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渡江戰(zhàn)役勝利后，解放臺灣的工作便被提上了日程。

次年5月，解放臺灣的前線指揮部成立，由粟裕任總指揮；6月，毛主席在七屆三中全會上再次重申了解放臺灣的決心，解放臺灣似乎指日可待！

然而，在此萬事俱備之際，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了，東北局勢急轉直下，而與此同時，美國的第七艦隊也開進了臺灣海峽，阻止我軍渡海作戰(zhàn)。為了避免陷入兩線作戰(zhàn)的困境，解放臺灣的事宜只能暫時擱置。

以上，是我們很多人的普遍認識。但除此之外，導致解放臺灣計劃擱淺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時任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的叛變。

那么，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蔡孝乾，中國臺灣省彰化縣人，1908年出生。

眾所周知，彼時的臺灣省，正值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tǒng)治時期，蔡孝乾從小便親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對臺灣人民的迫害，于是，他暗暗立誓，一定要將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讓中國人民過上和平幸福的生活。

1924年春，16歲的蔡孝乾考入上海大學社會系讀書。當時，鄧中夏正擔任該校校務長、瞿秋白任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

在他們的影響下，蔡孝乾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革命活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積極參加和組建了上海臺灣青年會、旅滬臺灣同鄉(xiāng)會等革命進步團體。

1926年夏，蔡孝乾受組織委派返回臺灣開展革命工作，并當選為臺共中央委員、常任委員，負責宣傳工作。然而，由于當時臺灣的革命形勢嚴峻，所以蔡孝乾并未在臺待太久，1928年8月，他便離開臺灣回到大陸，后在福建漳州一帶活動。

1932年4月，紅一軍團占領漳州后，時任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接見了蔡孝乾，并安排他在軍團政治部工作，還將《紅色戰(zhàn)士報》的主編位置“讓”給了他。

事實上，盡管當時蔡孝乾已投身革命多年，但真正讓他的意識觀念發(fā)生根本性變化的，則是在紅軍占領漳州之后，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從那天起，我就成為所謂‘紅色戰(zhàn)士’的一員了。”

不久后，蔡孝乾隨部隊前往中央蘇區(qū)，在此期間，他結識了中共的多位高層領導，如時任中共蘇區(qū)中央局組織部長任弼時、中共蘇區(qū)中央局書記周恩來、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等等。在與他們的接觸和交流中，蔡孝乾可謂受益匪淺。

來到中央蘇區(qū)后不久，蔡孝乾就被選為了“反帝總同盟”主任。而當時，毛澤覃也在“反帝總同盟”工作，他與蔡孝乾關系要好，兩人常常聊到深夜。

1934年后，蔡孝乾被選為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執(zhí)行委員，并于同年10月參加長征。值得一提的是，蔡孝乾也是唯一一個走完萬里長征的“臺共”。

抗戰(zhàn)爆發(fā)后，蔡孝乾被派到八路軍總部工作，后任八路軍總部野戰(zhàn)政治部部長兼敵工部部長。后來，由于前線斗爭形勢嚴峻，蔡孝乾便被調回了延安。

抗戰(zhàn)勝利后，蔡孝乾奉命潛回臺灣，并擔任“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全面主持中共臺灣省工委的工作。

在潛返臺灣以前，蔡孝乾的革命生涯總體還算是比較光鮮亮麗、積極進取的，可在回到臺灣以后，一切就發(fā)生了轉變。

當時，我臺灣地下黨組織力量較為薄弱，難成氣候。因此，蔡孝乾返臺后的首要大事，就是發(fā)展黨組織。經過兩年時間的不懈努力，到1949年時，臺灣省工委所招收的黨員數(shù)量從原來的幾十人發(fā)展到了一千三百余人。

黨組織發(fā)展起來后，蔡孝乾便開始領導發(fā)動工潮、學潮，并在臺灣各地建立起武裝組織，發(fā)動起義，以此來達到推翻國民黨在臺統(tǒng)治之目的。

毫無疑問，在此期間，蔡孝乾為發(fā)展臺灣黨組織、團結臺灣人民、建立武裝組織等上面做了一些積極的工作，然而，由于其個人品質的缺陷，以及其他的一些主客觀因素，導致當時所建立起來的各級組織并不穩(wěn)固，黨員的意志也較為薄弱，而這無疑為日后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蔡孝乾回到臺灣之初，其的確曾認真為黨工作，但彼時臺灣的經濟比大陸發(fā)展，所以蔡孝乾便逐漸癡迷于臺灣燈紅酒綠的生活，尤其熱衷于聯(lián)絡臺灣上層人士。

而且，此人的個人作風也存在嚴重問題，他的妻子去世后，便引誘14歲的小姨子與他同居；錢不夠花了，就私自挪用組織經費。最為可恨的是，在與臺灣的一些所謂上層工商人士交談時，他還毫不避諱地透露自己的身份。

蔡孝乾如此口無遮攔、恣意妄為，必將引來禍端。果然，災禍很快就到了！

1949年7月，時任基隆中學校長、臺共基隆工委書記鐘浩東被國民黨保密局的特務逮捕了。

在長達三天三夜的連續(xù)審問中，鐘浩東表現(xiàn)得非常堅強，始終沒有屈服，更沒有指認一位同志，其間，他還慷慨陳詞道：“這次我們失敗了，我們難逃一死，但是，我們能為偉大的祖國，偉大的黨在臺灣流第一滴血，我們將光榮的死去。”充分表現(xiàn)出了身為一名共產黨員的崇高氣節(jié)。

然而，長時間的審訊也讓鐘浩東的精神近乎崩潰。一天，他神情恍惚地反問審訊他的，時任國民黨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道：“老鄭怎么樣了？”

這突如其來的一句反問，立即引起了谷正文的高度重視，盡管鐘浩東至死都沒有坦白這個“老鄭”是誰，但谷正文確信，此人一定是臺共的重要領導人之一。

事實上，這個“老鄭”，就是蔡孝乾。

很快，國民黨保密局便開始了對“老鄭”的抓捕工作。

1949年10月，臺共高雄市工委負責工運的黨員‘李汾’被保密局的特務逮捕后，供出了他的上級——時任臺灣省工委副書記陳澤民。陳澤民被捕后，因忍受不住敵人的刑訊逼供，供出了“老鄭”蔡孝乾的住址。

保密局的特務在“老鄭”的住處埋伏了整整一個多月，但始終沒有見到他的身影。于是，保密局只好將矛頭轉向時任省工委武裝工作部部長張志忠。

1949年12月底，張志忠被捕。而就在張志忠被捕后僅一個月，“老鄭”也被捕了。

最初，谷正文還不知道該以何種方式讓蔡孝乾就范，畢竟他黨齡深、黨性強，嚴刑拷打對他的作用并不大。不過很快，谷正文就發(fā)現(xiàn)了他的弱點，那就是——追求享受。

被捕后的蔡孝乾竟讓敵人給他買餃子吃，之后又要吃牛排，而且還必須到他指定的餐廳去買。當然，對于他的這些要求，特務們自然是“有求必應”，而作為“回報”，蔡孝乾也答應帶他們去臺共的據(jù)點。然而，就在蔡孝乾帶特務們往據(jù)點趕時，他趁特務們不注意，一溜煙跑了。

但不久后，谷正文就查到了蔡孝乾的行蹤。1950年3月中旬，蔡孝乾再次被捕。而他被捕的原因，竟然是因為躲在農村的兩個月里清苦難耐，于是便到鎮(zhèn)上的西餐廳解饞，結果導致行蹤暴露，再次被逮捕。

而這一次，蔡孝乾表現(xiàn)得極為配合，他當即便交代了所有的臺灣地下黨組織。由于蔡孝乾的叛變，先后導致了1800多人遭到逮捕、詢問和清查，至此，臺灣省工委下屬的組織全部被破壞，解放臺灣的計劃也就此擱淺。

那么，蔡孝乾叛變后，得到了什么呢？

蔡孝乾叛變后，便加入了國民黨，之后長期在國民黨保密局從事所謂的“匪情研究”工作，期間還被授予了少將軍銜，后于1982年10月病死臺灣，終年74歲。反觀蔡孝乾的一生，可謂跌宕起伏，令人唏噓。

不過，實事求是地說，臺灣省工委之所以遭受到如此巨大地破壞，除了蔡孝乾個人品質的因素外，也跟省工委對當時斗爭形勢的錯誤估計有關，他們一方面違背了“隱蔽精干”的方針，急于建立武裝訓練基地，要知道，“地下黨不能同時兼搞武裝斗爭”，這是用血換來的經驗教訓，但顯然，他們并沒有深刻地意識到這一點；另一方面，則沒有對所發(fā)展的黨員進行嚴格審查，從而導致各級組織的忠實度并不高，一旦遭到破壞追捕，便容易動搖瓦解。

此外，據(jù)國民黨保密局檔案記載：

在臺灣省工委被破獲時，其電臺尚未建立……軍事干部缺乏，部隊未經過政治教育，工農群眾毫無斗爭經驗……這些都是遭至失敗的重要因素。

當然，在此期間，也涌現(xiàn)出了很多英雄人物，比如時任省工委武裝工作部部長的張志忠，在被捕后寧死不屈。

期間，蔣經國還親自到監(jiān)獄里勸降他：“張先生，你有什么困難需要我?guī)椭膯?？”張志忠答：“你如果想幫助我，就讓我快死！”寥寥?shù)語，便將共產黨人堅貞不屈、大義凜然的崇高品格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就連被稱為軍統(tǒng)“活閻王”的谷正文，也對張志忠贊賞有加，稱他被捕后“未供一人，未供一事……在臺共黨員二千余人中，可稱唯一硬漢?！?/strong>

除此之外，時任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中共地下黨）吳石、黨的特派員朱楓等等，都是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