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咸姐

胰腺導管腺癌（PDAC）是一種極具侵襲性的惡性腫瘤，因其早期診斷困難和對現(xiàn)有治療的高度抵抗，患者預后極差。尤其是在免疫治療領域，盡管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已在多種實體瘤中取得突破，但在PDAC中客觀緩解率不足5%，顯示出其獨特的免疫抵抗特性。然而，近年來的研究發(fā)現(xiàn)，部分PDAC患者腫瘤內(nèi)存在一種稱為“三級淋巴結構”（TLS）的異位淋巴組織，這些結構由T細胞、B細胞和抗原呈遞細胞聚集而成，與患者的較長生存期及對免疫治療的更好響應密切相關。TLS的形成依賴于腫瘤微環(huán)境中特定基質細胞的引導，尤其是具有淋巴組織形成功能的成纖維網(wǎng)狀細胞。在淋巴結中，這類細胞通過響應淋巴毒素β受體（LTBR）和腫瘤壞死因子受體（TNFR）信號，上調趨化因子如CCL19、CCL21和CXCL13，從而招募并組織淋巴細胞。然而，在PDAC中，腫瘤相關成纖維細胞（CAF）主要表現(xiàn)為由轉化生長因子β（TGFβ）驅動的肌成纖維細胞（myCAF）表型，這類細胞通常與免疫抑制和基質纖維化相關，而具有免疫促進功能的網(wǎng)狀CAF（rCAF）則極為罕見【1-3】。因此，盡管已知TLS的存在與良好預后相關，但在PDAC中為何僅部分腫瘤能夠形成TLS，以及TGFβ信號如何影響成纖維細胞的分化進而抑制TLS形成，仍缺乏系統(tǒng)性的機制研究。

為此，近日，來自美國 俄亥俄州立大學韋克斯納醫(yī)學中心的Andrew J. Gunderson團隊在Cancer Cell上在線發(fā)表題為Myofibroblast programming blocks differentiation of TLS-organizing fibroblastic reticular cells in pancreatic cancer的文章，發(fā)現(xiàn)myCAF中的TGFβ受體信號通路會阻斷與TLS形成相關的rCAF的分化，闡明了TGFβ信號通過誘導myCAF分化，阻斷LTBR介導的rCAF編程，從而抑制TLS形成的機制；同時證實拮抗TGFβR1可實現(xiàn)依賴于LTBR的T細胞和B細胞募集，并增強腫瘤控制效果。這項工作不僅揭示了PDAC中TLS形成的障礙，為克服PDAC免疫治療抵抗提供了新的策略，其機制也適用于其他對免疫治療耐藥的實體瘤。

本文研究人員首先 對九種源自KPC（Pdx1-Cre/LSL-KRas G12D/+ /LSL-p53 R172H/+ ）轉基因小鼠的PDAC細胞系進行了表征，以探究腫瘤基質免疫反應的異質性及其與腫瘤進展的關系。些細胞系被植入C57BL/6小鼠胰腺原位后，顯示出差異顯著的腫瘤生長動力學。為評估其體內(nèi)形成TLS的能力，研究人員使用了一種具有激動活性的淋巴毒素β受體單克隆抗體（αLTBR）進行處理。結果顯示，KPCL-1和KPC-6原位腫瘤在接受αLTBR治療后生長顯著減緩，腫瘤邊緣出現(xiàn)包含高內(nèi)皮微靜脈和CXCL13陽性細胞的淋巴細胞聚集體，而對照組則罕見此類結構。這些早期TLS聚集體主要由B細胞構成，同時伴有CD3 + CD8 + T細胞圍繞。流式細胞術分析表明，LTBR在腫瘤微環(huán)境中的多種細胞表面均有表達，其中成纖維細胞和內(nèi)皮細胞表達水平最高。值得注意的是，盡管腫瘤細胞也表達LTBR，但αLTBR治療并未上調其PD-L1或MHC-I的表達，表明促炎反應并非由腫瘤細胞直接介導。這些數(shù)據(jù)表明，激動LTBR是一種可重復的誘導淋巴細胞募集和早期TLS形成的方法，為研究異質性PDAC模型中影響TLS發(fā)育和功能的機制提供了實驗基礎。

隨后，研究人員 探究了其他KPC細胞系對αLTBR治療的響應，發(fā)現(xiàn)KPCL-4和KPCL-3細胞系既未產(chǎn)生淋巴聚集體，也未出現(xiàn)生長延緩，因此被定義為“TLS抵抗型”，而響應的KPC-6和KPCL-1則稱為“TLS允許型”。流式細胞術分析顯示，TLS允許型腫瘤富集ICAM-1 + VCAM-1 + 的rCAF，而TLS抵抗型則以ICAM-1 - VCAM-1 + 的myCAF為主。同時，TLS抵抗型腫瘤中αSMA表達和磷酸化SMAD2信號均更高，反映出myCAF和TGFβR信號通路的活化。這些CAF表型的差異與αLTBR處理后TLS允許型腫瘤中PD1 + TCF1 + 干細胞樣CD8 + T細胞、PD1 + TCF1 + 耗竭CD8 + T細胞以及PD1 + CXCR5 + Foxp3 + CD4 + 濾泡輔助性T細胞的顯著增加相關。這些數(shù)據(jù)表明，不同小鼠PDAC模型對TLS誘導治療（如LTBR激動）的響應差異與CAF表型異質性密切相關，且這種異質性不能簡單地用腫瘤細胞的內(nèi)在差異或基線水平內(nèi)源性TNFR和LTBR配體的升高來解釋。

基于以上發(fā)現(xiàn)，研究人員從小鼠皮膚分離原代成纖維細胞，深入探究TNFR/LTBR信號對其分化的調控。實驗結果顯示，TNFα與αLTBR聯(lián)合處理可協(xié)同上調VCAM-1及趨化因子CXCL13和CCL19的表達，而TGFβ1處理則抑制VCAM-1、PDGFRα和LTBR的表達并上調PDGFRβ（TGFβ信號傳導的直接靶點，并且是TGFβ誘導的myCAF分化的標志物。）。更重要的是，TGFβ1預處理完全阻斷了αLTBR介導的VCAM-1上調及趨化因子的誘導，同時促使成纖維細胞上調myCAF標志物Acta2和Ctgf。而IL-1α或干擾素單獨或聯(lián)合αLTBR處理均未能誘導出rCAF的分化或趨化因子表達。從正常小鼠胰腺分離的成纖維細胞與皮膚成纖維細胞在基線標志物表達及對TGFβ1和TNFα/αLTBR的響應上表現(xiàn)出相似的模式。這些數(shù)據(jù)表明，TNFα和LTBR共同介導的成纖維細胞網(wǎng)狀編程可被TGFβ誘導的myCAF分化所拮抗。進一步通過Transwell遷移實驗證實，初始B細胞、初始CD8 + T細胞及Th1型CD4 + T細胞向TNFα/αLTBR激活的成纖維細胞遷移均顯著增強，而當成纖維細胞預先經(jīng)TGFβ1處理分化為myCAF后，這種遷移能力被顯著抑制。值得注意的是，用TNFα/αLTBR處理TLS允許型KPC-6腫瘤細胞并未誘導CD8 + T細胞的遷移，這證明成纖維細胞而非腫瘤細胞是該模型中主要的淋巴組織形成細胞。這些結果表明，myCAF編程通過抑制趨化因子表達，阻斷了淋巴細胞向rCAF的遷移。

那么， 抑制TGFβR1信號能否逆轉rCAF表型的抑制呢？答案是肯定的。體外實驗顯示，TGFβR1拮抗劑可解除TGFβ1對TNFα/αLTBR誘導的Cxcl13和Ccl19表達的抑制，并阻斷myCAF分化。體內(nèi)實驗中，在TLS抵抗型腫瘤中聯(lián)合αLTBR與TGFβR1抑制劑可將CAF從myCAF重編程為rCAF，并顯著延緩腫瘤生長，而任一單藥治療均效果有限。此外，在TLS抵抗型模型中聯(lián)合化療（吉西他濱和白蛋白紫杉醇）與αLTBR及TGFβR1抑制劑可以進一步增強抗腫瘤效果。為明確CAF是否為TGFβ信號的關鍵靶細胞，研究人員構建了CAF特異性TGFβR1敲除小鼠，結果顯示，在成纖維細胞缺失TGFβR1信號的情況下，αLTBR治療足以誘導rCAF表型、增加T細胞和B細胞浸潤，并顯著縮小腫瘤體積。進一步地，研究人員通過對TLS抵抗型腫瘤進行αLTBR聯(lián)合TGFβR1抑制劑治療，成功將myCAF重編程為rCAF。流式細胞術分析顯示，經(jīng)聯(lián)合治療后，腫瘤內(nèi)CD8 + T細胞和B細胞的浸潤數(shù)量顯著增加。然而，只有CD4 + 和CD8 + T細胞的減少削弱了αLTBR聯(lián)合TGFβR1抑制劑治療的效果，表明治療效果取決于T細胞。有趣的是，盡管早期TLS的總數(shù)相似，但清除T細胞后聚集體尺寸減小，且CD8 + T細胞在早期TLS內(nèi)的駐留消失，這表明僅靠B細胞聚集體不足以發(fā)揮功能，需要T細胞來介導抗腫瘤免疫。

最后，研究人員 利用空間轉錄組學技術對PDAC患者腫瘤樣本進行分析，發(fā)現(xiàn)rCAF富集的點顯著富集于TLS及其鄰近區(qū)域，而myCAF富集的點則主要分布在遠離TLS的腫瘤實質區(qū)域。通過計算TLS聚集體周圍不同距離內(nèi)的CAF豐度，研究人員發(fā)現(xiàn)rCAF的豐度在靠近TLS處最高，并隨距離增加而逐漸降低，myCAF則呈現(xiàn)相反分布。此外，TLS近端的rCAF亞群中TNFR和非經(jīng)典NF-κB信號激活水平較高，而TGFβR信號水平較myCAF降低。由此在人類PDAC中也證明，rCAF與TLS存在密切的空間關聯(lián)，而myCAF則定位于TLS遠端。

綜上所述，本研究表明，在PDAC中，TGFβ信號通過誘導myCAF分化，拮抗了由TNFR/LTBR信號介導的rCAF編程，從而抑制了TLS的形成。通過聯(lián)合抑制TGFβR與激活LTBR信號，可將myCAF重編程為rCAF，恢復趨化因子表達，促進T細胞和B細胞向腫瘤內(nèi)浸潤，并增強抗腫瘤免疫反應。這一機制在人類PDAC樣本中也得到了驗證，為克服免疫治療耐藥提供了新的聯(lián)合治療策略。

https://doi.org/10.1016/j.ccell.2026.03.004

制版人： 十一

參考文獻

1. J Gunderson, A., Rajamanickam, V., Bui, C., et al. (2021). Germinal center reactions in tertiary lymphoid structures associate with neoantigen burden, humoral immunity and long-term survivorship in pancreatic cancer.OncoImmunology10, 1900635.

2. Saute`s-Fridman, C., Petitprez, F., Calderaro, J., and Fridman, W.H. (2019). Tertiary lymphoid structures in the era of cancer immunotherapy.Nat. Rev. Cancer19, 307–325.

3. Khanal, S., Wieland, A., and Gunderson, A.J. (2023). Mechanisms of tertiary lymphoid structure forma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inflammation and antigenicity.Front. Immunol.14, 1267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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