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進化論，大家腦子里第一個冒出來的名字，必然是查爾斯·達爾文。

教科書把他寫成孤膽英雄，1859年一本《物種起源》橫空出世，從此人類認清了自己和猩猩是一家。這套敘事太流暢，以至于很多人下意識覺得：進化論就是達爾文發(fā)明的。

但稍微翻翻史料，就會發(fā)現(xiàn)這里面水深得很。

達爾文固然是個聰明人，但要說他“發(fā)現(xiàn)”了進化論，這其實是個神話。他更像是把一堆早就存在的想法，打包成一個帶“英式哲學濾鏡”的故事，再貼上科學標簽。

換句話說，達爾文是那個在宴席開完之后，沖上去把剩菜收拾成盤的人，然后告訴大家：這桌菜是我做的。

進化論，人人都知道

先撇開達爾文，想一想：進化的概念到底稀罕嗎？

古人早就明白生物是會變化的。

農(nóng)民一邊種田一邊搞“人工選擇”。種子要挑飽滿的，牲畜要留壯的，久而久之，植物和動物都被人類改造了。這就是進化的實踐。

你甚至不用高深的科學，只要看看今天的玉米和幾千年前的野草，看看家養(yǎng)的狗和野狼，差別肉眼可見。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本質(zhì)上就是把農(nóng)民早就知道的事套了個學術(shù)殼子：既然人能選，那大自然當然也能選。

所以，進化論并不是達爾文的“靈光一現(xiàn)”。

爭議的焦點，其實不在“生物會不會變化”，而在“到底是什么力量推動這種變化”。

被遺忘的先驅(qū)：羅伯特·錢伯斯

在達爾文之前，已經(jīng)有人寫過暢銷書，正面挑戰(zhàn)了“上帝一次性造物”的說法。那本書叫《自然史的痕跡》（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作者是個不太出名的地質(zhì)學愛好者羅伯特·錢伯斯。

這書一出就炸了，19世紀版的暢銷書，女王維多利亞的丈夫阿爾伯特王子每天晚上讀給她聽，林肯也被深深打動，甚至連英國桂冠詩人丁尼生都說好。

最關(guān)鍵的是，這書第一次把“物種會變化”這種思想，大規(guī)模推向了大眾。換句話說，錢伯斯才是那個真正點燃了公眾想象的人。

問題在于，錢伯斯沒有達爾文那么“學術(shù)派”，他身份只是個“業(yè)余人士”，所以學界大佬們看不上他，覺得他“不夠哲學”，甚至“業(yè)余”。

達爾文自己也直白承認：如果我的想法被錢伯斯先說出來，那我豈不是只能引用一本被科學家瞧不起的書？這樣我的理論根本傳不出去。

于是，你就能理解為什么后來大家只記得達爾文，而把錢伯斯徹底忘掉了。

達爾文的“擰法”：從愛到斗爭

那么，達爾文到底加了什么“新料”？

答案很簡單：他給進化論換了個價值觀濾鏡。

錢伯斯眼里的世界是溫情的：各種生命各有其位，甚至上帝在其中也有角色。這種進化觀很溫和，聽起來像一首浪漫的自然詩。

達爾文卻完全不同。

他在看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后，靈機一動，把“資源有限、個體競爭”這一套硬塞進自然界，于是才有了“適者生存”。

在他筆下，世界不是和諧共處，而是血淋淋的競爭——強者活下來，弱者淘汰。

從此以后，進化論變成了一場殘酷的社會隱喻，幾乎成了資本主義世界觀的科學版。

后來的學者直言：達爾文的自然觀，基本就是19世紀英國資本主義的翻版，把競爭、淘汰、效率至上這一套搬到自然界，順便讓科學給它背書。

所以你看，這不是科學“客觀發(fā)現(xiàn)”，更像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投射。

“適者生存”，到底在說啥？

達爾文最喜歡的口號，是后來借用赫伯特·斯賓塞的那句：“Survival of the fittest”（適者生存）。問題是，“fit”這個詞，模棱兩可得很。

如果你把它解釋為“適應環(huán)境的”，那“適者生存”就等于“能活下來的活下來”，這完全是廢話。如果你把它解釋為“繁殖成功的”，那又變成“繁殖成功的人才能繁殖成功”，依舊是循環(huán)定義。

這就是為什么不少學者批評達爾文的進化論，本質(zhì)上是一種“偽解釋”。

它看似有邏輯，其實是套 tautology（同義反復）。一句話解釋：它更像是給現(xiàn)實貼個標簽，而不是能做預測的科學理論。

舉個例子：牛頓的力學能告訴你，明天蘋果會以多少加速度掉下來。而達爾文的理論，卻只能在事后說：“它活下來了，因為它適應。”

這就像一個教練，在球隊贏球之后總結(jié)：“他們贏球是因為他們比對手強。”這話說了等于沒說。

誰才是真正的“進化論之父”？

到這里，問題就有意思了。

達爾文是不是天才？毫無疑問，他的確在細節(jié)上比前人更系統(tǒng)，他用馬爾薩斯的邏輯把進化論變得“硬核”。

但要說“發(fā)現(xiàn)”進化論，恐怕是神話。他更像是那個精明的編輯，把前人的思想打包加工，換了個更殘酷、更符合維多利亞社會氣質(zhì)的包裝，然后丟進科學市場。

錢伯斯才是讓大眾第一次接受“物種會變化”的人，但因為身份、學術(shù)地位、宣傳方式，他被歷史遺忘。最后撈到名聲的，是那個更會迎合學界和社會氛圍的達爾文。

這套劇情，你是不是很熟悉？換成今天的科技圈，也是類似的套路：有的人最先點燃了火苗，真正賺到錢、名聲的，卻是后來者。

小結(jié)

所以，達爾文到底是“發(fā)現(xiàn)”還是“發(fā)明”了進化論？

更準確的說法是：進化論早就存在，達爾文只是給它加了一層資本主義式的解釋。他讓自然界看起來像一場永不停歇的市場競爭——強者吃肉，弱者被淘汰。

這樣的敘事在當時無比契合時代，既能說服科學界，也能取悅工業(yè)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這就是為什么今天我們還記得達爾文，而忘了錢伯斯。

科學史，從來就不只是科學史，它還是一部社會學和宣傳學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