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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挽救生育率，東亞各國競相提高生育獎勵，用“發(fā)錢”促生育。今年2月，韓國富榮集團宣布向2021年后生娃的員工每胎發(fā)1億韓元（人民幣約54.1萬）的生育獎金。

富榮集團的生娃獎金

圖：Korea JoongAng Daily

今年9月1日起，四川攀枝花市入托0-3歲嬰幼兒，可按200元/人/月標準領托育補貼券。早在2021年，攀枝花成為中國內(nèi)地首個發(fā)放育兒補貼的城市。

生娃就能賺錢，看來似乎很誘人。究竟哪里在發(fā)生育補貼，哪給的多？生育補貼從何而來，如何運行，為何最近在東亞興起？終極問題是——發(fā)錢就能促進生娃嗎？

今天的文就來探討這個問題。

生娃補貼，哪最多？

在東亞，生育長期被視為家庭責任，是傳宗接代、光宗耀祖之事，舉全家之力撫養(yǎng)下一代，對子女望子成龍。而在歐洲，生育被視為社會責任，不單是家庭責任。

東亞出現(xiàn)的生育補貼比歐洲晚一個世紀，當然，近年在政策上也有進步。

首先，東亞各地已先后推出生育補貼政策。生育率極低的日本是最早實施生育津貼和最早有社會撫養(yǎng)責任意識的東亞國家。

其次，東亞各地推出的生育補貼，涵蓋從出生到成年的不同階段。

再次，東亞各地提供的補貼金額概括如下：

1

管生不管養(yǎng)

中國香港

2

不管生只管養(yǎng)

日本、中國內(nèi)地城市、中國臺灣

3

管生又管養(yǎng)

韓國、新加坡

日本自1972年實施生育津貼，至今已50余年，經(jīng)歷了逐步發(fā)展提高的過程。

新加坡是東亞較早且系統(tǒng)性提供育兒補貼的國家，2001年實施嬰兒獎金制（Baby Bonus），包括直接發(fā)錢和兒童發(fā)展賬戶兩部分。生育前兩胎可獲1.1萬新幣獎金，3胎及以上1.3萬。

嬰兒出生后自動獲得兒童發(fā)展賬戶，由政府和家長共同擁有，嬰兒出生時由政府繳納5,000新幣，以后家長每存入一筆錢，政府按1：1比例繳納相同數(shù)額，總金額13,000-35,000之間，可在孩子12歲前專項使用。

新加坡育兒津貼制

圖：新加坡社會與家庭發(fā)展部官網(wǎng)

韓國2018年開始實施生育補貼。2024年7月，成立“人口戰(zhàn)略企劃部”專門管理，包括生育獎勵金、按月發(fā)放的撫養(yǎng)金，和與新加坡類似的共同繳納“托育消費卡”。

中國臺灣省2018年起實施育兒津貼，0-6歲一胎5,000新臺幣/月，二胎6,000/月，三胎7,000/月。

中國香港2023年起，對2023年10月-2024年10月生于香港的嬰兒獎勵20,000港幣。

將各地一次性或月津貼相加，結合周期、貨幣匯率等因素分析后，可發(fā)現(xiàn)，對一胎家庭而言，韓國和新加坡補貼最高（約人民幣13萬以上）。

對二胎家庭而言，二胎補貼在新加坡約人民幣16萬，漲幅是一胎的25%，韓國升至約人民幣14萬，中國臺灣漲幅是一胎的40%。中國內(nèi)地、香港和日本沒變化，日本從三胎起才有漲幅。

生娃為何有補貼？

雖然日本走在亞洲前列，但與同屬發(fā)達國家的歐洲相比還是晚了20多年，甚至在上世紀發(fā)達國家社會福利研究中，日本被排除在外。

生育補貼究竟是好是壞，多少才夠？這涉及到基本問題：什么是生育補貼，它是如何產(chǎn)生的？只有搞清楚這個問題，才能理解背后動機，和與其關聯(lián)的社會議題。

生育補貼也叫家庭補貼（Family Allowance）、兒童津貼（Child Benefit）、孩子紅利（Baby Bonus），在德國、北歐地區(qū)也稱父母津貼（Elterngeld），可溯至150多年前的法國，經(jīng)歷萌芽期、功利期、實用期和權利期四個階段。

一戰(zhàn)后，生育補貼曾被功利性地用來提高生育率。方式簡單粗暴，政府希望通過發(fā)錢讓國民生育，滿足資本主義勞動力和戰(zhàn)爭需求；

二戰(zhàn)后，生育補貼被用來維持經(jīng)濟發(fā)展。英國工黨政府1946年通過《家庭補貼法案》提高購買力和擴大消費，減少失業(yè)率，維護社會穩(wěn)定；

1948年，瑞典從社會公平權利角度，首次提出生育不應是家庭責任，而是全社會責任，通過育兒補貼法案形成北歐撫養(yǎng)模式。

現(xiàn)在歐洲的很多育兒補貼

對于父母的國籍等限制不多。

圖：Kindergeld / YouTube

與發(fā)源地歐洲相比，育兒補貼在東亞非常晚近，根本動因是近年東亞生育率暴跌，讓以多子多福為傳統(tǒng)并吃人口紅利的東亞產(chǎn)生了危機感。各國雖實施開放生育和補貼，但國民并不買賬，效果不明顯。

從動機理念看，東亞仍是功利期和實用期階段，目的是補充勞動力和經(jīng)濟增長，以生產(chǎn)為導向，有工具化色彩。若理念不能提高到惠及民生、維護公民權利和社會公平上，就難以收獲民心。從實施方式看，東亞育兒補貼也較單一片面。

生娃補貼，如何發(fā)放？

那么生育補貼的實施辦法是什么，僅僅是發(fā)錢嗎？補貼方式其實有許多種，與各國經(jīng)濟和制度掛鉤。

按分發(fā)方式有納稅型和現(xiàn)金型，按條件有收入掛鉤型和收入不掛鉤型。

以發(fā)放方式和條件為象限，那么美國和盧森堡可謂象限極端。美國是自由主義，拒絕通過直接發(fā)錢來救濟，也非人人有補貼；盧森堡是補貼最高的社會民主式，高補貼、高覆蓋率。

歐洲是育兒津貼最高地區(qū)。

金額最高國家盧森堡，未來基金計劃（Caisse pour l'avenir des enfants）面向所有家庭，0-18歲孩子補貼300-356歐元/月不等。北歐國家也是高補貼國家，芬蘭1920年代就開始有育兒補貼，2024年覆蓋17歲以下孩子，一胎至五胎津貼為95-193歐元/月。德國育兒津貼（Kindergeld）是250歐元/月。

歐洲的育兒補貼不僅數(shù)額高，而且全面、系統(tǒng)、人性化，提供了多樣的補貼方式。

歐洲育兒補貼特征

荷蘭雖是歐洲高福利國家，但育兒補助最低，2021年標準是0-5歲孩子75-106歐元/月，對低收入家庭傾斜，補助100-262歐元/月，還可獲過半的稅收減免。

英國育兒津貼發(fā)放單位不是社保部門，而是國王陛下稅務海關總署（His Majesty's Revenue and Customs），金額水平與歐洲相當，2023年約74-112歐元/月之間。

加拿大則是直接發(fā)錢，針對18歲以下孩子，2020年數(shù)額為466-553加幣/月，家庭凈收入超3.11萬加幣的家庭補貼比例相應減少。

法國從二胎開始才有生育津貼，金額與家庭收入掛鉤，3胎及以上家庭可獲住房補貼和193歐元/月-289歐元/月育兒補貼。

澳洲通過減少個稅繳納的方式補貼

即家庭個稅優(yōu)惠（Family Tax Benefit）

只有家庭年收入低于7.6萬澳幣

且小孩是24歲以下學齡孩子的家庭

可免征個稅30%

圖：Raj Pg Neet

有補貼，就生娃嗎？

歐洲高現(xiàn)金補貼不是天上掉餡餅，是以高納稅為代價的，高補貼是稅金返還，即“羊毛出在羊身上”。

美國盡管沒有產(chǎn)假、補貼、醫(yī)保等福利，但以稅收優(yōu)惠作為補貼形式，納稅低則可支配收入高，加上發(fā)達的商業(yè)保險，家庭育兒金不必然比歐洲低。

各國低收入家庭與高收入家庭的育兒補貼比較

圖：University of York

2002年，約克大學研究發(fā)現(xiàn)，對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育兒金而言，在高補貼的歐洲，反而不如在沒補貼的美國澳洲等地高。美國、澳洲針對低收入家庭的低稅率和返稅優(yōu)惠，讓可支配育兒金超過盧森堡（如上圖）。

各國育兒津貼與成本總和

圖：University of York

即使高補貼國家，也可能因高昂成本而使總花銷變大。例如荷蘭的補貼水平不低于北歐模范生挪威，但算上荷蘭龐大的教育和醫(yī)療成本，育兒補貼所剩無幾；

北歐補貼額并不比英國、愛爾蘭水平高，但這些國家的優(yōu)勢是沒教育醫(yī)療成本，而日本和美國，則分別被教育和醫(yī)療成本拖累，把生育補助消耗得所剩無幾（如上圖）。

研究了各國生育補貼情況，我們再看看，生育補貼究竟對生育率有多大影響。

2021年OCED國家生育率

圖：OCED

從2021年經(jīng)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OECD）國家生育率看，美國、澳洲等靠稅收不靠補貼的國家，生育率反而高于有補貼的德國、英國、加拿大。原因有低稅率對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影響，也得益于美國、澳洲的經(jīng)濟高速發(fā)展和移民等。

生育率最高也是唯一超越人口替代率2.0的發(fā)達國家以色列，生育率3.0，這與其育兒津貼有關，也與發(fā)達科技、女性權利和宗教文化傳統(tǒng)密不可分。（）

整體而言，生育津貼對提高生育率有積極作用。高補貼的德國等國，生育率高于東亞低補貼或無補貼國家。生育補貼不是金額高就必然有效果，還需回歸人本主義，人性化對待，特別是全方位、多系統(tǒng)支持和性別權利保護，都對實施效果至關重要。

生養(yǎng)孩子不是分娩一刻的事，是一生的事，東亞大部分還處于應對出生和幼兒時期，而歐洲延長到25歲，以色列則從備孕就開始了。

在權利保護上，東亞對夫妻、男女權利缺乏平等保護，降低了生育意愿。

德國的女性就業(yè)保護做法值得借鑒。德國規(guī)定女性分娩前3個月，雇主應對其排除工作危險，若給懷孕女性調(diào)崗，雇主有責任證明其做法符合法律；女性分娩前6周應停止上班；女性返工后，雇主有義務為其哺乳提供便利設施和保證哺乳時間，否則應支付哺乳薪資（Mutterschutzlohn）。

職場生育歧視，

是世界各國女性所面對的困境。

圖：Welcome Center Germany

難得的是，德國就業(yè)保護不僅保護女員工，也保護雇主。德國政府不僅給女員工提供產(chǎn)假津貼（Mutterschaftsgeld），也向雇主支付員工分娩津貼（Arbeitgeberzuschuss），提高雇主雇傭女員工的意愿，這點值得東亞借鑒，以改善資金不足的民營企業(yè)、中小企業(yè)的女性雇傭現(xiàn)狀。

育兒假（Parental Leave）也有助提高生育意愿。育兒假由夫妻共同分享，有助男性參與和權利平衡，據(jù)聯(lián)合國調(diào)查，全球國家96%有母親產(chǎn)假（Maternity Leave），僅44%有父親假（Paternity Leave），歐洲以外有育兒假的國家僅加拿大、南非、古巴、日本等不到10個。

對東亞國家生育率也不應過于悲觀，低生育率的日本近年已有回升，是東亞生育率最高的國家，社會式撫養(yǎng)在日本取得進展，除了生育津貼，日本的爸爸假、育兒假，和消除社會惡性競爭、反內(nèi)卷，都有助生育。

只有社會承擔養(yǎng)育責任，才能減輕自我犧牲的上一代的負擔和他們對下一代的過高期望，從而將父母和孩子都解放出來，享受家庭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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