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商圣”和初代“財神”，范蠡的商道總體上強調遵從天道自然，要求樹立正確的重商致富觀念。

古代中國以農業(yè)為立國之本。范蠡認為，個人、家庭、社會要以農業(yè)生產為立足之本。但與此同時，他也特別強調產業(yè)的多元化，認為多元產業(yè)才能致富并提高抗風險的能力。

范蠡指出，由于天災人禍的因素，農業(yè)收成與谷物價格存在變化。一旦失控，容易陷入惡性循環(huán)。如果及早準備，并以商業(yè)方式調節(jié)，則可農商兩利。

范蠡還較早地注意到了實業(yè)致富與資本致富的聯(lián)系和區(qū)別?！妒酚洝へ浿沉袀鳌穼Υ诉M行總結，繼而提出“本富”“末富”概念。“本富”是指產業(yè)資本家以經營農、林、牧、副、漁等產業(yè)取得利益，不直接進入市場；“末富”特指商業(yè)資本家，主要是在“通都大邑”經營的中介人，其售賣的商品為加工后的各類生活用品以及高利貸等。

范蠡清醒地認識到，在利潤方面，產業(yè)不如加工業(yè)，加工業(yè)不如商業(yè)，商業(yè)可以通過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游走獲得暴利，因而“末富”在暴富的程度上要高于“本富”。相較之下，“本富”是“盜利于天”，“末富”在一定程度上是“盜利于人”。

在個人經商方面，范蠡也有一套自己的成功學：

首先，“居善地”，占據消費、物流的要沖位置。

范蠡在離開越國后，將創(chuàng)業(yè)、經商的據點選在齊國，原因就是后者具有較好的生產環(huán)境、人文環(huán)境。齊國地處山東半島，而且臨海，物資、交通皆便利，是當時諸侯貿易的主要策源地。

同時，齊國具有良好的商業(yè)文化傳統(tǒng)。姜子牙開國時，就崇尚簡明法令，民風務實崇利。齊桓公時代，管仲頒布了一系列促進商業(yè)發(fā)展的政策。當范蠡經營有方而富至千金時，齊人認為他頗有賢能，還特意請他擔任國相，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此后，范蠡移居定陶，也是看中了它的特殊地利：定陶地處天下之中，在齊趙、鄒魯之間，后者都是春秋時期的富強之國，且彼此之間的物產不同。這就奠定了貿易消費的基石。

其次，把握天地萬物的差異與運行規(guī)律，進而敢于反向投資。

范蠡強調，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在供需平衡中，供給端貨品過多，物價自然走低；當物價低到一定程度，會影響供給端的貨品生產，從而導致供給不足，物價上升；物價上升，又會刺激供給端生產商品；貨品過度，又會反過來影響物價。成功的經營行為就是把握這種變遷與平衡，根據市場行情與價格變化做到“低買高賣”。

再次，經營高質量商品，加快資金周轉。

《史記·貨殖列傳》在總結范蠡經商成功之道時，認為“務完物”“無息幣”這兩點最為關鍵，即高質量商品易受顧客青睞，又具有更高的抗風險能力。高質量貨物與資金流轉之間容易實現良性互動，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實現商品和資金的高周轉。

快速的資金流轉，意味著經商者不能一味追求價格的最高點或最低點，而應在適當時候購入、售出。由此，范蠡主張“無敢居貴”“逐什一之利”，即薄利多銷，不可貪利。

最后，在商業(yè)經營中要懂得使用和培養(yǎng)人才。

范蠡之所以聲名傳于后世，除了自身經商有道之外，還在于他的子孫也很好地繼承了家業(yè)與精神財富。史書記載，范蠡最終“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yè)而息之，遂至巨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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