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海上航道已經(jīng)打通，歐洲人可以直接抵達大明。在西方傳教士、探險者、以及商人的記述里，明朝簡直就是天堂。

克魯士在《中國志》中記載，即便是瞎子，也會得到一份工作。

瞎子有一份分配給他們謀生的工作，那就是在磨房服務，像馬一樣輾谷，一般說，一間馬磨房有兩個瞎子，因為一個瞎子管一個磨，他們可以相互交談而得到消遣，如我看見他們拿著扇子踏輪，邊掮邊友好交談。 —— C.R.博克舍編：《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何高濟譯，中華書局，2019年，第86頁。

同樣的記載在平托的《游記》里面也有：

如果有些人因為先天的生理缺陷不宜學習手藝，則根據(jù)每個人的情況，為其另覓謀生之道。如是瞎子，便被安排到各個磨坊，磨坊里有手磨，讓兩三個人推磨，一個人篩籮。 ——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等：《葡萄牙人在華見聞錄》，王鎖英譯，澳門文化司署、東方葡萄牙學會、海南出版社、三環(huán)出版社，1998年，第233頁。

門多薩則記載：

在這個帝國盲人被認為不需要親戚或皇帝養(yǎng)活，因為可以讓他們或在磨坊磨米磨面，或在鐵匠鋪拉風箱，以及其他不用眼睛的工作。 ——門多薩：《中華大帝國史》，何高濟譯，北京：中華書局，1998：第58頁。

瞎子被安排去磨坊工作，被數(shù)名歐洲人分別在自己的著述里面記載，說明這件事給他們兩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這里就會有一個很顯然的疑問：為何磨坊主會同意讓這些瞎子來工作呢？平托給出了原因：原來磨坊主在搭棚建房的時候，必須取得官府的同意，磨坊主在申請的時候，官府就會要求每個磨坊主收留3個人，并為他們提供衣食，并且每年還會給一些錢，以便他們在去世的時候有錢安葬。也就是說，朝廷以經(jīng)營許可的方式要求磨坊主承擔一些社會責任，這無疑是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

這樣看來，似乎盲人都得到了很好地安置，但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拉達就曾記載說他在街上看到了很多叫花子，其中很多都是盲人。

以此類推，不同的殘疾人被安排到到不同的行業(yè)。

瘸子被安排進編織坊，從事編筐織袋以及其他一些手工活。

對于手殘無法用手者，就給他們一些籮筐口袋，背著到市場上去，替人運送肉魚蔬菜和其他東西，以此掙錢謀生。

手腳雙殘完全喪失謀生能力者，將他們安置在大寺院一類的地方，有很多食品商的妻子在那里為亡靈祈禱，所有為死者做佛事而送的施舍，一半歸他們，另一半歸僧人。

如果是啞巴，則被收容到清貧院一類的機構(gòu)里，凡是在公共場合撒潑耍賴傷風俗的女人，均由他們執(zhí)行懲罰，以此維持生活。

對于社會上存在的一些孤女，由各城負責安頓和送嫁。至于其中所需要的錢，則是“來自從那些被丈夫控為不貞的女人那兒剝奪來的財產(chǎn)”，理由是，既然那些女人行為無恥自甘墮落，那么就用她的財產(chǎn)來撫養(yǎng)一個貞節(jié)的孤女，以此使一些女人得到懲罰，使另一些女人得到撫養(yǎng)。

而沒有勞動力的瘸子，那么他也可以申請讓親屬來養(yǎng)他們。

但是如果沒有親屬，或者親屬也沒有能力贍養(yǎng)他們，那就將他“皇家收容所”：如果連親戚都沒有，或有親戚確實無力撫養(yǎng)，則由皇帝從其收入中按期撥款撫養(yǎng)?；实蹫榇诉€在每個城市建立了頗為壯觀的皇家收容院，那里除收養(yǎng)孩子外，還有在年輕時打仗致殘的，需入院的老人。收容院里這些老少都受到精心的看護和照料。 ——門多薩：《中華大帝國史》，何高濟譯，北京：中華書局，1998：第58頁。

克路士甚至說他沒有看到人乞討，因為那些朝廷會給他們提供住所和糧食：

他們所有的城里都有醫(yī)院，始終是人滿的。我們從來沒有看見有人行乞，因此我們問他們原因何在，回答說每個城里都有一大片地區(qū)，其中有很多房屋供窮人、瞎子、瘸子、老人及上年紀不能行走和無力謀生的人居住。這些人住在所說的房屋里，活著就一直有充分的大米供應，但沒有旁的東西。被接納的人是按照下述方式去這些房屋的。當有人生病，眼睛瞎了或者瘸了，他就向布政司提出申請，證明他說的是實情，那他可以在上述的大館舍里住到死。此外他們在這些地方養(yǎng)有豬和雞，所以窮人無需行乞而活下來。 ——C.R.博克舍編：《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何高濟譯，中華書局，2019年，第20頁。

這幅美好的圖畫讓人想到了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中設想的醫(yī)院：

“在公醫(yī)院治療的病人首先得到特殊照顧。在每一個城的范圍內(nèi)， 鄰近城郊， 有四所公醫(yī)院， 都是十分寬大， 宛如四個小鎮(zhèn)。其目的有二：第一， 不管病人有好多， 不至于擠在一起而造成不舒適；其次， 患傳染病的人可以盡量隔離，這些醫(yī)院設備完善， 凡足以促進健康的用具無不應有盡有。而且，治療認真而體貼入微， 高明醫(yī)生親自不斷護理， 所以病人被送進醫(yī)院雖然不帶強迫性， 全城居民一染病無不樂于離家住院護理?！?/blockquote>

門多薩筆下的“皇家收容所”，實際上養(yǎng)濟院，即朝廷設置的社會保障機構(gòu)。朱元璋出身貧寒，親身體驗過苦日子，故而十分注重社會保障，他說：

吾在民間，目擊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亂離遇此，此心惻然，誓清四海以同樂安。若天下民有一失所，非惟代天之工不盡，亦昧朕初志?？たh其訪求無告者，給屋舍衣食。 ——談遷：《國榷》卷六，清鈔本，第516頁。

朱元璋多次下令：那些年老喪偶、孤苦無依、殘疾患病無法自謀生計的人，由官府負責救濟供養(yǎng)。所以，明代的社會保障相對而言是比較齊備的。

洪武初，令天下置養(yǎng)濟院，以處孤貧殘疾無依者。三年，令民間立義冢，仍禁焚尸。若貧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閑之地，立為義冢。十九年，詔所在鰥寡孤獨，取堪明白，田糧未曾除去差撥者，即與除去；若不能自養(yǎng)，官歲給米六石；其孤兒有田不能自立，既免差役，責令親戚收養(yǎng)，無親戚，鄰里養(yǎng)之；其無田者，一體給米六石，候出幼，同民當差。 ——李東陽：《大明會典》卷八十《恤孤貧》，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9年，第1261頁。

這段文字系統(tǒng)地講述了明代初期的社會福利體系

機構(gòu)收養(yǎng)：設立養(yǎng)濟院作為專門的收容機構(gòu)。

死有所葬：設立公共義冢并保障貧者的安葬權(quán)利。

經(jīng)濟減免：為弱勢群體免除賦稅徭役。

直接救濟：向無法自立者發(fā)放口糧。

孤兒保護：通過“親屬－鄰里－國家”三級體系確保孤兒的成長，并根據(jù)其財產(chǎn)狀況給予不同支持，直至其成年。養(yǎng)濟院的作用無疑是明顯的，比如根據(jù)談遷在《國榷》中記載，洪武七年十一月，就收了1760名符合條件的人員入養(yǎng)濟院。

不僅有養(yǎng)濟院，惠民藥局、漏澤園、旗竿寺、蠟燭寺等社會保障機構(gòu)紛紛設立。

國初立養(yǎng)濟院以處無告，立義冢以瘞枯骨。累朝推廣恩澤，又有惠民藥局、漏澤園、旗竿蠟燭二寺。 ——申時行等：《明會典》卷八十《恤孤貧》，縮印萬有文庫本，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而葡萄牙人所處的時期已經(jīng)是萬歷年間，也就是說明朝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一直延續(xù)的，在葡萄牙人記載中，明代的社會保障十分完備：

沒有躺在床上的瘸子每月領一定數(shù)量的大米，靠這份米和靠他們在醫(yī)院內(nèi)養(yǎng)的一些雞和豬，他們足以維持生活。所有這些都充分付給，沒有失誤。同時因為一般說那些被接納入院的人都是不治之癥，所以他們得到終生的贍養(yǎng)。 ——C.R.博克舍編：《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何高濟譯，中華書局，2019年，第87頁

而且，對于官員有嚴厲的考核，不履職的官員還會遭到嚴懲：

奉賦稅監(jiān)督官之命而被接納入院的人都登記入冊，每年醫(yī)院的官員要報告花費數(shù)字和救濟貧病的情況，如有差誤或玩忽職守，那他們就因此受到嚴懲。 ——C.R.博克舍編：《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何高濟譯，中華書局，2019年，第87頁

具體的嚴懲辦法，呂坤在《實政錄》中記載：

本院出巡，但有攔路跪下門自遞手本而冊造無名者，即系漏報。漏報一人者，甲長十排重責，即罰本犯收養(yǎng)。漏報二人以上者，該吏提宄。漏報五人以上者，有司雖賢，徑注下考，若雖系無目，而家不貧窮又有兄弟子姪或素學生藝自能度日者，不許一概告擾。如違，拏其兄弟子姪重究。

也就是說，符合條件應該被收入保障機構(gòu)的人員應當全部是收進，如果漏報一人，甲長遭受重責；漏報兩人追究官吏責任；如果漏報五人以上，無論多么賢能，都視為考核為下等。這種懲罰不可謂不嚴厲。

那么這些傳教士的記載是真的嗎？明朝的福利制度真的就那么好嗎？

我們還需要搞清楚一名作者這樣記載的目的，他想要用他的文字達成什么樣的目的，這一點上是極為重要的。

很好的例子就是西班牙傳教士馬爾丁·依納爵·德·羅耀拉，他曾經(jīng)短暫抵達澳門，在他的筆下，中國富庶、物資豐富：

黃金和白銀都極為豐富，（兩種金屬）是如此普通，以至于任何一個人，包括官員，在家中也不會沒有金銀器皿以及其他十分豪華的物品。 ——澳門《文化雜志》編：《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的中國景觀》，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42頁。

他說把中國最粗糙的瓷器運到西班牙，西班牙人也會以為這是最好的，因為他們沒有見過更好的；他說單單是廣州附近的船只就比整個西班牙海岸還多。這樣的文字充斥著他的整個記載。他最后總結(jié)道：他們的生活是如此的富庶，樣樣東西他們都綽綽有余，什么他們都不缺。然而，在此時他緊接著說

但他們?nèi)钡囊患?，就是靈魂的得救，這是我們在本歷史書中一再指出的。但愿天主拯救他們。 ——澳門《文化雜志》編：《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的中國景觀》，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43-144頁。

是的，馬爾丁·依納爵·德·羅耀拉之所以賣力地描繪中國的富庶，其核心就是要表達這個地方物資的豐富以及精神上的匱乏，為西班牙皇室支持他的傳教做鋪墊而已。

同理，歐洲人描繪明朝的福利、富庶，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向歐洲人描繪東方的美好，這和馬可波羅描繪東方遍地是黃金并無本質(zhì)差異。

比較幽默的是：極力描繪明朝沒有乞丐的平托，他自己就曾經(jīng)在中國多次乞討。

在這個城里，知府允許我們九人中的三人跟著四個持戟的公差（相當于我們的法警）上街乞討。我們?nèi)匀淮髦叹?，他們帶我們?nèi)チ肆邨l大街，人們所施舍的東西，不論是衣服還是金錢，價值都超過了20多克魯扎多，此外還有很多肉食、米面和水果。根據(jù)當?shù)氐牧晳T，我們和四個公差將這些東西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