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游晚年住在老家紹興，寫了本書叫《老學庵筆記》。老學庵就是他住的房子。在這部筆記里，寫的都是他看到或者聽到的一些時事及段子。

其中有一段講到南宋當時圍湖造田現象非常嚴重。比如他居住地附近有個鏡湖，當時“為人勤耕幾盡”。

而且這是全國現象，再比如今天成都市中心天府廣場一帶，在隋唐時代曾經是個大湖，叫摩訶池，曾是成都最負盛名的游覽勝地，就如同西湖于杭州。但在陸游那個時代，也被填起來造田。

不僅如此，宋代長安民間的田地交易契約上，赫然寫著”某處至花萼樓，某處至含元殿”的段落，這些原先的風流顯赫，在宋代留下的卻是一片片金黃的麥田。

打個比方，這就像有人一覺醒來穿越到22世紀，卻發(fā)現華爾街和百老匯變成了農田一樣震撼。

史學界有個詞叫“唐宋變革論”，說從唐到宋出現了從中世紀到近代的大變遷。從地理上來說，中華文明的重心東移，在陸游他們那代人看來，這代表著傳統文明痕跡的消逝。

最典型的是長安，在唐宋之際，宋人最喜歡做的事就是感嘆長安的光榮不在。

如果光看城墻內面積的話，唐代長安城的面積有84平方公里，包括外郭城，皇城，宮城三個部分。而宋代的長安只是利用了過去皇城的舊址加以改造，城墻內的面積僅為唐代的1/16。

而人口方面更是銳減，盛唐時期的長安城人口超過百萬，其中有些地段人口密度超過每平方公里一萬人，與今天高層建筑林立的現代城市相當。

但宋代長安城的人口卻不超過20萬人，北宋中期收到的商稅僅8萬貫，約為首都開封的1/5，在全國來說排名第十六位，已經是普普通通的一個地方城市。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把宋代長安地區(qū)的城鄉(xiāng)人口都計算在內的話，整個地區(qū)的人口并不比唐代少。唐代長安下轄23個縣，在鼎盛時期每個縣平均人口15000人，總人口約36萬戶，近200萬人。

而宋代長安下轄13個縣，比唐代時轄區(qū)少了一半，但在鼎盛時期平均每個縣人口達到18000人?？側丝诩s23萬戶，人口約115萬。

所以總人口沒明顯下降，總人口密度甚至還有所增加，下降的只是生活在長安城內的人口數量。放今天來說，就是從唐到宋，長安地區(qū)在“反城市化”，原先的官員、商人、工匠、僧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批的農夫。

這反映在地名上就很明顯了，曾經的“下馬陵”變成了“蝦蟆陵”，“建章宮”變成了“貞女樓”，從地名格調上就下降得很明顯。原先高雅的唐代宮廷文化被土里土氣的鄉(xiāng)土氣息取代。

為什么失去首都的地位，會對長安的打擊這么大？

這里要講下城市發(fā)展的邏輯?，F代城市講究產業(yè)為先，城市因產業(yè)而富，吸引人口聚集，基礎設施得以更新，然后又進一步吸收更多的產業(yè)。再帶來更多的人口。

而產業(yè)發(fā)展看什么？雖然政策原因不容小視，但歸根到底還是要看地理和自然與社會環(huán)境。

比如為什么首鋼會從北京遷移到唐山？

唐山有什么?有個叫曹妃甸的島，這個島四面環(huán)海，適合修建優(yōu)良的深水港，煉鋼廠修建在這里，無論原料輸入和輸出都很方便。同時四面環(huán)海，煉鋼廠排放的污染也不容易污染到市區(qū)。這就是大部分的發(fā)達國家都會把鋼鐵廠建在港口附近的原因，

但是在工業(yè)革命之前的傳統中國，城市發(fā)展的邏輯卻不是這樣。（全世界其實都差不多）

中國傳統的大城市都是以政治和軍事目的為優(yōu)先發(fā)展起來的。從西周開始到唐代這1200多年里，中華文明的首都基本都沒離開長安。凡是像樣的朝代，都會在長安定都。在這里定都本身就有政治合法性 BUFF。

另外從軍事上來說，關中平原三面環(huán)山利于防守，再加上依托地形人為修筑的蕭關，大散關，武關，和函谷關，潼關等軍事要塞。在任何軍事統帥看來，都是完美的建都之地。

另外，在當時在這里定都也有經濟上的考慮。

今天我們談天府之地是說成都，但在先秦時期，這個詞卻是用來形容關中平原的。在戰(zhàn)國時期，秦國修筑的鄭國渠使得關中平原沃野千里，成為當時最好的農耕地。而農業(yè)的發(fā)達提供了足夠的資源，來供養(yǎng)巨大的脫產人口。史記中甚至說，關中地區(qū)雖然人口和面積都只占天下的1/3，但卻集中了天下六成的財富。

所以從周到隋唐，定都在長安，是將政治，軍事，經濟三大優(yōu)勢合一。所以長安的首都地位固然金湯。

但是到了唐代，雖然長安城的人口不斷上升，但關中平原的人口比重卻不斷下降。在唐初到中唐這段時間里，關中地區(qū)的人口比重開始低于全國10%，而人口密度更遠遠低于河南、河東、河北、淮南、江南這些地區(qū)。

也就是說，在安史之亂之前，經濟中心和人口中心已經東遷了，而政治中心卻還留在關中平原。這就帶來了隱患。關中平原憑借自身根本無法供養(yǎng)長安。

俗話說百里不販樵 千里不販糴。如果糧食生產中心和消費中心相距更遠，那么就沒法憑借市場規(guī)律來解決問題，就要出現饑餓。

所以唐代強盛的時候，用政治權力來征收河北與江南的糧食，再運到長安供宮廷和管理消費-----在長安的糧價一般遠遠低于運輸成本。這代表長安是全唐朝百姓血汗供養(yǎng)起來的，而長安則反過來為全國提供“管理藝術”。

唐代長安每年需要的外來輸入糧食400萬石，這些糧食大多依靠黃河來運輸。但是在糧船朝長安運的途中，卻有一道攔路虎。這個攔路虎叫三門峽。

今天提起三門峽大家只知道三門峽水電站，但在秦朝到隋唐的歷史上三門峽卻一直是全國大難題，因為黃河流到這里后進入了狹窄的峽谷，流速加快，水中布滿了巨石和暗礁，以及漩渦。非常不利于行船。

糧船一不留神就會撞上去支離破碎，據說每三艘船就會有一艘被撞沉。唐朝時在三門峽一帶船上撐篙人被稱為“門匠”，通常都是山西平陸人。自古有句話“自古無門匠墓”，為什么沒有？因為門匠們都遲早會死在水里。

不僅如此，因為要對抗巨大的逆流沖力，往往通過一艘船就需要數百人在岸上拉纖，河道又狹窄，有時一天難得過一條船。所以只有舍水就陸，把糧食從船上卸下來，在蜿蜒險峻的山道上用牛車運輸，等過了這一段后再運到船上去。

但是當時的條件下山道也不好走，狹窄陡峭經常只能容一車通行，又常常遭遇山石滑落，甚至泥石流，山體滑坡等等------------總之一句話，在近代炸藥出現之前，從東部地區(qū)通向長安的大規(guī)模運輸問題是無法徹底改善的。

所以不管定都在長安的政治和軍事優(yōu)勢有多么明顯，經濟要素卻一直要求新興的王朝放棄長安，定都在更東邊的位置。

唐代以后的朝代，不再想背負這個沉重的負擔，直接在三門峽以東，更方便水運的地方定都。從洛陽，開封，再到北京，南京。無一不是為了降低物流成本。

而更加雪上加霜的是，由于歷代對森林的砍伐，關中地區(qū)水土流失嚴重，環(huán)境的破壞帶來人類社會問題的激化，內戰(zhàn)與騷亂不停，于是近代西安人口進一步減少，在民國時期，人們談到西安，已經不把他當成主要城市，在1930年，西安城市人口僅12.5萬，僅為1840年的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