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上海楊浦區(qū)的中國近現(xiàn)代新聞出版博物館（辜曉進 攝）

中國的新聞博物館，全稱是“中國近現(xiàn)代新聞出版博物館”，其自宣布籌備始至今年6月30日“正式對公眾免費開放”，一直是我的關注點之一，甚至還曾和廣州同行聊過”這個館究竟應放在上海還是廣州”的話題。上周在滬，便前往參觀了。

很多年前（1997），美國在首都華盛頓特區(qū)創(chuàng)辦了一個“新聞博物館”（Newzeum），后搬至與國會大廈遙遙相望的賓夕法尼亞大街，面積也擴大到2.3萬平方米。其館藏容量之大、歷史掌故之多、資料之豐富，以致甫建成，便成熱門展館，國際游客趨之若鶩（有統(tǒng)計說每年參觀者超過81萬人次），在華盛頓鱗次櫛比的博物館叢林中獨樹一幟。我曾去參觀過兩次，每次都感到震撼。

當然，我不會愚蠢到用美國新聞博物館的標準來看待中國這個新建的博物館。但我的潛意識里，既然是“中國首座新聞出版類專業(yè)博物館”，且籌備了近20年，就應當有些基本陳設，以一定的敘事框架對多年來中國新聞出版史的主要研究成果加以展示，體現(xiàn)一定的專業(yè)水準。這個期望值并不高，但結(jié)果還是失望了。

博物館位于上海楊浦區(qū)，由楊浦區(qū)便想到擁有著名新聞學府的復旦大學，“高德”了一下，果然相距僅5公里。博物館是方方正正一棟獨立小樓，占地面積較大而樓層不高，地面6層，地下1層。時逢周日，門可羅雀。1至5樓，依次是：中華書局圖書館舊藏，文創(chuàng)商店（1F）；主題館，報告廳（2F）；兒童出版館，印刷技術館，印刷工坊，數(shù)字技術還原石窟（3F）；藝術設計館，數(shù)字出版館（4F）；音像出版館，臨展廳（5F）。當日的5樓臨展廳，展出的是已故著名翻譯家戈寶權先生的生平事跡。戈老是新聞史學先驅(qū)戈公振的侄子，一生履歷豐富，譯著等身，此廳值得一看。

1樓大廳兩側(cè)的主題詞墻（辜曉進 攝）

“主題館”的歷史分期版塊（辜曉進 攝）

應該說，中國從無到有，建成這樣一個博物館，是一件大好事，并不容易。從已有的館藏看，也能給人以知識，增進人們對新聞出版歷史脈絡的了解。但從專業(yè)化去要求，這個博物館至少還存在以下三大弊端：

1.“主題”分散

核心場館只是2樓的“主題館”，這是全樓所有展館中唯一體現(xiàn)“新聞”元素的場館。但這個館的容量太小，不足以展示中國新聞出版的歷史脈絡和豐富藏品，其“主題”也未在其他樓層延展深化，而是被“少兒出版”、“音像出版”等其他專題沖淡了（少兒館本身還是不錯的，里面有不少珍貴實物）。1樓的“中華書局圖書館舊藏”，好幾個頂天立地的書架滿滿當當，據(jù)說有17萬藏書，可惜只能隔窗遠眺，無法入內(nèi)查看究竟有哪些寶貝。這種藏書展館若無法貼近，便也沒啥展覽價值了。倒是3樓的“印刷技術館”，對我這樣經(jīng)歷過“鉛與火”時代的老報人而言，尤感親切。里面陳列有1870年前后引進的高速石版印刷機等實物，但還是少了些。例如鑄字機、鉛字排版架、整版的鉛板、整版的菲林膠片等過去報社常見的物件，竟然也沒見陳列。上個月在河南日報社的陳列館里還看到過鑄字機呢。有報道稱，這個博物館有館藏“60余萬件”，沒感覺啊，是不是大多數(shù)還藏在別處？

1870年前后引進的高速石版印刷機（辜曉進 攝）

少兒出版歷史脈絡（辜曉進 攝）

誕生于1903年的中國第一份少兒報紙《童子世界》（辜曉進 攝）

2.“新聞”元素少

整個五層展廳，能稱得上“新聞”的展覽，只存在于2樓“主題館”，而且只占該館約三分之一面積，其余三分之二是出版——“出版”才是這個博物館的重心。這三分之一里的“新聞”，也只講報紙，未見同樣是重要新聞媒介的廣播電視。而且看樓層分布便知，出版占的比重過大，從1樓到5樓都是。論面積，“新聞”可能只占這個博物館里不到十分之一的地盤，顯得很單薄。即便是新聞，也是重技術，輕人文，較少看到到歷史上的名記名編，也鮮見歷史重大事件中的新聞媒體身影。新聞反映社會政治的功能更鮮有體現(xiàn)。以實物論，很多著名報紙的版面也沒擺放出來。例如在滬上連續(xù)出版了100多年的英文《字林西報》，也是中國內(nèi)地連續(xù)出版時間最久的英文報紙，竟也看不到實物。該報的辦公樓作為曾經(jīng)的外灘最高樓，至今還在那兒豎著呢，就不能讓大家看看報紙長啥樣嗎？

3.理念落后

就新聞部分的展示和敘事框架而言，用的是陳舊的“革命范式”。新聞部分雖然面積不大，實物更少，但時間跨度很大，從19世紀上半葉西方傳教士來華創(chuàng)辦報紙直至21世紀。在這個時間長度里，一旦進入20世紀，策展人眼里就只有“革命”二字了。從《新青年》到新中國成立，各個展示版塊依次分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的新聞出版”“黨創(chuàng)建初期和早期的出版活動”“大革命時期黨的出版活動”“土地革命時期黨的出版活動”“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革命出版活動”“抗日民主根據(jù)地的出版活動”“大后方出版業(yè)的發(fā)展”“日偽占領區(qū)出版業(yè)的抗爭”“抗戰(zhàn)勝利后的出版業(yè)”等，仿佛是黨史館或革命史館。而五四運動后至新中國成立前數(shù)量上占壓倒地位的民營報刊和國民黨報刊，包括追隨孫中山的《民國日報》、誕生于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的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共產(chǎn)黨員陳啟修任首任總編輯）、邵飄萍主辦的《京報》、張友鸞長期擔任總編輯的《新民報》等一大批已被載入新聞史冊的報紙，統(tǒng)統(tǒng)不見實物，似被一概排除出“中國新聞出版”這個概念之外。不由想到多年前，有關方面將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前身延安新華廣播電臺首次播音時間1940年12月30日，設為中國廣播事業(yè)的“創(chuàng)建紀念日”，而無視中國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開始出現(xiàn)官方和民間廣播電臺的史實。這都有違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

“主題館”壓軸展臺（辜曉進 攝）

這個博物館，除了上述弊端亟待修正以外，還可增添各種數(shù)字化信息服務，以強化博物館的實用功能。例如美國的新聞博物館創(chuàng)辦不久就推出一項服務，即可在現(xiàn)場或博物館官網(wǎng)上查看下載當日美國及世界主要國家主流報紙的數(shù)字頭版，報紙數(shù)量多達500種以上。對此功能，我這個遠在中國的新聞學者就曾經(jīng)常使用。這一點在當下的數(shù)字時代，而且只限中國國內(nèi)報紙，我們做起來也不難吧？何況還可擴大到其他媒體形態(tài)。

不好意思，又說美國了。不過美國的新聞博物館已于2019年關閉，原因是缺，畢竟是民間團體創(chuàng)辦，缺乏政府資金。

位于華盛頓特區(qū)與國會大廈遙遙相望的美國新聞博物館，左側(cè)一面墻鐫刻著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一段著名話語：“國會不得制定關于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國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愿伸冤的權利。"

美國新聞博物館內(nèi)展出的“9.11”事件次日世界主要報紙頭版（辜曉進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