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深秋，北京街頭的冷風透骨。西北軍區(qū)機關大院里，一張調令剛剛貼出：莫耶被任命為文化部秘書處負責人，行政級別正廳。圍觀的干部竊竊私語，卻沒人知道這位干練女干部曾與軍統大特務沈醉有過短暫婚姻。她本人也未曾想到，那個名叫“陳倉”的青年記者，其真實姓名竟會在若干年后寫進中統黑名單。

時間往回撥到1918年，福建安溪。緬甸華僑陳震與妻子迎來小女兒陳淑媛。陳震在國民黨部隊任職，家境殷實，給女兒聘請家庭教師，英文、鋼琴開小灶。陳淑媛性格卻一點也不“閨秀”，十來歲就跑去報館投稿，文章常被進步教師當成范文。也正因為此，她被秘密引向了“新思潮”。

16歲那年，家里爆發(fā)沖突。父親收姨太太，女兒痛斥其“封建”，父女徹底翻臉。母親暗里塞給她十塊銀元、兩件棉衣，“走吧，到上海去。”陳淑媛改名“陳真”，在《婦女生活》雜志做校對。就是在這里，她遇到自稱“陳倉”的青年記者。兩人談時事、談編輯方針，相見恨晚，很快步入同居。

戀情并不順利。陳倉的母親嫌姑娘“不守婦道”，堅決反對；更棘手的是，身為復興社交通員的陳倉本人也背負隱秘身份，行動與言語時刻受限。一次抓捕行動中，他翻窗失足從三樓摔下，左眼險些失明。陳淑媛整夜守在病床前，哄他服藥。臨別前，陳倉虛弱地笑：“等我好起來，就娶你?！币痪湓捵屗郎I流不止。

1935年初夏，沈醉傷未痊愈，仍冒著巨大風險與陳淑媛登記同居。孩子出生后，他忽然變得冷淡，勸她“回家?guī)Ш⒆印?。陳淑媛一句“不”，把兩人的裂痕徹底揭開。她堅持回到編輯部，稿件寫得比以前更毒辣，直刺時弊。沈醉一面隱瞞軍統身份，一面忙于情報生涯，家庭成了負擔?？諝饫飶浡鵁o可挽回的味道。

1937年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延安成為無數青年的朝圣地，陳淑媛拿出積蓄，買了去西安的車票。臨行前，沈醉終于坦白自己是“政府要員”，但謊稱姓趙。他請求她留下，“延安險惡”。她冷靜地回答：“你我道不同。”隨即剪斷手腕上那枚對戒鏈，獨自北上。

抵達陜北后，她把名字改成莫耶——寓意“磨礪新業(yè)”。魯迅藝術學院的夜晚，煤油燈下，她和賀綠汀改歌詞、對旋律，《延安頌》就在這間窯洞里哼出了第一段。歌曲首演那天，中央首長站在土坡上頻頻點頭；年輕戰(zhàn)士干脆拉破嗓子跟著唱，聲音沖進暗夜。

1938年，重慶《新民報》出現一則尋人啟事：尋找“陳淑媛女士，與兒共盼團圓”。友人將剪報寄往延安，莫耶默默收好。雙方通信僅維持數月，隨后因交通阻斷、情報管制戛然而止。她并不知道，對方其實是軍統少將沈醉；而沈醉更不能透露，只能在信末潦草寫一句“多保重”。

延安整風期間，莫耶因短篇小說《絲瓜花》被懷疑“資產階級情調”，接受組織審查。談及個人婚史，她只說“曾與一記者同居”，不知其本名，調查無從深挖，被定為一般性質。劫后余生的莫耶把精力投向抗敵演出，一口氣寫出十幾個秧歌曲本，戰(zhàn)士們在前線哼唱，“咱們工農子弟兵，越打越精神”。

新中國成立，莫耶調西北軍區(qū)政工部。她的文化干部身份讓她坐進機關辦公室，卻依舊保持窯洞作息：清晨五點起床，晨讀俄譯小說；午間去操場打排球；夜晚再次伏案寫作。幾年后，她與青年翻譯家方唯若登記結婚。有人好奇：“聽說你早年有段舊情？”她淡淡一笑：“往昔如煙?！?/p>

1957年“反右”，莫耶被劃為“中右”，撤職降級。寫作停筆，被分去西安機務段勞動。烈日下，她掄大錘敲枕木，肩頭磨出紫紅血泡。多年后她自嘲：“那會兒筆桿子換成錘子，也算革命文藝貫徹到底?！笨嘈σ痪洌D身就去割鋼軌邊的野菜充饑。

1963年，公安部門根據舊檔案，懷疑莫耶與軍統沈醉有牽連。調查員專程到秦城監(jiān)獄找沈醉核實。沈醉摘下老花鏡，緩緩道：“莫耶同志與本人無組織關系?！彪S后合上卷宗，拒絕再談。正因這句否認，莫耶免于更嚴重沖擊。兩人的命運線，到了此刻徹底斷開。

1979年組織甄別，莫耶官復原職。已到耳順之年的她重新握筆，電影文學劇本《山花》拿下金雞獎提名，小說《雪線》被選入部隊連環(huán)畫。采訪時，有記者問：“若再見到當年的那位記者，你想說什么？”她沉思片刻，回答僅五個字：“皆成過眼云。”

1986年冬，莫耶病逝于解放軍總醫(yī)院。整理遺物時，家人在舊木箱底發(fā)現數頁泛黃書信，上面落款不是“沈醉”，也不是“陳倉”，而是那個再普通不過的字：趙。她終其一生也未能將這串名字拼湊成真相，或許，對她而言，謎底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