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初，在敵我對峙的休戰(zhàn)狀態(tài)中，我乃用全副精神主持干部訓練班事宜。本戰(zhàn)區(qū)所轄部隊，大半都是中央所認為的“雜牌軍”。各軍歷史不同，習性各異，裝備參差，作戰(zhàn)能力也不免有強弱之分。對于這些部隊的駕馭指揮，必須一視同仁，恩威并用，因勢利導，掩其所短而用其所長。

例如川軍和舊西北軍的將領，積習甚深，斷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又如在抗戰(zhàn)前，川軍將領因爭奪地盤，各霸一方，視同敵國。今一旦并肩作戰(zhàn)，自難期其泯除前嫌，融和無間。對付

這些將領，我只有以身作則，并導之以為國家，為人民的大義。人非木石，經(jīng)過長期潛移默化之后，行為習俗都能逐漸改善。

如王纘緒集團軍守大洪山數(shù)載,民國三十年正值鄂北、豫西一帶發(fā)生大饑荒，赤地千里，人民真至易子而食的地步。而一向講求高度生活享受的王總司令，那時竟能與士卒共甘苦，食樹皮草根而無怨。后來王部調(diào)至后方整訓，官兵見襄樊市上尚有白米出售，王部向以不守紀律聞名，那時雖垂涎欲滴，也絕未聞有搶劫米店的事發(fā)生。且抗戰(zhàn)數(shù)年,出生入死，王纘緒所部之功亦不讓友軍?？梢娙诵南蛏?，領導者茍能以身作則，大公無私，天下實無不可用之兵。

其次，如張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團軍積習亦深，軍中煙賭，習以為常。甚至張總司令本人及其部下師長劉振三等均有煙癖。他們沾染于舊社會的傳統(tǒng)惡習，受毒已深，戒除不易，我也雅不愿當面訓斥，使其難堪。

一次，我親赴襄河西岸荊門張部防地檢闊，集合部隊訓話。略謂，我們軍人在此國難期間，為國家、民族圖生存，個人的生命均隨時準備犧牲。難道我們還沒有勇氣與決心來維持軍紀嗎？但是煙、賭兩項，實是軍中的大忌。這兩項如不能戒絕，我們還說什么殺敵報國呢？訓話檢閱之后，我便離開張軍他去，只望其聞言內(nèi)疚，逐漸改正。

孰知張自忠是個血性漢子，他聽了我諄諄開導，自覺慚愧萬分。我離去的翌日，自忠便集合他的部隊訓話，以革除惡習，誓死報國的大義示全軍將士。最后，自忠大聲問：“昨天李司令長官對我們的訓話，你們聽到了沒有？”

全軍將士大聲回答：“聽到了！”

自忠又問：“戒除煙、賭皆好，你們做得到，做不到？”

將士又大聲回答：“我們做得到！”

自忠說，我們要做，應先自我總司令和軍、師長做起。便命副官將他的煙具拿出來，當眾搗毀。并宣布，此后軍中官兵有煙癖的，若不自動戒除，即依軍法懲治。因而第三十三集團軍中原已發(fā)展至無可救藥的煙、賭兩項惡習，數(shù)日之內(nèi)，竟根絕無遺。而戒煙后的張自忠，未兒竟身先士卒，戰(zhàn)死沙場。凡此均可見中國軍人坦率、忠誠的可敬可愛，以及“師克在和”一語意義的重大。

我自桂林回到老河口不久，便接獲可靠情報，敵人受德國閃電戰(zhàn)勝利的刺激，也預備和我們來一個閃電戰(zhàn)。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九月，敵方成立所謂“對華派遣軍總司令部”，以西尾壽造為總司令，扳垣征四郎為總參謀長。二十九年四月中旬，集中了六、七個師團的兵力，要再到隨棗地區(qū)來掃蕩我五戰(zhàn)區(qū)。

我方的部署，大致是(一)以精銳的黃琪翔第十一集團軍八十四軍守襄花路正面。（二）以川軍第二十九集團軍王纘緒(許紹宗代總司令）部守襄河以東地區(qū)。（三）張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團軍守襄河西岸。（四）以孫連仲的第二集團軍守北線桐柏山以北地區(qū)。

戰(zhàn)事于五月一日開始。敵軍仍分三路西進，大致如前次隨棗會戰(zhàn)時的姿態(tài)。不過，此次敵方對我正面只是佯攻，以吸引我主力。另以重兵配以坦克百余輛和飛機七、八十架，自襄河東岸北進，猛攻我許紹宗部。

許部不支，退入大洪山核心。敵遂長驅直入，直搗雙滿，擬與北路會師，對我方主力進行大包圍的殲滅戰(zhàn)。

我即令黃琪翔迅速北撒，以免被圍。敵于五月八日沖入棗陽，與我掩護撤退的第一七三師發(fā)生激哉。我方以眾寡不敵，且戰(zhàn)且走，節(jié)節(jié)抵抗。第一七三師自師長鐘毅以下，大半于新野縣境殉國。而我方主力卻賴以撒出敵人包圍圈。

敵人既撲一個空，我軍乃自外線實行反包圍，由兩翼將敵軍向中央壓縮，加以殲滅。雙方戰(zhàn)斗至為激烈。至十一日，敵卒不支,向東南撤退。十六日，我軍且一度克復棗陽。

此時我方防守襄河西岸的第三十三集團軍尚有一部未參戰(zhàn)，我乃電令張總司令自忠“派有力部隊，迅速渡河，向敵后出擊。”以便將襄河東岸之敵攔腰斬斷。

自忠乃親率其總司令部直屬的特務營和七十四師的兩個團，遵令渡河，于南瓜店附近一舉將敵軍截為兩段。敵軍被斬，乃密集重兵，自南北兩路向張部夾攻。敵兵萬余人，如潮涌而來。

自忠所部僅兩團一營，斷不能抵御，隨行參謀人員暨俄顧問都勸自忠迅速脫離戰(zhàn)場。孰知自忠已下必死決心，欲將敵軍拖住，以便友軍圍攻。

堅持直至所部將士傷亡殆盡，自忠亦受重傷倒地，才對身旁衛(wèi)士說：“對國家、對民族、對長官、良心平安，大家要殺敵報仇！”遂壯烈殉國。為抗戰(zhàn)八年中，集團軍總司令督戰(zhàn)殉國唯一的一人。

自忠在奉命渡河時，曾有親筆信致該集團軍副總司令馮治安，略謂“因戰(zhàn)區(qū)全面戰(zhàn)爭關系，及本身的責任，均須過河與敵一拼。如不能與各師取得聯(lián)絡，本著最后之目標（死)，往北邁進。無論作好作壞，一切求良心得此安慰，以后公私，請弟負責。由現(xiàn)在起，或暫別，或永別，不得而知?！?/p>

足見自忠在渡河前已抱必死的決心。

回憶抗戰(zhàn)開始時，自忠自北平南下，在南京幾被人誣為漢奸而遭受審判。我當時只覺得不應冤枉好人，故設法加以解脫，絕未稍存望報之心。孰知張自忠竟是這樣一位血性漢子，一旦沉冤獲雪，便決心以死報國。在他暝目前的一剎那，“國家”、“民族”之外，對我這位“司令長官”猶念念不忘。我國古代的仁人志士都以“殺身報國”，以及以“死”字來報答“知己”為最高德性，張自忠將軍實兼而有之了。

自忠死后，我方雖損一員能將，然敵在隨、棗一帶，終不得逞。各路敵軍與我軍均陷入膠著狀態(tài)。敵人在五戰(zhàn)區(qū)既無法越雷池一步，乃在六月初再度增援，舍開五戰(zhàn)區(qū)正面，在襄河下游強渡，向六戰(zhàn)區(qū)采取攻勢，與陳誠將軍展開宜昌爭奪戰(zhàn)。

六月一日，敵人一度侵入襄陽、樊城。經(jīng)我們自外線反擊,敵人不敢死守，乃將襄、樊焚毀一空，于六月二日向南審撒。我軍乃于六月三日連克襄、樊與棗陽。

唯六戰(zhàn)區(qū)方面之敵，于六月十四日侵入宜昌，據(jù)城死守,我軍屢攻不克，宜昌遂為敵所有。

自此我五戰(zhàn)區(qū)通往重慶后方的水路被阻。以后只有自老河口翻越崇山峻嶺，改走巴東一線了。

敵人雖占有宜昌，然襄、樊和大洪山一帶，我軍對其威脅始終無法解除。二十九年(一九四O年)九月我軍為策應長沙會戰(zhàn)，曾對宜昌之敵發(fā)動反攻，以牽制其兵力。故敵人對隨、棗一帶我軍根據(jù)地，終視為眼中釘，必去之而后快。

是年十一月，汪兆銘在南京組織的偽政府正式獲得敵方承認。敵人以軍事配合政治，又以幾師團兵力再向隨棗地區(qū)進攻。自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經(jīng)七晝夜的苦戰(zhàn)，襄花路上敵遺尸數(shù)千具，仍一無所獲而返。

敵軍在隨、棗一帶三度受挫，心仍不甘。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一月中旬，合豫、鄂、皖各地敵軍共約七個半師團，重炮一聯(lián)隊，戰(zhàn)車三百輛，飛機百余架，在豫南集結，企圖沿平漢路北犯，打通平漢路。

一月二十五日，敵軍自信陽、確山、駐馬店等地，分六路向西進犯，與我軍展開大規(guī)模的戰(zhàn)斗。是為“豫南鄂北會戰(zhàn)”。敵軍所用的戰(zhàn)略，仍是以大兵團向我主力迂回包圍的老套子。

我對敵我戰(zhàn)斗力估計甚為明白，斷不與敵爭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中其圈套。凡敵包圍尚未合圍時，我便主動地轉移，使敵撲空；然后自外圍向敵反包圍，敵軍也唯有迅速躲避。

就這樣，敵我雙方數(shù)十萬眾，便在豫南平原大捉其迷藏，使敵疲于奔命。敵軍徒有最優(yōu)良的配備與訓練，終莫奈我何，士氣沮喪之極。我軍得機即行反攻，足使敵軍落膽。二月四日我軍一度撤離南陽，敵軍竄入之后，亦不敢守，六日即自南陽遁去。鄂北敵騎兵一度曾竄至離老河口僅三十里的地區(qū)。老河口雖只有一個特務營駐守，我諒他不敢前來。無奈參謀長王鴻部為人謹慎，力主將長官部遷往襄河西岸暫避。我也認為此時沒有與敵軍玩“空城計”的必要，遂率長官部渡河。旋即遷回。是時敵軍因已陷入我軍包圍圈，不敢戀戰(zhàn)，南北兩路一時俱退。豫南、鄂北之戰(zhàn)，遂告勝利結束。

1947年，在張自忠安葬儀式上，李宗仁送挽聯(lián)“英風不泯，浩氣長存”，表達了對這位袍澤的深切緬懷。晚年，李宗仁專門記述張自忠，稱其“為人重義輕利，嚴于律己”。

致敬抗戰(zhàn)名將張自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