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紀念館里，保存著一本紅軍戰(zhàn)士使用過的識字讀本。

這本紅軍識字課本，搜集于1957年，由黔東南州錦屏縣的農民楊鴻炳捐贈。雖然歷經歲月洗禮，封面有些破損，但還是能清晰地辨認書名。和現在的教科書比起來，它要小很多。其外形做得如此“袖珍”是為了讓紅軍戰(zhàn)士方便放進軍服口袋，隨身攜帶使用。

課本一共有52頁，分成49節(jié)課。從最簡單的一二三四五、春夏秋冬開始，教紅軍戰(zhàn)士認字。作為一本軍隊的識字課本，“學刺槍，學劈刀，學瞄準，學打手榴彈”等軍事技能教育，也貫穿到文化課中。而課本的最后一課，教給了紅軍戰(zhàn)士這樣的道理：“第四十九課：我們是工農的兒子，自愿來當紅軍，完成蘇維埃給我們的光榮任務。為著工農解放奮斗到底?！?/p>

我們是誰？我們?yōu)楹味鴳?zhàn)……思想政治教育貫穿在課本之中。讓這些出身貧苦的紅軍戰(zhàn)士，在學會識文斷字的同時，也學習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道理。為了讓更多的戰(zhàn)士學習文化啟發(fā)覺悟，紅軍每到一地駐扎休整時，都會創(chuàng)造條件，設置一個“學習室”，組織學習。

在艱苦的環(huán)境中，紅軍還創(chuàng)造出很多學習方法，比如在行軍途中，宣傳員會在背包上掛一塊小木板，寫上幾個字，走在后面的戰(zhàn)士就可以邊走邊認。

紅軍不光讓戰(zhàn)士們識字，也教根據地的老百姓識字，“開啟民智”。

由于中國古代經歷了上千年的秦制帝國時代，秦制帝國時代的君王和官吏為了維護他們的統(tǒng)治地位，對老百姓實行愚民政策，想方設法讓老百姓“變得越笨越好”，老百姓越笨，他們在統(tǒng)治老百姓的時候就越有“智力優(yōu)勢”，他們說啥老百姓就越信啥而不質疑他們，所以一些飽受秦制帝國愚民思想熏陶的舊士紳就看不明白共產黨的做法。他們問：“你們開啟民智，讓老百姓識字，老百姓有了獨立的判斷是非的能力，就不會你們說什么他們就信什么了。你們就不怕老百姓和士兵們聽了國民黨的宣傳，不再信你們了嗎？”

共產黨人的回答是：‘共產黨人所信仰的是宇宙的真理，共產黨人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真理是不怕與歪理邪說放在一起作比較的，真理也不怕與歪理邪說展開辯論，真理是越辯越明的。如果老百姓識字之后看了反動派的一點宣傳資料就不信我們了，那我們信仰的東西如此脆弱，還能叫真理嗎？既然我們相信我們信仰的是真理，那么我們就有信心當老百姓看到了反動派的宣傳資料之后仍然會選擇相信我們，甚至說會更相信我們！同樣的道理，讓老百姓看到反動派是如何對待他們治下的老百姓的，與根據地老百姓的地位作對比，老百姓自然也會判斷出誰才在真正為了人民利益，誰在魚肉百姓，愚弄人民！’’

關于共產黨人的自信、大度、坦誠，在1936年西安事變前夕訪問陜北紅色根據地的斯諾的那本著名的《紅星照耀中國》中有客觀公正的描述。

斯諾當時是以中立的立場對待南京和延安方面的，不存在偏袒誰的問題。斯諾親自寫道：毛教員發(fā)出指示，對于斯諾在陜北紅色根據地的所見所聞，所寫的文章，所拍的照片，不做任何審查。

對于斯諾選擇誰做采訪對象，想看哪里，共產黨人也不對其作任何限制。斯諾享有在方便的情況下隨時采訪任何人、參觀任何地方的自由。這是周親自向他承諾的：“你見到什么，都可以報道。”

敢讓媒體記者無死角觀察、采訪，“見到什么都可以報道”；敢不對記者的采訪稿作任何的審查，共產黨就是如此光明磊落、如此自信！

這樣的共產黨，誰不愛？誰不敬？當時的延安成為全國有志青年心中的“圣地”，成為“承載中華民族復興希望的燈塔”，可謂實至名歸！

共產黨人如此自信和磊落，根源在于共產黨人對真理的信仰和對人民的忠誠。

反觀國民黨反動派，他們嘴上當然也說他們“信仰的是真理”，也說他們“對人民忠誠”，但他們心里是否也相信他們嘴里說的那一套呢？從反動派的事實表現看，他們是心虛的，他們自己估計都不信他們嘴上說的那一套。他們嘴上說的東西是假的，是為了欺騙老百姓的。在國統(tǒng)區(qū)，反動派查禁進步書籍，查封報社等新聞機構，將他們的“心虛”暴露無遺。反動派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所宣揚的所謂“真理”其實是歪理邪說，當真正的“真理”出現，他們的歪理邪說就會被駁倒，就無法再欺騙老百姓了；他們所宣揚的“善待”老百姓其實也是假的，很多罪惡被他們掩蓋了，他們怕新聞媒體的曝光，就像老鼠怕見到陽光一樣。

就像周明確跟斯諾說的那樣“不許新聞記者到蘇區(qū)來的，不是我們，是國民黨”，可見，干涉新聞自由，是反動派的“標配”。

好在歷史是公正的，反動派最終被人民拋棄，真正對人民忠誠的力量取得最后的勝利。

新中國建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走在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康莊大道上，不斷賡續(xù)輝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