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亞洲周刊》根據(jù)史料佐證及徐湖平親筆信等關鍵證據(jù)，確定了南京博物院原院長徐湖平父親的身份：

徐父確系1928年入黨的老紅軍徐志明，這位歷經平江起義、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洗禮的革命前輩，晚年官至江蘇省交通廳副廳長，與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江渭清同為老鄉(xiāng)戰(zhàn)友，用一生踐行了為國家和人民奉獻的初心。

從坊間傳言到史料證實，身份的厘清不僅還原了一段革命先輩的崢嶸歲月，更引發(fā)了公眾對紅色家風傳承的深層思考——老紅軍后人當以何種姿態(tài)延續(xù)先輩精神？答案的核心，必然是帶頭廉潔奉公、遵紀守法。

老紅軍的榮譽與地位，從來都建立在嚴守紀律、踐行使命的基礎之上。徐志明所處的革命年代，紀律是紅軍的生命線。從土地革命時期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到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紀律，再到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群眾紀律，老一輩革命者正是靠著對紀律的絕對遵從，才贏得了民心、凝聚了力量，最終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

徐志明從一名平江青年成長為新四軍指揮員、地方重要領導干部，其履歷的每一步都離不開對革命紀律的堅守；而與江渭清等戰(zhàn)友在烽火中結下的情誼，本質上也是對共同理想和組織紀律的認同。這種將紀律刻入骨髓的精神特質，理應成為紅色家庭最珍貴的精神遺產，代代相傳。

作為老紅軍后人，徐湖平應當是紅色家風的傳承者、紀律規(guī)矩的踐行者。如今，圍繞其任職期間館藏文物處置的爭議，讓公眾對其是否堅守職業(yè)底線、遵守法律法規(guī)產生質疑。倘若相關舉報屬實，那么這種行為不僅違背了文博工作者的職業(yè)操守，更玷污了老紅軍家庭的紅色底色，與父輩用鮮血和生命捍衛(wèi)的紀律精神背道而馳。

紅色家風的核心要義，在于“清白傳家”“紀律傳家”。縱觀黨史，無數(shù)老紅軍、老革命家都將遵紀守法作為家風建設的重中之重。毛澤東同志為家人定下“戀親不為親徇私、濟親不為親撐腰”的規(guī)矩，彭德懷同志要求子女“穿草鞋、過苦日子”，始終嚴守黨紀國法；徐志明的老戰(zhàn)友江渭清主政江蘇期間，也以嚴于律己、清正廉潔著稱，為后人樹立了標桿。

這些革命先輩深知，手中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只能用來為人民服務，絕不能成為后代謀取私利的工具。老紅軍后人身上的“紅色標簽”，既是榮譽，更是沉甸甸的責任——這份責任要求他們比普通人更嚴格地約束自己，更自覺地遵守法律法規(guī)，以實際行動維護先輩用生命鑄就的紅色榮光。

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無論職務高低、身份貴賤，廉潔奉公、遵紀守法都是不可逾越的紅線，都是傳承紅色家風的基本要求。唯有將先輩的紀律意識、宗旨意識內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工作中嚴守規(guī)章制度，在生活中恪守法律法規(guī)，才能讓紅色基因真正代代相傳，讓革命先輩開創(chuàng)的事業(yè)永葆生機活力。

紅色江山來之不易，紅色家風更需精心呵護。徐志明等老紅軍用一生踐行的紀律精神，不該在后代手中褪色。紅色后人更應該以先輩為鏡，把廉潔奉公、遵紀守法作為人生的必修課，讓紅色家風的底色更加鮮明，這既是對先輩的最好告慰，也是對時代責任的自覺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