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1522年嘉靖皇帝繼位后，曾經(jīng)輝煌一時的大明王朝開始一天不如一天。

不但“南倭北虜”的邊患問題越來越嚴峻，各地的民變也層出不窮。

這種情況下底層老百姓的生活越來越難以維持。

為了能夠繼續(xù)活下去，一些年輕人背井離鄉(xiāng)，來到富庶的江南謀生。

貝蘭堂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把家從從浙江蘭溪遷到蘇州的。

因為從小就在藥鋪里面當學徒，對草藥非常的熟悉，所以貝蘭堂安穩(wěn)下來之后便擺了個草藥攤，以此為生。

雖然蘇州老百姓的生活相對來說還不錯，但只有窮人才會光顧的草藥攤是根本掙不了幾個錢的。

經(jīng)常一天忙活下來，貝蘭堂的收入還不夠吃一碗面。

面對如此困境貝蘭堂沒有選擇轉行和漲價，而是決定對窮人賒賬，并免費替人看病。

古代幾乎所有的藥鋪大門上都掛著“寧可架上藥生塵,但愿世上人無病”的對聯(lián)。

但實際上老百姓沒錢根本看不了病，也抓不了藥。

貝蘭堂的這個做法無疑是開了先河，因此慢慢他的生意越來越好。

簡陋的草藥攤也變成了小有名氣的“貝記藥鋪”。

生意做大了以后貝蘭堂沒有被金錢沖昏頭腦，他不但繼續(xù)堅持自己“貧者賒賬、重病施藥”的仁醫(yī)政策。

還定下了：貧者不取分文，急癥不候時辰，疑難不避風險的行醫(yī)宗旨。

除了對醫(yī)館上心，對病人負責，貝蘭堂對子女的教育也非常重視。

貝家后人所恪守的“勤儉持家、誠信待人、耕讀傳家”的家規(guī)，就是貝蘭堂提出來的。

那個時候有錢人的生活都是很奢靡的，但貝蘭堂是個例外。

他沒有和其他的商人一樣去花天酒地，而是花重金請來了名師授課，讓子女接受最先進的教育。

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貝蘭堂堅信“富貴傳家，不過三代，道德傳家，十代以上”。

他的一番苦心沒有白費，接受過正統(tǒng)教育的子孫輩都很有出息，不但完美的繼承了貝家基業(yè)，還讓生意做的越來越大。

清朝中期，貝家第七代出了一個叫貝慕廷的后輩。

這個貝慕廷和先祖貝蘭堂一樣，天生就對做生意有過人的天賦。

在他的努力下，貝家的醫(yī)藥生意走出了蘇州，短短幾年時間就擴展到了全國。

這不但讓蘇州貝家的實力更上了一層樓，也讓他本人成為了“蘇州四富”之一。

人杰地靈的蘇州是有錢人的天堂，顯赫一時的大家族多不勝數(shù)，但這些家族十有七八都逃不脫“富不過三代”的宿命。

貝家卻完全沒有這方面的擔憂，每一代人都很出色，整個家族越傳承反而越紅火。

清朝末年中華大地進入了最為屈辱的黑暗期，許多傳承有序的大家族在頻繁的戰(zhàn)亂中土崩瓦解。

貝家當時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

就在很多人等著看貝家淪落笑話的時候，兩個人的出現(xiàn)卻再次為貝家續(xù)上了生機。

二、

這兩個人就是貝家第十三代子孫當中的佼佼者貝理泰和貝潤生。

貝理泰生于1866年，比貝潤生大四歲，是光緒十六年的秀才。

從小就接觸西方教育的貝理泰眼光很獨到，考中秀才后他覺得滿清政府已是無可救藥，所以果斷的放棄了學業(yè)，不再繼續(xù)讀四書五經(jīng)。

當時貝家的商業(yè)重心已經(jīng)轉移到了上海。

作為家族最優(yōu)秀的晚輩，貝理泰也被安排到上海來發(fā)展。

一次幫家族在銀行辦理業(yè)務的時候，貝理泰親眼看到銀行外籍工作人員盡然在華夏的土地上呵斥中國老百姓。

這件事情給貝理泰帶來了很大的觸動，讓他義無反顧的投身到了金融行業(yè)。

49歲這年他入股并進入了上海商業(yè)儲蓄銀行，只用兩年的時間就做到了蘇州分行經(jīng)理的職位上。

手中有了權利后，貝理泰調(diào)整銀行的業(yè)務方向，讓普通的老百姓只需花一元錢就可以在銀行開一個戶頭。

如此一來社會上的零星存款大量的涌入了貝理泰所在的銀行。

有了資金來源，貝理泰趁熱打鐵，相繼開辦了旅行部，代購火車、輪船票及開發(fā)旅行支票等業(yè)務。

銀行領域的成功不但讓貝理泰成為了上海灘有名的金融大鱷，也讓貝家的子孫多了一條可以選擇的賽道。

和哥哥貝理泰不同，貝潤生從小就對實業(yè)感興趣，16歲來到上海后便進入了瑞康顏料行當學徒。

經(jīng)過十二年的摸爬滾打，貝潤生終于當上了瑞康顏料行經(jīng)理。

懂技術、懂經(jīng)營，還不缺資源的貝潤生借著瑞康顏料行這個踏板，有條不紊的躋身進了上海染料市場。

39歲這年，貝潤生當選上海商務總會議董，成為了當時名副其實的“染料大王”。

1917年，手中掌握著大量資產(chǎn)的貝潤生開始在上海大肆置辦產(chǎn)業(yè)。

他先是花重金在上海的繁華地段購置了上千套房產(chǎn)，然后又用80萬銀元從民政總長李鐘鈺手中買下了獅子林。

這一年他才47歲，但當時他所積累的財富，卻是很多商人好幾輩子都攢不下來的。

貝理泰、貝潤生兄弟兩人所從事的行業(yè)不一樣，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愛好，那就是熱衷于公益，并對教育事業(yè)特別上心。

他們的崛起不但讓已經(jīng)有些日薄西山的貝氏家族煥發(fā)出了新的活力，還給當時很多迷茫的中國商人樹立了一個好榜樣。

貝理泰的兒子貝祖詒也是非常厲害的金融人才，1914年，才21歲的他就當上了中國銀行北京總行會計的職務。

后來他一直都在中國銀行任職，擔任過廣州、香港、上海分行經(jīng)理及總行副總經(jīng)理。

1945年被推選為中央銀行總裁。

這個總裁貝祖詒只當了兩年，就因為派系斗爭被迫下臺，出任駐華盛頓中國技術代表團團長。

這一次不成功的從政經(jīng)歷讓貝祖詒對國民黨政府大失所望，因此他遷居美國，并大力支持貝家子孫到國外求學。

三、

在貝祖詒的支持下，貝家第十五代子孫學歷都比較高，成才率也更勝前幾代。

這其中最出名的當屬貝祖詒的兒子貝聿銘了。

1917年出生于廣州的貝聿銘10歲的時候就來到了上海，就讀于上海青年會中學。

在學校讀書的那段時間，貝聿銘對建筑行業(yè)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

1935年，18歲的貝聿銘來到了美國，先后進入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學院和麻省理工學院。

1940年，23歲的貝聿銘獲得了麻省理工學院（MIT）建筑工程學士學位。

雖然當時很多美國著名企業(yè)都給貝聿銘伸出了橄欖枝，但對建筑行業(yè)異常熱愛的貝聿銘還是選擇繼續(xù)進入哈佛大學設計學院深造。

1946年，他順利拿到了哈佛大學設計研究生院建筑學碩士學位。

至此貝聿銘開始了自己的開掛人生，美國的建筑設計領域掀起了一股經(jīng)久不息的“貝氏旋風”。

約翰·肯尼迪圖書館、美國國家美術館東館、北京香山飯店、盧浮宮拿破侖庭院內(nèi)的玻璃金字塔、香港中國銀行大樓等全球著名的建筑都是貝聿銘的杰作。

因為他的實力確實是獨一檔的存在，所以1983年貝聿銘獲得了建筑領域的國際最高獎項普利茲克建筑獎。

貝聿銘的成功給貝氏家族其他的后輩樹立了一個完美的榜樣，他之后貝家的子孫都把哈佛大學當成了深造的第一選項。

包括貝聿銘子女在內(nèi)，貝氏第十六代子孫很多人都上過哈佛大學。

縱觀貝氏家族的發(fā)展史就會發(fā)現(xiàn)，他們家族的人一直都沒有停止學習，一直都在恪守“耕讀傳家”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曾經(jīng)有一段時間很多人都在鼓吹國外的“快樂教育”，說那才是教育應該有的樣子。

其實這完全就是扯淡。

國外所謂的“快樂教育”是社會底層人民沒辦法的躺平選擇，真正精英階層的孩子從不提倡“快樂教育”，他們每天都在不斷的學習。

那個刻苦勁頭比之國內(nèi)有過之而無不及。

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知識改變命運”這句話放在全球的任何一個地方都適用。

貝家能夠富過17代的原因就是從始祖貝蘭堂開始，一直都很重視教育，想盡各種辦法讓后輩學習更多的知識。

如果貝氏的后輩們沒有掌握了更多更廣的知識，他們根本不可能拋開中醫(yī)藥行業(yè)，進軍金融、染料、藝術以及建筑等領域。

貝氏家族是這樣，世界上其他傳承久遠的大家族也是這樣。

所以千萬不要在相信“讀書沒用”這樣的鬼話了，很多人這一輩子唯一逆天改命的機會，就是讀書的那幾年。

最重要的是這個機會是非常公平公開的，對誰都一樣。

一旦錯過了這個寶貴的機會，再想要咸魚翻身就會難上加難。

因為以普通人的身份進入社會以后，圈子、人脈、背景等一些看不見的資源會排在能力的前面，你到底行不行是別人說了才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