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一段時間，當魯迅厲辭詰責批判當局之際，他的處境和身份其實是蠻尷尬的。有人說他，“儼然是身在曹營的徐庶”。

這就是說，作為“魯迅”，他靠著勤奮寫作闖出大名堂，成為最頂流的“大文豪”，可這到底只是份業(yè)余工作；他正式的職業(yè)，乃是民國政府公務員“周樹人”，還是跟高階的職務，本身就是體制內的一份子。換句話說，正是迅翁所痛斥的對象，每月給他發(fā)工資，提供經(jīng)濟保障，養(yǎng)活一家老小。

這個官員身份、這種矛盾點，一度讓魯迅頗有窘態(tài)，不止一次自嘲說“我是做官的”，也不斷引起對手的攻訐和嘲諷。他此生最耿耿于懷的一個人身攻擊，就是在1925年的筆戰(zhàn)中，陳西瀅的陰陽怪調含沙射影：“從民國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從沒脫離過。袁世凱稱帝，他在教育部、曹錕賄選，他在教育部”……這些話，誅心之鉞也，暗戳戳指他“同流合污”，是“人格卑污”的“兩面人”。

下圖\陳西瀅（1896年—1970年），晚年在倫敦

就連關照有加的學生高長虹，也冷言冷語口吐芬芳，說什么“他的教育部的職業(yè)，初知的時候覺得很奇怪，又很好笑”云云。

這些人，站在道德制高點，說話不腰疼，意在將魯迅的官場身份坐實為“污點”，仿佛所有領民國政府薪水之人都是出任“偽職”似的。1980年代以后，一些人“起底”魯迅，配方萬年不變，竟還是這個老招數(shù)。

這種漫誕不稽也居心叵測指摘，當然不值一提。早期的魯迅并不反對民國，且還是最早一批革命黨人，民國一眾元勛都是他師友，如何不能在民國任職？倘他志在報效社會、實現(xiàn)人生價值，怎么就不能從事公務員，政要的變換與他何干？在教育部當“僉事”是領民國政府工資，難道在北大做教授就不是？

況且，公職時代的魯迅，不但并不和稀泥，而且依然血性滿滿：當張勛復辟帝制時，他無懼失業(yè)當即引退，以示抗議與不合作的態(tài)度——盡管彼時敲掉這個公務員飯碗他沒任何其他收入，有可能走上老友范愛農、喬大壯的悲壯結局。恰是陳西瀅們這些“正人君子流”，為了保住民國政府大學教授之位，連博士學位都是虛造的。陳西瀅的責難，是上綱上線也不合事實。

魯迅，從來都不是熱衷官場之人，他在漫長的公務員生涯中沒有留下任何瑕疵，清清白白廉潔奉公，完全可以堵住那些臭嘴。但是，這樣一個事實確實又是存在的：棲身官場近15年，他一直都很矛盾，很是糾結，甚至時常為之痛苦不堪。很長一段時間，他都陷入該去還是該留、應隨波逐流還是積極做事的靈肉分裂之中。平淡下的壓抑、生而為人的憋屈，被激發(fā)淋漓盡致，又內斂而克制。

整個1920年代，《魯迅日記》里的“官老爺”周樹人，其“人設”基本就是一個“頹廢大叔”形象：既鄙夷官場又隨俗浮沉，既勤于職守又不斷自我懷疑，精神包袱非常沉重，身心狀態(tài)都是暮氣沉沉的。所謂“十年抄碑”，大抵與他這段為官生涯重合。我讀《魯迅日記》，總疑心他當時患上深度抑郁癥，而源頭就來自壓抑郁結的公務員生活。想甩開又需要，這是魯迅的“男人四十”之苦，演盡了中年男人的隱忍與悲哀。

因此，反過來又可以承認說，對于這個公務員身份，魯迅自己為何“戀棧”、為何因此不安、后來又何以會一反常態(tài)斷然掛冠而去，確實是很有意思的點。

對于“時為公務員的魯迅”，過去人不解內情，總同情他是“沉淪下僚”、“區(qū)區(qū)小吏”，可從近年一些研究看，這里面只怕充滿誤解。

1912年，魯迅32歲，在“貴人”蔡元培提攜下，正式參加工作。直到1926年，也即46歲那年，他才毅然決然地“凈身”辭職，擺脫體制羈絆，換取自由身。他的“公務員”生涯，足足占據(jù)15年的壯年時光。而從現(xiàn)有材料看，寄身體制內的魯迅，職位并不低，待遇也堪稱優(yōu)厚，前途更是一片光明。

下圖\辛亥革命后大清學部更名為中華民國教育部

魯迅供職的單位，是民國政府教育部，屬部級單位，職務是“僉事”。這“僉事”到底是啥官，一般意見是相當如今的科長。但前幾年，南開大學李新宇教授有長文考證了，從民國初年官制的看，實際遠比這個層級高，妥妥“高等文官”。在魯迅小說《故鄉(xiāng)》中，“豆腐西施”會對“我”說： “阿呀呀，你放了道臺了，還說不闊”，這話是有的放矢的。

要知道，魯迅的僉事一職，是由大總統(tǒng)直接任命的；而在彼時的教育部，比他還高的只有總長、次長、參事、司長等共 10 人，是社會教育司第二號人物，怎么可能是“小吏”？李新宇教授的結論是：其行政級別，比擬晚清品級相當正四品，放在現(xiàn)在則是副司級，而且掌握實權。也就是說，魯迅的“官職”，肯定說不上顯赫，但也絕對不小。

下圖\魯迅與之打官司的上司章士釗

而且，從《魯迅日記》看，魯迅在教育部任內，總體還是頗受賞識的，盡管一點都不積極，盡管晚期確實風波不斷，但也一直在逐步升遷，基本是“每兩年就升一級”。參加工作第4年即1926年，就“晉第三級俸”，是僉事及薦任官的最高等。李新宇教授說，那時的魯迅，論待遇“已經(jīng)不在司長以下”。

公務員時的魯迅，工資也是非常高的。他剛參加工作時，月工資到手是240 元；兩年后是 280元；四年后，升至300大洋；據(jù)1924訂立的《社會教育司職員表》，當時的“周樹人”應得月薪是360銀圓。也就是說，在辭職之前，魯迅的公務員月薪，不低于360大洋。這是什么概念？

1920年代中期，京城保姆月薪才2元，北京面粉廠工人每月7元，地方縣科員月薪50元，報館總編輯月薪150元，上海人家月入超過50元屬于小康，魯迅的360元月薪如何不是“人上人”？那時的魯迅，之所以也會捉襟見肘，是因為接連買了兩處北京四合院，是有幾十號口人坐等待食，尤其還有個揮金如土的嫂子，搬回多少都不夠。

所以，僅從待遇看，魯迅的這份公務員工作，可謂良差。京官素來難做，他祖父當京官之日得紹興老家接濟，，二品侍郎都窮到?jīng)]錢下葬，同鄉(xiāng)李慈銘貧瘁到要典當棉袍開火，境遇豈非天上地下？老師們愛說，“魯迅先生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其實他的收入只怕要超出當時90%以上的國人，即便是早期。

下圖\暗中給魯迅使絆子的上司傅增湘等

所以，魯迅不喜當官，心中隱隱早有歸計，但他需要這份工作，也找不到理由辭職。

依魯迅的天性與愛好，當官當然是出于不得已，是謀生之需。晚年時，他曾直白回應嘲諷，“目的是在弄幾文俸錢”。夏丏尊的《魯迅翁雜憶》還說他最喜歡拿官吏戲謔。

他出身破落讀書人家庭，“祖宗沒有遺產(chǎn)，老婆沒有奩田，文章又不值錢”，進身之路別無他途。可矛盾在于，他對功名利祿嗤之以鼻，對官場那一套深惡痛絕，對于任何官員幾乎都沒好言語，尤其是民國政府讓他越來越失望，對于每天坐班敷衍或忙碌于瑣末猥雜，自然會覺得是浪費生命。但要辭掉這份穩(wěn)定、優(yōu)厚、有地位的工作，若非被迫無奈或計劃周詳，他不敢輕舉妄動。

下圖\魯迅“工作室”

從周作人回憶來看，魯迅本來只想到上海當個編輯，可投了簡歷卻沒入選；在老家屈尊當個中學教師，又舉步維艱一地雞毛落荒而逃，直到北上教育部任職，人生才打開新天地。從現(xiàn)有材料看，至少在1924年之前，他還沒有真正的心理準備，去辭掉這個公務員職務。自家理想重要，還是全家人吃飯問題更亟需，至少在早期答案不言自明。所以，1926年7月的魯迅，何以突然快刀斬亂麻放手不干了，反倒成為一個疑點。盤究起來，也是意味深長啊！

其一，討厭官場，不愿上班浪費生命，當然是“首當其沖”的原因。據(jù)許壽裳回憶，魯迅供職的教育部，雖說是民國了，可每日蒸騰彌漫著的，依然是舊學部的衙門風氣，各種抽煙打牌叫局，各種迎來送往歌功頌德。魯迅局促于社會司偏東北一大通間辦公，“枯坐終日，極無聊賴”，10多年來都不勝其煩，又無可奈何。給老友寫信，他說是“枯坐衙門中，懷想彌苦”。

下圖\在摯友許壽裳引薦下，蔡元培招魯迅進入教育部

更困擾他的，是公務員事務的無聊、繁瑣乃至無意義。魯迅任職時，教育部多數(shù)坐班時間是8：00-16：30，他每早起床，不過早喝杯茶就去上班，中午與同事在西單大街一餐館包飯，晚飯時分才回家，幾乎15年如一日，看似老實本分實則是消極沉悶。新上司的刁難、永無休止的會議、避無可避的應酬與儀式、想好好盡責辦個圖書館卻到處受氣、而且還時時欠薪，種種官場怪現(xiàn)狀都讓他身心俱疲，心境甚是頹敗。

難道真的在這里吃飽等棺消磨余生？這當然不是魯迅。他人生的另一個轉折點，出現(xiàn)在1924年：那一年歲末，他統(tǒng)計全年開支，驚奇地發(fā)現(xiàn)，其業(yè)余的稿費收入竟然超過了本職收入，足足占了59%！那是報紙盛行、版稅制定、碼字就有錢掙的新時代，魯迅恰逢其會。而且，也正是在那前后，他的名氣更大了、約稿更多了、稿費更高至千字5—15元，這一切讓他愈加有底氣了。

既然在家寫作就能過上優(yōu)渥的生活，何苦還去機關苦熬？這個經(jīng)濟來源的大變動，很自然令他萌生去意。“娜拉出走以后”，有錢才能保障獨立與自由，這是魯迅下海做“自媒體人”的第二個動因。

此外，還有三個人生境遇的大動向，應該是最終促使魯迅下定決心的直接原因：不僅要告別舊生活，不只是辭掉體制內公職，還要毅然離京，離開朋友圈、離開過往的人們，到人生必地不熟的南方即廣州上海等地，去開啟新的生活。

這三大原因，時間線上幾乎是交纏重疊的，都在1923年之后：1，是與親兄弟周作人突然交惡；2，是終于遇上了生命至愛許廣平；3，則較鮮為人知的是，除了章士釗之外，他與三級上司夏曾佑、高步瀛、傅增湘都鬧不和，這些人暗中頻頻作祟，另其厭惡感到了忍無可忍之地，這些“內幕”日后的《談所謂“大內檔案”》諸文都有提示。過去，他是后無退路不免忌憚，如今龍飛于天海闊天空，又何須一再委屈示弱？“老子不干了”，這是魯迅疾惡如仇的硬氣。

總之，周作人之事，讓他感覺整個京城都是傷感之地，因為在長達30年的時間里，他一直都充當著“如父長兄”的角色，這起突如其來的風波不啻為心靈最重大的撞擊；與許廣平，由于畢竟有家室在身，又是師生戀，人情物議上都逼迫著他要考慮遠離眼下之地，另辟愛巢；而上司夏、高、傅三人，雖說都是近代大學者，可確實都屬“復古派”，在清流自持的魯迅眼里，無一例外都是“陰鷙可畏”、“可惡之至”，是道不同不相為謀。在1924年前后，這幾件大事日日糾纏，辭職遂成為必然。

1926年8月，“公務員”周樹人，正式遞交辭呈，每月360大洋的高薪棄若敝履，徹底告別15年之久的仕途生涯。隨著身份的轉換，現(xiàn)代中國最偉大的獨立知識分子魯迅，也正式開啟了他最輝煌璀璨的“自由撰稿人”余生。魯迅，不是住在荒郊野外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他的掛冠而去自然也有重重現(xiàn)實考慮，但他這一行為本身，也是以事實彰顯他的風骨的。民國文人，遍地風流，但是為了心中理想、為了所堅守的精神，不愿低頭寧折不彎，真360大洋工作都不要的，想來想去都惟有魯迅一人。

前賢嘉言懿行，俱已皆成昔日佳話，杳不可追。挖掘這一段“魯迅前史”，其實也是秉溫故方能知新之義，排除歷史的偏見、文字的遮蔽，還歷史以本來的面貌，褪去濃妝艷抹、刻意修飾，也讓一個真正的魯迅、一個也會愁緒縈懷的魯迅、一個同樣為工作為錢財為生計猶豫的魯迅，回到人世間中來。從無可奈何當著公務員，到立定主意辭職專事寫作，魯迅幾乎糾結了15年。這樣的魯迅，也許不夠英雄主義，反倒是更真實的，更可愛的，也是更偉大的。

是啊，毛姆說“此間哀樂都不過是過眼云煙而已”......有誰，不是裹著滿腹隱秘與心事，仿佛若無其事地活著笑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