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18日，北京發(fā)生了著名的三·一八慘案，慘案的背景和經(jīng)過這樣的：

北方兩支最強大的勢力，國民軍（馮玉祥）與奉系（張作霖），已爆發(fā)全面戰(zhàn)爭——國奉戰(zhàn)爭。

奉軍在渤海艦隊的掩護下，企圖在大沽口登陸，與陸地上的軍隊，夾擊天津地區(qū)的國民軍。

國民軍為防止奉軍登陸，在大沽口布置了10枚俄式水雷，封鎖航道。

這時候，外國駐京公使團不答應了，他們認為國民軍和奉軍在天津一帶交戰(zhàn)，并封鎖大沽口航道，嚴重違反了《辛丑條約》，要求恢復航道自由。

馮玉祥已經(jīng)下野，主持國民軍一線工作的臨時話事人是張之江，實際在北京發(fā)號施令的是前敵總司令鹿鐘麟。

迫于壓力，鹿鐘麟于3月11日拆了水雷，恢復航道，但他要求外國船只通過航道時，要和大沽炮臺的國民軍事先溝通。

第二天下午，兩艘日本軍艦“藤”號和“吹雪”號來到大沽口，炮臺士兵認為不符合通過要求——日本人之前說的是一艘（“藤”號），現(xiàn)在卻來了兩艘，說的是上午10點來，現(xiàn)在已經(jīng)快下午4點了。

而且這兩艘日本軍艦行駛速度很快，似乎不想停下來讓炮臺士兵辨認。

炮臺士兵懷疑其中一艘軍艦，是奉軍軍艦偽裝并尾隨進來的——誰都知道，日本人是張作霖的后臺，3個月前日軍幫助張作霖擊敗郭松齡，挽救了張作霖的基業(yè)。

炮臺士兵發(fā)空炮示警，要求日本軍艦停下來接受檢查。

日軍在中國牛逼慣了，根本不理國民軍士兵的示警，直接以機關槍回應，炮臺士兵也開炮還擊。沖突中，國民軍士兵死傷十幾人，日軍受傷4人。

事情發(fā)生后，日本聯(lián)合英、美、德、意、荷等《辛丑條約》簽字國，向北洋政府提出嚴重抗議，并提了一系列要求，大致訴求是停止在天津一帶交戰(zhàn)，無條件恢復航道，除海關之外，停止對外國船只的一切檢查。

與此同時，各國軍艦二十幾艘云集大沽口外，要求北洋政府限期答復。

總之，外國駐京公使團不希望戰(zhàn)爭影響外國人在華權益，希望京畿一帶恢復到戰(zhàn)爭前的狀態(tài)。

面對八國聯(lián)合通牒，北洋政府慫了，同意按照《辛丑條約》的規(guī)定，恢復自由交通。

北洋政府的外交團隊，水平還是很在線的，雖然在國際上吃過虧，但那不是外交團隊水平不行，而是國家實力不行。

拋開這一層，北洋政府基本沒有因為外交失誤而挨打的情況發(fā)生，它對前清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是承認的，也一直在履行，在現(xiàn)實外交中，它老老實實按國際規(guī)則行事的，沒有激進的口號，沒有民粹的傾向。

這種落后但守規(guī)矩的做法，讓它在20世紀最弱肉強食的時代，沒有遭受過多的喪權辱國。

落后，可能會吃虧，但不一定挨打。只有落后且犯渾，才必定挨打。

當然，有一點需要明確：此時國民軍占據(jù)軍京津一帶，在槍指揮政府的背景下，北洋政府的名義話事人是臨時執(zhí)政段祺瑞，但實際話事人是鹿鐘麟。

北洋政府外交部的重大決策，都需要鹿鐘麟拍板。

02

北洋政府想息事寧人，但樹欲靜而風不止。

當時的中國，除了北洋政府外，還有另一個政府——國民黨人在廣州建立的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的目的，是打倒軍閥，推翻北洋政府，以三民主義統(tǒng)一國家，實現(xiàn)民族復興。

但前期國民黨太弱小，為此它搭上了蘇聯(lián)這根線，從蘇聯(lián)獲得了大批援助，還用蘇聯(lián)的主義改造了黨，實現(xiàn)了脫胎換骨的升級。

大沽炮擊事件發(fā)生時，正是北伐前夕，國民黨在醞釀對北洋政府發(fā)起致命一擊。

相比北洋軍閥，國民黨更擅長宣傳、組織以及群眾工作，它在廣東之外的地方，都有布局。

在北方，也就是北洋軍閥統(tǒng)治地區(qū)，國民黨都建立了黨部，黨部之下，設有各種工會、學生聯(lián)合會、委員會等等，能夠動員各階層的人群，示威、抗議、罷工，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

舉個例子，1926年元旦，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盛大閱兵慶祝元旦，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wèi)，國民政府“太上皇” 鮑羅廷，各軍軍頭蔣介石、譚延闿、李福林等，參加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港僑懇親團，以及30萬廣州市民參觀閱兵式。

30萬市民參觀閱兵后舉行了游行，一邊游行一邊高呼口號：“擁護總理工農(nóng)政策”“國民革命萬歲”“工農(nóng)商學兵大聯(lián)合萬歲”·······

這樣的“蘇式”場景，在我們被“蘇式”政治文化洗禮過幾十年的人看來，很常見。但在當時的中國，這并不常見，這是剛剛從蘇聯(lián)引進過來的事物，也是北洋軍閥無法接受的事物。

這是一種全新的宣傳、組織、動員之術，在平時，它體現(xiàn)為幾十萬個聲音匯聚成一個聲音，在戰(zhàn)時，它體現(xiàn)為一架高效運轉的戰(zhàn)爭機器。

扯遠了。

眼下，國民黨想借大沽口炮擊事件，運動群眾，打擊北洋政府，它不愿息事寧人，相反，它想把事情搞大。

3月17日，國民黨北京特別黨部，組織北京150多個團體召開緊急聯(lián)席會議，決定發(fā)動各界群眾，兵分兩路，分別前往國務院和外交部請愿，督促段祺瑞政府駁斥八國通牒。

但兩路請愿都無果，段祺瑞避而不見，外交部沒有能做主的人，去國務院的請愿隊伍和衛(wèi)隊甚至發(fā)生沖突，多人受傷。

兩路人馬回來后一合計，決定第二天再上點強度。

3月18日， 國民黨北京特別黨部聯(lián)合組織了5000多人集會（多數(shù)是學生），主題是“反對八國最后通牒國民大會”，運動領袖徐謙、顧孟馀等慷慨陳詞，痛斥帝國主義壓迫中國，與會人士聽完后群情激憤。

大會宣讀并通過了八條決議，強烈要求政府駁斥八國通牒，驅逐在八國通牒中署名的外國公使，廢除《辛丑條約》及一切不平等條約，八國駐華機關下半旗向國民軍死難將士致哀，八國向中國道歉，勉勵國民軍為反帝國主義而戰(zhàn)等等。

集會之后，下一個項目是游行，但巧合的是，游行總指揮徐謙稱自己痔瘡出血，提前撤了，顧孟馀、黃昌谷等領袖也借故離開?？傊笓]由廣東外交代表團團長王一飛接棒。

王一飛指揮2000多人向鐵獅子胡同國務院進發(fā)，一路狂呼口號，一路散發(fā)傳單。

下午1點多，游行隊伍到達國務院門口，要求面見國務總理賈德耀，國務院衛(wèi)隊見人群眾多，立即關閉柵門，告訴人群賈總理不在院內(nèi)。

游行人群不信，更加憤怒。人一憤怒，智商就會下降，尤其是一大幫人一起憤怒的時候，智商甚至會降到負數(shù)。

這時，人群后面突然傳來了一個聲音：沖鋒！殺進去！

后面的人開始猛推前面的人，前面的人群開始沖擊鐵柵門，最前面的人與衛(wèi)隊發(fā)生沖撞，起了口角，雙方越罵越兇，沖擊力度一浪高過一浪，衛(wèi)隊開始朝天鳴槍。

但游行人群沒有退縮，繼續(xù)向前沖擊，衛(wèi)隊實彈射擊，慘案由此釀成。

聽到有人被槍打倒，游行人群才害怕起來，紛紛后退。

這時，人群后面又傳來了一個聲音：不要散！

這個聲音似乎有某種魔力，四散后退的人群，聽到這個聲音后很快又匯聚到一起，繼續(xù)向鐵柵門逼近，而且人越聚越多。

衛(wèi)隊繼續(xù)開槍。突破了第一次的心理障礙之后，衛(wèi)隊開槍再沒什么顧忌，短短十幾分鐘，26人當場死亡，后續(xù)重傷而死21人，慘案導致47人死亡，約200人受傷。

北京女子師范大學22歲的女學生劉和珍，就在這47人之中，魯迅為此寫下了《紀念劉和珍君》，稱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03

我說的有趣、但同時也可怕的歷史細節(jié)，指的是上面神秘人兩次發(fā)聲。

這個細節(jié)不是我編的，它來自于《時報》1926年3月26日發(fā)表的《國務院門前伏尸遍地》一文中。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寫的《中華民國史》，在寫三·一八慘案這一節(jié)時，大段引用了這篇文章。

原話是“當是時，忽有人在群眾后大呼沖鋒！殺進去！”“群眾既退，乃有人在后大呼不要散！”（如下圖）

這兩次“有人”特別令人玩味。

這個人（也可能是兩個人），沒有留下任何信息，誰也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他（他們）的話不多，但卻發(fā)揮了關鍵作用：一次是把事情激化成了流血沖突，第二次是把小規(guī)模的流血沖突升級成了大規(guī)模的慘案。

更可鄙的是，他（他們）始終站在群眾后面。在后面 ，就等于站在安全地帶，在后面，能看清局勢，卻不用承擔第一波代價，在后面 ，形勢一旦不利，可以隨時隱入人群。

他雖然站在黑暗處，但我們可以憑借類似的臉譜，勾勒出他的大致樣子。

他可能是一個浪漫革命主義者，堅信犧牲本身具有正當性，認為“沒有流血，喚不醒民眾”，把群眾傷亡視為革命成本。在他看來，為了宏大的革命目標，犧牲一些人性命不值一提。

用鮮血喚醒民眾，本來沒什么，譚嗣同就是這樣做的，但譚嗣同用的是自己的鮮血，這個人卻是用別人的鮮血。

這就像戰(zhàn)場沖鋒，“跟我沖”和“給我沖”是有本質區(qū)別的。前者是勇敢，后者是卑劣和膽怯。

他還可能是一個激進政治動員者，明知道會出事，但認為出了事反而對革命有利。他堅信，不制造重大事件，就撬不動原有政治結構。

流血了，事情鬧大了，可以更好地打擊敵人，可以更好地操控群眾，實現(xiàn)流血——輿論——動員的革命閉環(huán)。

一旦衛(wèi)隊敢開槍，北洋政府的合法性必然受重創(chuàng)，死難群眾會被道德化、神圣化，輿論會被簡化為強權與受害者，到時候所有中國人，包括穩(wěn)健的中間派也會選邊站，痛斥北洋政府。

這是反北洋政府的勢力而言，毫無疑問是一次戰(zhàn)略級的機會。

所以，他在明知危險已經(jīng)升級的情況下，仍然要求游行群眾不要散，煽動群眾掉頭回去，繼續(xù)激怒已經(jīng)鳴槍、神經(jīng)高度緊繃的衛(wèi)隊。

這不是誤判，而是設計好的，通過否定個體求生本能，強行制造“集體義務”，把撤退行為污名化為“膽怯”，對游行群眾進行了心理層面的強制動員，進而把他們送上了不歸路。

事情也正如他所預料的那樣，慘案發(fā)生后，北洋政府聲譽掃地，段祺瑞執(zhí)政府在全國輿論的沖擊下，無法正常運轉，北洋政府中央實際上停擺了，直到年底張作霖就任“安國軍總司令”，北洋政府中央才慢慢穩(wěn)定下來。

但此時國民黨的北伐軍已打到長江一線，不僅有了埋葬北洋軍閥的氣魄，也有了埋葬北洋軍閥的實力。

三·一八慘案的道德責任結構，第一責任人毫無疑問是向衛(wèi)隊下令開槍的人（依舊是謎），以及衛(wèi)隊本身；第二責任人是制度責任，北洋政府不擅長處理這類群眾運動，把政治危機搞成了流血事件；第三責任人就是那些躲在群眾的“有人”。

他們在明知風險的情況下，把群眾推向武裝沖突的前沿，放任甚至期望把事情搞大，從而達成更宏大的革命目標。

我們要警惕這些“有人”，他們精明、冷血，在安全的地方大呼口號，號召別人慷慨赴死，在危險關頭，他們瞬間消失，沒有名字，更沒有擔當與勇氣。

不管事情朝哪個方向發(fā)展，他們永遠正確，永遠能規(guī)避風險，永遠能贏。

這些“有人”，不僅存在于歷史上，也存在于我們的現(xiàn)實生活中。

所以，當“有人”在后面蠱惑你沖上前去喊打喊殺時，你最好回頭看看這個“人”是誰。

04

三·一八慘案發(fā)生時，梁啟超生病住院，他隔壁病房就有一個在慘案中受傷的青年，梁啟超聽說這件事后，除了指責衛(wèi)隊，也指責了所謂的運動領袖，因為其中有個運動領袖告訴集會的群眾：衛(wèi)隊已經(jīng)解除武裝，去游行示威沒有任何危險，沒什么可怕的。

這顯然是欺騙。

梁啟超感慨：“幾方逼成一個境地，叫一班無辜的青年們自投坑井?！?/p>

他還說，如果自命領袖的人，能領袖到底，與大家同生共死，也算擔當，但危難關頭，領袖們早已不見蹤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