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時常感嘆于中國歷史上的皇權崇拜，幾乎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這是韓信被呂雉、蕭何設計誅殺前發(fā)出的最后哀嘆，意思是走到今天這步田地，“一切都是天意”。

早在5年前被劉邦以涉嫌“謀反”綁縛至京城長安之際，韓信也曾發(fā)出過類似的感嘆：“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

從“我固當烹”到“豈非天意”，你可以清晰地看到窮途末路之際的韓信，內(nèi)心指向的都是他自己：“都怪我！”

確實，如果只看這兩句話，你會覺得韓信的死是自作自受——因為他自己都這么認為。

我前面說過，愛殺功臣的皇帝除了劉邦還有朱元璋。我們看看朱皇帝刀下的冤魂，臨死之際說了什么。

李善長，明朝“開國第一功臣”，也是明朝第一位丞相。這么說吧，李善長之于朱元璋，猶如蕭何之于劉邦。就是這樣一位居功至偉的人物，也沒能逃過朱元璋的屠刀。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受胡惟庸案牽連，李善長被朱元璋下令誅殺。臨刑之際，李善長對著朱皇帝說了這么一番話：“吾起自草莽，與陛下布衣相識，佐定天下，功在社稷，今竟以疑似之罪族滅，天道何在？”

“我與陛下同為草民時候就認識了，隨后多年鼎力輔佐您打下大明江山，現(xiàn)在您卻以并不確定的謀反罪滅我全族，還有天理嗎��？”

李善長雖心有不甘，但表達依舊不失風度，明問天道，實問天子。

同樣做過大明王朝丞相的胡惟庸就沒那么含蓄了，臨刑前大呼冤枉，直言“陛下信讒言，誅忠良，必遭天譴” ，可謂振聾發(fā)聵，不知道聽到這話的朱元璋心中會不會咯噔一下。

王朝底定就殺功臣，既不符合人情也不符合天理，就這樣實實在在發(fā)生了。即使幾百年、幾千年之后，當我看到這一幕時依舊心緒難平：人為什么一坐上龍椅就變得面目猙獰心狠手辣？縱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人臣的性命也是不可以隨意索取的。

令我心塞的還有，每當皇帝隨意殺人的時候，都看不到有臣子站出來說一句：“皇上，您雖然貴為天子，也沒有可以隨便剝奪人生命的權力！”相反，幾乎每個在場的人都在這樣想：“用某一個、某幾個人的生命換取王朝長治久安是值得的”，這實際上意味著：人們自覺不自覺地賦予了“皇權上不封頂”以正當性、合法性。

更奇怪的是，這是中國人腦子里天然形成的觀念——就像孩子一出生就會吃奶那樣與生俱來。因此，至高無上的皇權更像人民拱手贈送的。

所以你看，中國幾千年封建王朝史，即使名義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丞相），其權力與皇帝也完全不在一個維度，比如，相權是被監(jiān)督的、是有節(jié)制的（中國歷朝歷代都會設置御史大夫，以監(jiān)督包括丞相在內(nèi)的百官）；而皇權不僅上不封頂，而且不被監(jiān)察、監(jiān)督（雖然歷朝歷代都會設置諫官，但諫官、拾遺之類的崗位，更像給皇帝提個補充性建議之類用的，并不具備監(jiān)察職能）。

當皇權崇拜幾乎成為全民族的底色，孟子與黃宗羲的價值就凸顯出來了。

孟子，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他認為百姓是國家存續(xù)的根本，君主的地位應依附于國家與百姓，而非凌駕于其上。若君主暴虐無道、損害百姓利益，百姓有權推翻其統(tǒng)治。尤其他那句“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可謂振聾發(fā)聵，震古爍今！無怪乎當洪武皇帝看到這句話時異常憤怒，當即下令將孟子牌位逐出文廟，不許配享祭祀。

隨后近1900年的時間里，中國鮮有像孟子這樣敢于直接挑戰(zhàn)君權的大思想家，直至黃宗羲的出現(xiàn)。

黃宗羲，生于明萬歷三十八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一生都活在朝代大更替年代。其主要作品《明夷待訪錄》，對君主專制進行了系統(tǒng)性批評，提出君主是“天下之大害”，主張人民是國家主體，是中國近代民主的雛形。

黃宗羲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

黃宗羲的時代，普通人對世界幾乎一無所知，即使朝中大臣對世界也知之甚少，比如那時曾認為歐洲各國的國名是“編造出來的謊言”，關于歐洲的傳說根本就是“荒渺莫考”。

雖然那時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西方耶穌會傳教士，已經(jīng)給中國帶來了英法等國的早期思想成果，但是西方文明真正被中國知識分子大面積接觸，要遲至300年后的“戊戌變法”。

黃宗羲思想的源頭在孟子。

但我認為黃宗羲比孟子更了不起，孟子的思想誕生于“百家爭鳴”時代，那個時代周王室已經(jīng)衰落，各種學說思潮大爆發(fā)，孟子學說只是諸多學說之一；黃宗羲生活的時代不一樣，中國自朱元璋始越來越專制，尤其滿人建立的清政府，更是將皇權、君權推向極致的高度，這個時候依然敢說出“君主是天下之大害”，不僅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氣，但其真正的意義在于，他提醒時人及后人認真思考：上不封頂?shù)幕蕶�，有正當性嗎�?/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