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2019年的記錄片，在影片中能看到與卷王形象反差的印度教育，追求自然的芬蘭教育，重視創(chuàng)新的以色列教育，看中自我成長的日本教育......

從這些國家的教育中我們又能吸取怎樣的經驗？本文著重對芬蘭和印度的教育精華做了提煉。

芬蘭

慢節(jié)奏的教育

每周五是芬蘭跨學科學習日，全天都要進行現(xiàn)象教學，但并不一定一天內全部學完，對于比較宏大的主題，老師會拆分講解，并邀請其他社會人員參與課堂。比如《時間、生命》。

但是，三年級的學生可以理解什么是時間，和時間給生命帶來的變化嗎？當然不會！老師也不指望學生們可以全部學會。

芬蘭的小學生沒有考試，對他們的評估也不是學習了多少知識，而是他們自己如何學習，如何在團隊協(xié)作中學習，面對問題是否有責任感。

一堂數(shù)學課可以在森林里完成，在自然中，孩子的學習內容可以是“深林是什么顏色和味道？”，芬蘭的教育想讓孩子和所處的環(huán)境相連接，在他們的觀念中學習的目的是回到生活中去。

在我國教育不發(fā)達地區(qū)才有的“混齡班”，在芬蘭隨處可見。高低年級在一起上次，會讓高年級的孩子更加自信也能幫助低齡學生。

芬蘭的教育不會因為身處首都或者邊陲小城就有不同，教師、教授的主要內容都很一致，教師除了教學沒有任何寫報告材料的任務，能將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教學中。最主要的是家長的心理都很輕松，放平心態(tài)。

但這并不代表著芬蘭教育的躺平，芬蘭紀錄片中一位校長提到在科技發(fā)達的時代，一切都變快了，很多東西的獲取都變得容易，老師的作用是讓孩子慢下來，閱讀是一個好方法。

這種理念似乎完美詮釋著了芬蘭人骨子里的“西蘇”信念。

在芬蘭語中“西蘇”意味著堅韌不拔的精神和艱苦耐勞的品質。它意味著憑著勇氣和力量去完成常人看來近乎瘋狂到不可達成的目標。在1939年爆發(fā)的蘇芬“冬季戰(zhàn)爭”中，芬蘭軍民奇跡般地抵抗住了實力強大許多的蘇聯(lián)軍隊的進攻，維持了其主權獨立。1940年，《紐約時報》發(fā)文指出，是芬蘭人的“西蘇”精神成就了這次奇跡。

印度

自我組織式學習

在今年的美國門戶報告和common app的統(tǒng)計中，印度的申美人數(shù)已經逼近中國，留學人數(shù)較上一年激增35%。受當年《三傻大腦寶萊塢》電影的影響，卷似乎成為我們對印度教育的刻板印象。然而，印度的教育并非只有卷，貧民窟也一樣。

當正確答案不可行時，印度人不是把問題擱置，而是尋找替代方案，這也是印度語“Juggad”的內涵。比如沒有洗澡用的花灑，就把鐵桶戳洞。Juggad的思維方式映射在教育層面，就是基本上不接受所謂的正確或標準答案。

印度的課堂上，學生敢于發(fā)言，即使想法還不成熟，邏輯尚處于混亂之中，仍會舉手發(fā)表想法。如果有人不同意這個觀點，學生之間會辯論，在辯論之中找到問題的答案。

在印度的大學中挑戰(zhàn)老師是課堂的重要部分，提供與討論的空間可以讓學生更深刻地思考。在印度老師的理念中，教育是把一匹馬帶到水邊，讓它覺得渴。部分社會組織也會提供“自我組織式學習”的 機會，學生會在使用電腦的過程中學會搜索、學會英文等。老師在課堂上的發(fā)問從來不是得到自己想要獲得的答案，而是引發(fā)學生的思考。

在印度海濱城市果阿的一所國際學校，學生也是按照這種“自我組織式學習”教學，孩子主導自己的學習之旅。

印度人很擅長在混亂之中制造秩序，越沒可能的事情，就越要嘗試。電子產品的使用問題困擾著全世界的父母，中國的家長更甚。很多家長會采用逃避的方式，極力減少孩子和電子產品的接觸。印度的老師會告訴家長，如今的孩子就是在電子設備的陪伴下成長起來的，家長不是控制孩子使用，而是要教會孩子怎樣最大化利用它們。

當發(fā)現(xiàn)孩子沉迷，老師會帶著孩子出門看看，讓孩子知道，學校不會限制你使用電子設備，但前提是你要學會自己調解。

印度和中國相似，在快速演變過程中有雞血的一面，也有嘗試突破的一面，芬蘭的教育是經歷數(shù)十年教育演變發(fā)展而來的溫和式教育。兩種教育正像中國教育的現(xiàn)在和未來，現(xiàn)在已至，未來卻不知要多久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