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9年10月1日，這是一個銘刻在每一個中國人心中的日子，這一天，新中國宣告成立。

其實，原本的開國大典并非定在這一天，而是計劃在1950年的元旦舉行，足足晚了三個月之久。

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促使開國大典提前了整整三個月呢？這一切，都與一個人的建議有關。

劉少奇秘密訪蘇

1949年4月，劉少奇等人前往蘇聯(lián)秘密訪問，此次訪蘇，是肩負著幾項重任：

一是向其介紹我國的革命形勢；二是尋求蘇聯(lián)和國際的援助；三是為了消除雙方間的隔閡。

毛主席曾指出，如果沒有別國的援助，任何國家的革命之路都將是荊棘密布，中國亦不例外。

實際上，當時斯大林因對中國共產黨了解尚淺，心中始終是持以一種懷疑的態(tài)度，他不認為中國共產黨能帶領中國人民走向勝利。

畢竟，國民黨背后有美國這座大山作為堅強后盾，無論是武器裝備還是綜合實力，都看似遠超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根本不是國民黨的“對手”。

出于善意，斯大林曾委婉地建議毛主席，不妨向蔣介石適度妥協(xié)，以避免無謂的對抗。

可令他沒想到的是，毛主席竟發(fā)動了一場革命大攻勢，克服了重重險阻，越挫越勇，最終取得了勝利。

對于中共來說，新中國的成立，面對著許多復雜而棘手的問題，首先就是如何迅速獲得國際承認，與他國建立外交關系。

美國一直對中共針鋒相對，這種敵對的態(tài)度，顯然不是理想的合作伙伴。毛主席自然將視角轉到了蘇聯(lián)，轉到了斯大林身上。

在毛主席看來，盡管蘇聯(lián)方面對中共心存疑慮，但只要策略得當，完全有可能改變其看法，消除其疑慮。

這次的秘密訪蘇十分成功，中蘇在增進彼此間了解的同時，消除了隔閡并獲取了蘇聯(lián)方面的支持。

雙方就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進行了深入了討論，答應幫助中共的急需項目如經濟援助、建立學校、艦隊及專家援助。

在會談中，斯大林對新中國的國情、政體等給予了高度評價，并關切地詢問了中共準備何時成立中央政府。

劉少奇坦誠地表示，中共當前正全力以赴解決各省問題，成立政府的時間初步預定在1950年1月，即元旦之際。

豈料，劉少奇話音剛落，斯大林的神情瞬間變得凝重起來，眉頭緊鎖，陷入了長時間的沉思。片刻之后，斯大林才緩緩開口道：

“敬請考慮改期。”

為何比原計劃提前了3個月？

的確，從中共的角度來看，國內許多城市還未解放，大力解決各省問題迫在眉睫；

況且，從國內當前的政治形勢來看，過早的舉行開國大典顯然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要知道，國內許多城市雖早已先后解放，可那些國民黨殘余分子及特務等還在暗處蠢蠢欲動。

我在明，敵在暗。中共的一切舉動敵方了如指掌；再者，盡管北平已經解放，國民黨的各種破壞行動仍舊不減。

鑒于這些紛繁復雜的不確定因素，中共方面深思熟慮后，決定暫緩開國大典的舉行，先將各省問題及敵特的破壞活動一一化解，再于1950年擇機舉行。

可若從斯大林的角度來看，就是另一個角度的想法了。解決各省問題及敵特破壞行動這樣的大事固然重要，可成立政府也同樣迫在眉睫。

畢竟，如果一個國家長期沒有政府，那就缺少了一個主心骨，一旦其他國家強加干涉，中共就完全處于被動了。

他明白中共是想再等一等，等解決完一切問題后，再考慮成立政府的事情。但你能等，有心之人會等嗎？

斯大林提醒道，這樣一個“無政府”的狀態(tài)對其他各國來說無疑一個誘惑信號，誰都想在這塊“肥肉”上啃上一口。

斯大林的忠告是，在考慮自身的同時，也要對外部勢力多加防范，因為誰也不知道明天會發(fā)生什么。

斯大林的這番話，讓劉少奇醍醐灌頂，他立刻意識到，這番忠告十分重要，隨后便立刻向黨中央作了匯報。

黨中央在深思熟慮后，認為斯大林的建議也不是不可取。的確，倘若被外部勢力橫加干涉的話，事態(tài)就會變得愈發(fā)不可控制。

對于新中國的開國大典舉行時間，西方媒體也是格外關注，猜測不斷。有人說，中國人辦事向來講究良辰吉日，很有可能就是在元旦那天；

有人推測，中國或許要等到全面勝利、全國解放的那一刻，才會舉行這一歷史性盛典；

還有人說，很有可能是在1949年10月10日這天，畢竟這可是辛亥革命的“雙十節(jié)”。

最終，黨中央采取了斯大林的建議，將原定的開國大典提前了3個月，即1949年10月1日舉行。

出于安全的考慮，直到10月1日上午十點，黨中央才向全世界發(fā)出預告，而大典則在下午三點準時拉開帷幕。

這一謹慎決策顯得尤為必要，因為在新中國開國大典之際，蔣介石仍潛伏于大陸，并密謀了一場空襲計劃，企圖轟炸北京。

最后關頭，蔣介石放棄了轟炸計劃，在他看來，倘若真的執(zhí)行轟炸了，傷民的同時，還會傷財。

那這樣自己與那些西方列強有何區(qū)別？自己豈不是成為了歷史的罪人？最終無奈下令：“任務取消�！�

開國大典這一天，一切進展得井然有序，沒有出現(xiàn)絲毫紕漏。這一歷史性時刻，永遠銘刻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

“頭上問題解決了，該解決腳下問題了”

開國大典順利結束后，毛主席感慨萬分，這些年來，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帝國、封建、官僚資本）被推倒了。

毛主席表示，既然“頭上”的問題解決了，那么接下來，就要解決“腳下”的問題了。

上文也提到了，當時還有國內許多省份尚未得到完全解放，一些國民黨殘余勢力也在暗處蠢蠢欲動。

為了國家的真正統(tǒng)一與民眾的安寧生活，迅速解放全境、清除這些潛藏的威脅，成為了當務之急。

此時的蔣介石，還試圖在西南地圖作為自己的陣地，繼續(xù)負隅頑抗，好卷土重來。

在解放軍的強大攻勢下，我軍一舉突破了湘黔防線，并先后占領了遵義、重慶。國民黨許多將領見狀，也紛紛通電起義。

而蔣介石也不得不帶著殘兵敗將，倉皇敗退臺灣，此后的幾十年，也沒有回到大陸。

1949年12月27日，成都宣告解放，成都成為了除臺灣、西藏外，最后一個解放的大城市。

蔣介石敗退臺灣后，留給新中國的，是一堆滿目瘡痍、經濟崩潰“爛攤子”：物價飛漲、工業(yè)倒閉、農業(yè)減產......

除此之外，還有別有用心之人，在社會上不斷謠傳的謠言：什么“共產黨不懂政治”、“把共產黨排擠出大城市”等，企圖動搖民心，上海尤為嚴重。

毛主席迅速將上海定為了“主戰(zhàn)場”，嚴厲打擊那些資本四處散播謠言、惡意哄抬物價的行為。

并從各地調來了糧食、棉花等，使得那些投機資本所囤積的物品物價下跌，自食惡果。

最終要么是爛在手里，要么是低價拋售，直接粉碎了那些投機商的如意算盤。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毛主席便乘坐專列親自前往了蘇聯(lián)會見了斯大林，此次訪蘇，主要就政治、經濟問題以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進行了深入會談。

會談期間，毛主席表示，中國當前最重要的，就是至少要保證有三五年和平的時間，來恢復國內的局勢。

斯大林認為，當下，日本暫時還沒有什么威脅，再次準備一場戰(zhàn)斗，顯然是不現(xiàn)實的；

而美國雖然總是喜歡橫插一腳，嘴中不斷高呼戰(zhàn)爭，但實際上，真要打起來，美國在逃跑這方面，是沖在最前面的；

而歐洲各國剛經歷的戰(zhàn)爭，也沒有心思來與中國打仗。因此，只要中蘇雙方齊心協(xié)力，保證十年、二十年或者更久的和平是完全沒問題的。

隨后，毛主席就這項雅爾塔產物下的條約進行了著重商討，不過斯大林對此倒是有些抗拒。

他不愿簽訂新條約，最大的一個原因就是怕得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從這之后，斯大林似是有意無意地回避毛主席，每日僅電話溝通。

毛主席怒氣沖沖地向斯大林傳達了中方的不滿，恰在此時，印度、緬甸等國家也紛紛向中國伸出了友好的橄欖枝。

毛主席抓住這一契機，迅速命人將這一消息公開發(fā)表，這一舉動果然刺激到了斯大林，同樣也引起了西方媒體的關注。

畢竟，在此時媒體的眼中，毛主席自赴蘇以來，已經很久沒有傳出什么消息了，西方媒體紛紛猜測：莫不是斯大林將毛主席給軟禁起來了？

最終，斯大林不得不出面回應，也同意讓步，簽訂了新條約。

結語

面對國內外復雜多變的形勢，中共方面并未一味堅持原計劃，而是根據(jù)斯大林的建議與國內實際情況，果斷調整策略，將大典提前舉行。

這一決策體現(xiàn)了領導層的遠見卓識與果斷決策能力，也為新中國的穩(wěn)定與發(fā)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盡管中國內問題亟待解決，但中共必須充分考慮國際因素，斯大林從國際視角出發(fā)，提醒中共需警惕外部勢力的干涉。

這一提醒讓中共方面意識到，在解決內部問題的同時，也需關注外部環(huán)境，確保國家主權與利益不受侵犯。

于是，黨中央及時調整策略，將原定計劃進行靈活調整，提前舉行開國大典。

在決策過程中需充分考慮各種因素，包括國內外形勢、國家利益與民族尊嚴等。只有全面權衡利弊，才能做出符合實際、有利于國家長遠發(fā)展的決策。

開國大典的舉行不僅是國家成立的標志，更是向世界展示國家形象與實力的重要窗口。

國家的發(fā)展離不開穩(wěn)定的環(huán)境，只有確保國內政治穩(wěn)定、經濟發(fā)展、社會和諧，才能為國家的長遠發(fā)展奠定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