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的那個冬天，北平冷得那是真邪乎，零下十幾度，風刮在臉上跟刀割一樣。

但對于住在中南海懷仁堂的那位“華北王”傅作義來說，心里的寒意比外頭的天氣還要冷上幾分。

那會兒的傅作義，表面上看是風光無限，手底下攥著六十萬大軍，坐鎮(zhèn)華北，那是妥妥的一方諸侯。

可實際上呢？

這哥們兒早就破防了。

南邊的蔣介石，那是個出了名的多疑，防傅作義比防賊還嚴，不僅嫡系部隊不給他指揮，還在他身邊安插了數(shù)不清的特務，哪怕他上廁所多用兩張紙，南京那邊估計都知道。

北邊呢，林彪的百萬大軍已經(jīng)把關內(nèi)圍成了鐵桶，隨時準備進城吃餃子。

就在這每天只能睡三四個小時、頭發(fā)大把大把掉的焦慮中，傅作義做夢也想不到，那個讓他最終下定決心、甚至可以說是“背叛”了整個國民黨陣營的關鍵人物，竟然就是每天坐在他對面陪他喝粥的大女兒——傅冬菊。

這哪是什么父女情深啊，這分明就是一場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的“潛伏”。

這事兒要是攤開來講，根本不是教科書上幾行字那么簡單。

當時的北平城里，特務多如牛毛，傅作義想動個心思都得掂量掂量。

而傅冬菊呢，這個曾經(jīng)的大小姐，任務重得能把人壓死：她是中共地下黨，也是傅作義唯一的“安全通道”。

說起傅作義這個人，也是個奇葩。

他是個典型的舊軍閥，但你要說他是草包，那還真冤枉他了。

這人抗日的時候那是真敢拼命，“守城名將”的招牌不是充話費送的，那是拿命換來的。

抗戰(zhàn)勝利后，他覺得自已行了，甚至在1946年還搞過一次偷襲張家口，得意洋洋地在報紙上發(fā)公開信，跟毛澤東叫板。

那時候的他，狂得沒邊，覺得自己能打，誰也不服。

可是吧，局勢這東西，變起來比翻書還快。

到了1948年秋天，遼沈戰(zhàn)役一打完，國民黨的精銳就像冰棍見了大太陽，化得那叫一個快。

傅作義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這六十萬大軍，成了孤懸華北的一枚棄子。

老蔣讓他南撤，說白了就是想吞并他的部隊，讓他去當炮灰；共產(chǎn)黨讓他投降，他又怕人家秋后算賬，畢竟自己以前罵人家罵得挺狠，怕被當戰(zhàn)犯給突突了。

這種進退兩難的滋味，大概就跟那熱鍋上的螞蟻差不多。

傅作義那時候脾氣暴躁得嚇人，經(jīng)常一個人在屋里轉(zhuǎn)圈，甚至還把手槍拍在桌子上，動過自殺的念頭。

就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傅冬菊出手了。

這姑娘可不是一般的官二代。

早年在西南聯(lián)大讀書的時候，她就沒跟那幫公子哥兒混在一起跳舞、搞派對，而是被那股紅色的浪潮給“洗腦”了——當然了，這種洗腦叫覺醒。

她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還在天津《大公報》當記者，筆桿子硬得很。

組織上派她回到父親身邊，就一個目的：摸清老傅的底牌，把和平談下來。

這活兒，那是真·玩命。

那時候傅作義身邊全是老蔣的眼線，父女倆在家里說話都得壓低聲音。

最初的幾次交鋒，那火藥味兒濃得嗆人。

傅作義是個傳統(tǒng)的大家長，那是必須要說了算的。

當傅冬菊第一次試探著說國民黨快完犢子了的時候，傅作義氣得直接拍桌子，大罵：“老子是抗日打出來的天下，你個黃毛丫頭懂什么政治？

你也來教訓老子？”

在他那個老腦筋里，軍人嘛，要么戰(zhàn)死，要么服從，投降？

那是把祖宗八代的臉都丟盡了。

這就好比現(xiàn)在的億萬富翁千金，放著豪車別墅不坐，非要去工地搬磚，圖的就是個信仰。

傅冬菊心里也苦，但她更清楚，硬剛肯定不行。

她太了解自已這個爹了，雖然愚忠，但骨子里還是愛國的，更重要的是，他舍不得自已的兵，也舍不得這座幾千年的北平城被炮火給炸了。

于是，她換了個套路，不在飯桌上硬頂，而是利用每天給他讀報紙的機會，一點點給他“洗腦”。

她就像個高明的心理醫(yī)生，一點點拆解傅作義的心防：“爸，你看老蔣現(xiàn)在還有民心嗎？

給誰賣命不是賣？

如果是為了這城里的兩百萬老百姓，這不叫投降，這叫大義?！?/p>

最關鍵的轉(zhuǎn)折發(fā)生在1948年11月。

那會兒解放軍已經(jīng)兵臨城下，大炮都架好了。

傅作義徹底崩不住了，整宿整宿睡不著覺，嘆氣聲連門外的警衛(wèi)都能聽見。

傅冬菊看準時機，拋出了那個殺手锏：“爸，如果是為了故宮那些老祖宗留下的寶貝不被炸爛，為了老百姓不遭殃，您這叫起義，是功臣。”

這句話，直接擊穿了傅作義的防線。

但他還是慫，最大的顧慮就是怕共產(chǎn)黨說話不算話。

傅冬菊這時候也不裝了，直接把黨的政策背給老爹聽，告訴他只要立功，既往不咎。

在那張雕花的紅木餐桌上，擺的不是山珍海味，是兩百萬人的性命和一座三千年的古城。

終于，在這場漫長的心理拉鋸戰(zhàn)中，傅作義松口了。

他想談，但他不敢用軍用電臺，怕被南京截獲了直接派飛機來炸他。

在這個決定歷史走向的瞬間，他把那個寫滿試探性條款的秘密電文，交到了他最信任的女兒手中。

那一刻，傅作義把身家性命都交給了女兒，而傅冬菊，把自已和父親的命，都押在了新中國的未來上。

1949年1月，當解放軍邁著整齊的步子穿過前門大街，當北平市民涌上街頭扭秧歌的時候，故宮的琉璃瓦在冬日的陽光下閃得發(fā)亮，完好無損。

這場舉世矚目的和平解放背后，沒有驚天動地的炮火，卻有著驚心動魄的靈魂博弈。

傅作義后來成了水利部部長，被譽為功臣，但這勛章的一半，理應屬于那個在暗夜里提燈引路的女兒。

可歷史這東西，有時候挺諷刺的。

晚年的傅冬菊，過得那是相當?shù)驼{(diào)，甚至可以說有點清貧。

她沒有躺在“功臣之女”的功勞簿上吃老本，而是繼續(xù)干她的新聞老本行，參與創(chuàng)辦《云南日報》，后來又去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活脫脫就是個普通老太太。

甚至有些人惡意揣測，說她“出賣”父親，是不孝之女。

面對這些流言蜚語，傅冬菊從來沒解釋過。

因為她心里跟明鏡似的：所謂的“孝”，如果是愚忠于一個爛透了的政權，那才是真把親爹給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