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詩壇---天才崔顥的盛世風吟（壹）

日暮鄉(xiāng)關(guān)何處是，

煙波江上使人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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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解細尋，他何曾詩作詩，直是直上直下，放眼恣看，看見道理卻是如此，于是起身，提筆濡墨，前向樓頭白粉壁上，恣意大書一行。既已書畢，亦便自看，并不解其好之與否，單只覺得修已不須修，補已不須補，添已不可添，減已不可減，于是滿心滿意，即便留卻去休。

順治十七年春，52歲的金圣嘆拗不過獨子金雍的請求，為他細解唐詩七言律體。兩個月的時間，老父親拳拳之心，從初唐到五代浩如煙海的唐詩中，甄選出145位詩人的595首作品，一一為其精細批注點評。

這位不拘禮法，不把功名利祿放在心上的放浪文人，在文學上卻有著毒辣的眼光和評論。他首創(chuàng)“七律分解法”，將唐詩分為前解、后解，分析隱藏在詩句背后的起承轉(zhuǎn)合，跌宕起伏。經(jīng)過他這一通鞭辟入里的解析，能讓我們這些后世之人不止見唐詩之字，而更得見唐詩之詩。

上述看似隨性的文字便是他為崔顥的《黃鶴樓》所評前解中的一段。同為放浪文人，想必崔顥這一首“神行語外”的千古名作深得大才子之心，老先生竟然洋洋灑灑地批了千余字的前后解，通觀一本《貫華堂選批堂才子詩》，無論是詩佛王維還是詩仙李白的大作，俱都無此殊榮，足可見《黃鶴樓》之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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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顥能為現(xiàn)代讀者所熟知，亦大概率是因為這首《黃鶴樓》。

《黃鶴樓》崔顥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fù)返，白云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xiāng)關(guān)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單從技巧而言，崔顥的這首七律可謂槽點滿滿。首四句接連三個黃鶴重疊，就已是大忌，況且它的第三句幾戶全用仄聲，第四句又用“空悠悠”這樣的三平調(diào)結(jié)尾。更何況它也不顧及對仗，用的全是古體詩的句法。

在落筆的那一刻，崔顥放佛全然忘卻了格律的禁錮，任憑滿腔的思鄉(xiāng)之情驅(qū)使，從黃鶴樓氣勢恢弘的場景入手，一氣旋轉(zhuǎn)，順勢而下，最終完成了這一高唱入云的七律絕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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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沒有技巧，才是最高的技巧。

崔顥用這寥寥八句詩，交替呈現(xiàn)了黃鶴樓的近景、遠景、日景、晚景，相互映襯的則有仙人黃鶴、名樓勝地、藍天白云、晴川沙洲、綠樹芳草、落日暮江，詩情中充滿了畫意美；此外，雙聲、疊韻、疊音詞的反復(fù)使用，如“黃鶴”“復(fù)返”等雙聲詞，“此地”“江上”等疊韻詞組，以及“悠悠”“歷歷”“凄凄”等疊音詞，更使得詩歌聲音鏗鏘，清朗和諧，詩情中又富有音樂美。在情感的謀劃上，詩人用仙人乘鶴的典故引出黃鶴樓晴日之景，情韻高亢嘹亮，尾聯(lián)卻以煙波江上日暮懷歸之情作結(jié)，幽靜深沉，使詩意重歸于渺茫不可見的境界，如豹尾饒額，終成出神入化之深遠意境。

他這首詩向來點贊多多，甚至被南宋的著名詩評家嚴羽認定為“唐人七律第一”。而詩仙李白的一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更是讓崔顥和他的這首詩出盡了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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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意思的是，或許是崔顥這首詩留給李白的陰影太大，后來他用同樣的格律寫了一首《鸚鵡洲》來挑戰(zhàn)崔顥?？上У氖牵瑳]有靈魂的炫技注定虛無，此詩生搬硬套到不忍目睹，實在有失詩仙水準。

《鸚鵡洲》李白

鸚鵡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

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

煙開蘭葉香風暖，岸夾桃花錦浪生。

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誰明。

好在二十年后，被賜金放還的李太白郁悶無比，到金陵鳳凰臺散心時，觸景生情，最終以一首《登金陵鳳凰臺》一解夙愿。

《登金陵鳳凰臺》 李白

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臺空江自流。

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

總為浮云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盛唐時期士人漫游成風，溫柔旖旎的江南，冰天雪地的塞北，黃沙漫漫的戈壁，都留下了詩人們的足跡。他們對真誠、美德、友誼的熱愛，與魏晉士大夫矯情任放的名士風度，以及南朝士大夫庸俗空虛的精神狀態(tài)恰成鮮明的對比，風月江山，鄉(xiāng)愁離思在齊梁多表現(xiàn)得平庸萎弱，而在盛唐則表現(xiàn)得飽滿健舉。

你看這一場跨時空的唱和，先有崔顥如驪龍抱珠，將日暮懷鄉(xiāng)的幽黯情愫表達得嘹亮清麗；后有李大仙眼空法界，憂國傷時遙接歷史變遷，將一番失意彷徨演繹得情韻高古，著實精彩至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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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崔顥《黃鶴樓》的價值遠不止于其詞面意義。

萌芽于齊梁時期的七言律詩無疑是中古詩壇巍巍峰巔的那顆璀璨明珠。它格調(diào)高華，氣勢雄大，既要求在裝飾華美中風骨內(nèi)含，又要求在聲律協(xié)暢中情意流走貫通。簡而言之，就是要在在約束與矛盾中實現(xiàn)高華流利、雄大變幻之美。

初唐百年，前五十年幾可說是七律的荒漠。及到武氏、中宗時代，杜審言、沈佺期、宋之問等一批臺閣詩人才使得七律在應(yīng)制酬贈這一賽道有了用武之地。但是，無論是杜審言“上林苑里花徒發(fā)，細柳營前葉漫新”之清新，沈佺期“漢家城闕疑天上，秦地山川似鏡中”之莊嚴，亦或是宋之問“庭際花飛錦繡合，枝間鳥囀管弦同”之華美，俱都是臺閣詩人們沒得靈魂的應(yīng)制產(chǎn)物。即便是得了“江山之助”的張大丞相，在唱出“云間東嶺千重出，樹里南湖一片明”清空之詞時，依然只是在辭章華美里固步自封。

直到目空一切的崔顥，在日暮煙波的長江之畔，洞悉了一顆思鄉(xiāng)懷歸的寂寞之心。而后俱興飛揚，別吐自家襟懷，獨得此千古絕唱。

可以這么說，崔顥這一首駢散交雜、半古半律的神來之作，為盛唐詩人們提供了前所未有創(chuàng)作范型和思想維度。在他之后，先有王維、李頎、岑參、賈至諸人的刻意錘煉，使得七言律體在體制上的日臻成熟；后有杜甫進一步發(fā)揚光大，將時事政論、身世懷抱、風土人情、文物古跡，一概熔鑄于精嚴的格律之中。如此，方有盛唐七律之自然遠韻，之句法渾涵，之神韻軒舉。

而這一切，皆得益于崔顥《黃鶴樓》之濫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