使我對這個問題努力深入鉆研下去，勇于獨立思考，提出了一些合理的見解，對這個問題的解決作出了一定的貢獻。而顧先生后來之所以會寫出《兩漢州制考》這篇名著，我的這兩封信當然是起了推動作用的。

……當年這場討論，不僅像顧先生在附記里所說的那樣把一個二千年來多少學(xué)者沒搞清楚的問題基本上搞清楚了，還有一點顧先生沒有提到而同樣很重要的，那就是：通過這場討論，使我這個青年對歷史地理發(fā)生了濃厚的興趣，又提高了我做研究工作的能力。這對于我后來能夠在大學(xué)里當一名還算稱職的教師，在學(xué)術(shù)上多少能夠取得一些成就，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顧頡剛說要“讓我們永遠的爭下去，讓我們常常的得到新知”，并不是說大話，更不是一般的客套。1934年，當他為慶祝蔡元培先生65歲生日而撰寫的長篇論文《兩漢州制考》排出校樣后，他果然將它寄給譚其驤，讓他提意見。譚其驤也毫不客氣地寫了一篇《〈兩漢州制考〉跋》，說“我覺得文中尚有幾處論斷頗有商量的余地，又有幾次誤引了不可靠的史文，應(yīng)該加以考證”。他提出了六條具體的意見，大多是上次討論的繼續(xù)。這篇《跋》與《兩漢州制考》同時收入論文集，自然是出于顧頡剛的主張。

文章來源：《悠悠長水：譚其驤傳》第三章，摘自“敘拉古之惑”微信公眾號，如有侵權(quán)，請聯(lián)系小編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