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話題因筆者近來所閱讀的一則膠東史料而起，其內容與清初發(fā)生在半島區(qū)域的“于七起義”有關，具體收錄于清道光版《蓬萊縣志》當中。

所謂“于七起義”，即棲霞唐家泊人于七（本名于樂吾）在順治五年（1648 年）和順治十八年（1661 年）兩次舉兵反抗清廷統(tǒng)治之事。第一次舉兵，于七中途接受清廷招安；第二次則奮戰(zhàn)到底，最終因強弱懸殊，而在康熙元年（1662 年）兵敗。于七本人從牙山突圍，正史稱其“不知所終”，民間盛傳其輾轉來到嶗山華嚴寺（原名華嚴庵）出家為僧，法號“善和”。

在清代大部分時間里，“于七”都被定性為“土寇”，其舉兵這段歷史，在官方史料也一般稱作“于七之亂”或“于七之變”。至清末，在同盟會發(fā)動“驅除韃虜”革命輿論宣傳的背景下，于七這才以敢于反抗清廷的英雄形象出現(xiàn)在外界面前。此后，“于七之變”也改稱為“于七起義”。

筆者很早就對“于七起義”這段歷史產(chǎn)生興趣。前些年，在撰寫長篇小說《于七的軍師》期間，曾留意收集了不少相關史料。但這些史料的地域范圍集中在棲霞、萊陽（含海陽）、牟平（寧海州）、文登、平度、即墨、招遠、萊州（掖縣）等地，而卻基本沒有見到登州府城蓬萊方面的相應記載。清光緒版《增修登州府志》雖然對于七起義的經(jīng)過有較為詳細的敘述，但該文系站在全局高度上的描寫，亦不曾提及起義對蓬萊當?shù)氐挠绊憽?/p>

以上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其實也在情理之中。蓬萊作為登州府城，當時系清廷在膠東的軍政中心。于七第一次起兵時，尚有登萊巡撫這種級別的大員在蓬萊城中坐鎮(zhèn)；第二次起兵時，登萊巡撫雖已裁撤（注：據(jù)《清實錄》，登萊巡撫是在順治九年裁撤），但蓬萊城中還有登州鎮(zhèn)總兵駐防。在此背景下，攻堅能力較弱的于七所部，并沒有貿(mào)然向蓬萊發(fā)動進攻，而當?shù)匾酂o盟友響應。總體而言，于七起義期間，蓬萊并未受到戰(zhàn)火的直接波及。

大凡事物，皆會產(chǎn)生連鎖反應。于七起義的戰(zhàn)火雖未直接波及蓬萊城，但其連鎖反應還是對當?shù)卦斐闪讼鄳绊憽４舜我榻B的史料，就是直觀體現(xiàn)。

這段史料，本身是《蓬萊縣志》對一位節(jié)孝婦女“楊蕭氏”的事跡記載，其文稱：“楊蕭氏，鄉(xiāng)賢庠生楊大觀妻，年二十九夫亡，撫九歲孤寅生。于七之變，郡人惶恐，氏攜子逃避，寇平紡績教子……”

從以上記載來看，于七起義期間，蓬萊曾出現(xiàn)過“民眾惶恐出逃避難”的現(xiàn)象。而結合“寇平”字眼推斷，這一現(xiàn)象應發(fā)生在于七第二次舉兵時。作為防御相對穩(wěn)固的登州府城，當?shù)貫楹稳猿霈F(xiàn)了恐慌情緒？筆者個人認為，其原因大致有二。

第一方面的原因在于地理區(qū)位。觀看地圖可以發(fā)現(xiàn)，蓬萊西連黃縣、南鄰棲霞、東接福山，共有三個鄰縣。而在于七第二次舉兵期間，棲霞（牙山）系其大本營所在；福山方面則由盟友邢小泉率眾攻城。也就是說，蓬萊三個鄰縣當中，有兩個處在戰(zhàn)火之下。如果放眼整個膠東半島，寧海州城（牟平城）、文登縣城、大嵩衛(wèi)城（現(xiàn)海陽鳳城）均曾被于七不同盟友率軍圍攻，招遠縣亦一度形勢不穩(wěn)。膠東半島三面環(huán)海，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地處半島北部的蓬萊頗有“孤城”之感，產(chǎn)生焦慮實為正常。

第二方面的原因在于歷史陰影。約三十年前的明崇禎五年（1632年），孔有德等明朝叛將發(fā)動登萊之亂。在此過程中，登州府城飽受涂炭，死難者眾多。這一事件給當?shù)厝嗽斐闪溯^大的心理陰影。受此影響，當又有戰(zhàn)亂發(fā)生的消息傳來后，蓬萊城中難免會風聲鶴唳。

在上述兩大因素的交織下，當?shù)乇愠霈F(xiàn)了“郡人惶恐，外出躲避”的情況。只不過由于戰(zhàn)火并未真正波及，縣志不曾專門敘述其事，而僅是從側面簡略提及了。當然，這則史料雖短，但亦有相應參考價值。（本文作者：隋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