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參考歷史資料結合個人觀點進行撰寫，文末已標注相關文獻來源。

（慨而就死 韓通）

其實如果不是被王彥升給發(fā)現了，韓通還是很有可能成事的。

為什么這么說？

因為韓通離開宮內打算調兵做殊死一搏的時候，趙匡胤的軍隊還在城外，正在往里走的呢。

韓通是侍衛(wèi)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他手里能調動相當大一部分京城的衛(wèi)戍部隊，如果韓通能夠行動迅速，關閉城門，就能和趙匡胤做長期抵抗，就算長期抵抗不了，趙匡胤和平兵變的計劃肯定是會流產的。

而如果韓通能夠暫時守住開封城，那變化就更多了，他甚至可以為外地的援軍，比如李重進，李筠的到來創(chuàng)造有利的條件。

值得一提的是，李筠和李重進都是趙匡胤篡后周之際為數不多的殉節(jié)者，李筠是后周大將，為了反抗趙匡胤的統(tǒng)治不惜勾結北漢，最終戰(zhàn)敗，引火自焚。

至于李重進，他是周太祖郭威的外甥，在揚州起兵反抗趙匡胤，兵敗不敵，也舉火自焚而死。

這兩個人的死，其實很有代表性。

李筠是五代時期傳統(tǒng)的武人，他的死是五代武人專政時代的句讀，而李重進是貴族，是皇親國戚，他的死則代表了貴族政治時代的絕響。

在熊熊的大火之中，一個由文官執(zhí)笏，寒門秉燭的新時代緩緩展開它嚴密的經緯。

老規(guī)矩，新皇帝開國，第一件事兒，那就是改革，這對趙匡胤來說也是勢在必行，如果他要建立一個長期的，穩(wěn)固的，不容易出現權臣的國家，他最先要做的，就是中央集權。

我們知道，在中晚唐之后，宰相，也就是同平章事的權力是非常大的，甚至說這不僅僅是中晚唐的問題，從設立宰相制度以來，千百年來君權和相權傾軋不休，有時候宰相的權力甚至可以膨脹到讓皇帝都乖乖就范，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趙匡胤創(chuàng)造性的開創(chuàng)了三權分立政策，在宰相之下又設置了參知政事，樞密使，三司使。

（宋太祖趙匡胤）

參知政事，相當于副宰相，意在分割宰相的民事權力。

樞密使負責調兵遣將，意在分割宰相的軍事權力。

有讀者說那樞密使能掌握軍權，萬一他圖謀不軌，他造反怎么辦？

嗨，那是不會的，因為還有具體的將領來分樞密使的權，樞密使只有調兵權，而沒有調兵的權力。

三司使則負責管理國家的財政，負責鹽鐵，度支，戶部這些事情，這等于是又把宰相的財政權做了分割。

但是我們要注意，這種所謂的三權分立，它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立法，行政，司法分立，本質上還是由皇帝主導下的軍政，民政和財政，那這么一分權，分走的是宰相的權力，鞏固的卻是皇帝的權力。

這是趙匡胤在中央官制上的改革，在地方上，皇帝則抬高了文官的身份，以前在地方，最高長官往往是節(jié)度使，指揮使，是武將，皇帝做出了調整，將地方的長官改為知州，在知州之外又設置了通判，您看，這個操作其實就是重文抑武，抬高文人的地位，打壓武人的權勢，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地方叛亂的風險，為什么要讓文官做長官？因為文官孱弱，他們通常缺乏軍事支持，只能依賴于中央。

那既然有了知州，為什么還要設置通判呢？很簡單，太祖皇帝就喜歡這么一環(huán)套一環(huán)，他設置通判是為了牽制知州。

我們常說，宋太祖重文抑武，導致了宋朝文風過熾，軍事則積貧積弱，這個觀點是怎么來的呢？

根據傳說，說宋太祖趙匡胤在自己睡覺的房間里，立了一塊石碑，石碑上有很多約法，就是皇帝給自己，以及后代趙氏皇帝定下的規(guī)律，比如要善待柴氏后代，不能對他們加以刑罰，不能殺害上疏向皇帝覲見的大臣等等，其中就還有一條是這樣的：

不得殺士大夫。

所以大家就感覺，說太祖對文人太過優(yōu)容，是他重視文人，輕視武人，但其實并不是這樣的，趙匡胤的確輕視武將，但他對文人也說不上重視，皇帝曾經和心腹大臣趙普說：

五代方鎮(zhèn)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干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之一也。

這句話的意思是，趙匡胤說，五代時期，地方藩鎮(zhèn)的武將暴虐殘忍，百姓深受其害，現在朕選拔了幾百個精通治政的文官，讓他們去治理各地的藩鎮(zhèn)，這樣就算幾百個文官全都貪污腐敗，他們的危害也比不上一個武人。

那對于趙匡胤來說，任用文官不是因為就是要重用他們，要提拔他們，或者對他們有特殊的好感，而只是因為他們產生的不良影響比武將小太多了，他任用文官更多是作為一種相對更安全，危害更小的替代方案。

或者我們可以說，宋太祖是只是想要抑制武將，但并沒想過要崇文。

（宋代文官俑）

那么問題來了，盡管曾經涌現過不少名將，但北宋的軍事能力積貧積弱是不爭的事實，既然宋太祖沒有刻意的造成這種局面，那這種局面是怎么出現的？

作者以為，是頂層設計出了問題。

趙匡胤自己是武將出身，通過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做了皇帝，如果說他有恐懼，那么他最恐懼的就是下一個趙匡胤的出現，所以趙匡胤的軍事改革都圍繞著一個核心目標，那就是他要從根本上杜絕武將擁兵自重，威脅中央的可能。

剛才我們說，國家的軍事大權掌握在樞密使手里，但樞密使有權調兵，卻沒有權力統(tǒng)兵，而具體負責統(tǒng)領軍隊的部門也被細分成了三個，一個殿前司，一個侍衛(wèi)親軍馬軍司，一個侍衛(wèi)親軍步軍司，這三個司等于是把統(tǒng)兵的權力也分割開了。

反正趙匡胤就是一個綱，部門越多，管理者越多，權力就越不會集中在一個人或者一個單位上，拿軍事來說，這就叫做：

兵符出于樞密，而不得統(tǒng)其眾，兵眾隸于三衙，而不得專其制。

武將的權力和地位縮小了，下降了，而且是下降縮小的特別厲害。

而且趙匡胤研究的太細了，他在軍中還廣泛執(zhí)行更戍法，就是讓各地的軍隊輪流駐守，不讓他們長期在一個地方，定期要換防，將領也要換是士兵也要換，結果就造成了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的情況，你這么一整，將領就難以和士兵建立長期的關系，忠誠度就不夠，凝聚力和戰(zhàn)斗力自然也就不太行。

再說這個打仗的遙控制度，就是指揮在京師，臨敵千里外。

這是一種制度性的缺陷，打仗的時候，皇帝在開封，樞密使也在千里之外的京城，通過事先授予陣圖來遙控指揮，武將必須依圖作戰(zhàn)，嚴重缺乏臨機決斷的權力。

當然實際上真打仗的時候是不是這么打，那還有待商榷，史料上還有值得推敲的地方，但如果是真的，那可以說是很魔幻了。

這相當于農民要種地，皇帝把什么時候播種，什么時候澆水，什么時候育肥，什么時候收割都寫好了，必須按照這個時間執(zhí)行，突然遇到自然災害，洪災旱災蝗災等等，老百姓還得硬著頭皮種，到最后握著一堆枯草等批復。

這還相當于太醫(yī)院給遠征的軍隊配好藥方，藥方上寫著出門在外，只許用柴胡和黃連，因為柴胡治發(fā)熱，腹瀉用黃連，結果士兵們到了戰(zhàn)場上瘴氣中毒，隨軍的郎中也不敢換藥。

面對瞬息萬變的戰(zhàn)場，這種僵化的模式將會屢屢貽誤戰(zhàn)機。

（宋代士兵）

本來武將的發(fā)揮就受到制度的限制，皇帝也好，朝廷也好，他們對武將還處于極度不信任的狀態(tài)，北宋一朝的整體軍事策略，從后晉后周時期的開疆拓土變成了守內虛外，北宋最精銳，戰(zhàn)斗力最強的軍隊駐扎在京師，因為擔心兵變嘛，駐扎在京師是為了防止內亂，而不會把這樣強悍的戰(zhàn)斗力用到外患上，對于遼朝，西夏則長期處于守勢，通過歲幣的方式來購買和平，這么整，軍隊的進取心也沒了，實戰(zhàn)經驗也沒了。

宋朝還執(zhí)行募兵制度，和別的朝代不同，別的朝代，碰到大災之年，流民遍地，很容易就起義造反了，北宋不是，一到災民，朝廷干脆把大量的災民都招募為了士兵，讓他們成為國防力量的一部分，作者以前在雜志上看到一個記載，說宋仁宗的時候，這種饑民士兵的數量能達到一百多萬。

人是夠多了，但是毫無戰(zhàn)斗力可言。

都說人多力量大，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人多，軍餉就更多，天下六分財物，五分養(yǎng)兵，能不積貧積弱么？

其實為什么北宋一朝的軍事力量弱小，武將和士兵的戰(zhàn)斗力不高這個問題，還有很多原因，但因為不在本書主題之列，就不贅述了，但作者想要總結的是，弱不是天生的，之所以弱，是因為開國之初為防范武人而設計的整套政治和軍事制度，系統(tǒng)性的持續(xù)性的壓制和束縛了武將的手腳。

那最終，這套設計造就了一個極度安全于內，但又極度脆弱在外的王朝。

平時還好，西夏割據，地理位置在當時來說又不好，遼朝漢化進程逐漸變慢，內亂又多，所以北宋的這套設計還頂用，但是當遇到金，蒙元這樣組織嚴密，戰(zhàn)斗力極強的外部壓力時，軍事體系的低效和脆弱根本藏不住，那是暴漏無疑，用馬后炮的視角來說，北宋的靖康之恥，難道和這套設計沒有百分之一的關系么？

未來還沒有發(fā)生，但現在，趙匡胤要給這套設計做一個完美的收尾，接下來即將上演的，是堪稱中國歷史上經久不衰的一次大戲，那便是——

杯酒釋兵權。

參考資料：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

《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二》

李海泳.試論北宋初期兵制改革中的趙匡胤.殷都學刊,1999

李玉環(huán).北宋初期趙匡胤的財政改革.中國財政,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